经方究竟能不能加减呢？加减后的方剂还算不算经方呢？

中医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经方在使用过程中，一味不能增，一味不能减，甚至剂量都不能改动，必须用原方原量。并对临床上如此开方的医生大加赞赏。

那么经方在临床治证上究竟能不能加减呢？加减后的方剂还算不算经方呢？

带着疑问，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尝试着来剖析一下这个观点。

首先，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真理内容的客观性决定了真理的一元性和绝对性，由于客观物质世界按自身规律永恒发展以及人在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的曲折性，也就是无限发展着的客观物质世界本身的相对性以及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曲折性决定了人对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认识对象的认识同样具有相对性的特点。

站在真理绝对性的角度，方药包括药的品种和剂量，与人体所患病证合证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一一对应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客观物质世界本来就存在的，而人通过认识实践的认识论循环，发现了这种联系，然后在认识层面建立了这种联系。

那么这种联系是不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哲学概念上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和固有属性，客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永恒运动的绝对的，其静止是相对的，客观物质世界按自身规律永恒发展。也就是方药和合证的一一对应联系是绝对的，但形成这种对应联系的条件是动态的、相对的，人的认识是否能发现这种联系也是动态的、相对的。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现代的药和古代的药虽然品种相同，但是成药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比如生长环境、生长年限、品种品质的变化等等，让其药效作用与古时候相比发生了一部分改变，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药的剂量自然也要随之而变。

在合证相同的条件下，对于方药和合证的一一对应的联系的认识和把握，目前是否有人超过张仲景呢？

我们知道，仲景写伤寒论所参考的资料中《胎胪药录》已经遗失，诸多迹象表明，《胎胪药录》对于药物与人体联系的认识可能是超过《神农本草经》的。而目前单从对于中药的认识方面是否有超过《神农本草经》的呢？大量的证据表明，除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仅在药品数量上超过《神农本草经》之外，并未有人对中药的认识超过《神农本草经》。再结合其他方面的信息，比如日本对白虎人参汤的研究等信息，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在方药与合证的一一对应关系上，未有超过张仲景者。

那么张仲景临床治证时是如何开方的呢？

以小柴胡汤为例，伤寒杂病论原文第96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一枚；若渴，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楼根四两；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覆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

从伤寒论的原文中，我们可以知道，仲景遇到一个证型，一般根据证型的主要方面以一方【主之】，而根据证型的其他次要方面的变化对药物予以加减，而这就是为了建立起方药与合证的一一对应的联系，这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做法。

由此引发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定义经方呢？从语义上来说，是经典之方，通常我们习惯将张仲景方剂为代表的汉代及其以前经典医药著作中记载的方剂称为经方。如何才能成为经典呢，必然是在实践中被不断检验对一个证型有效的方剂才能成为经典。从真理绝对性的角度，只有与合证完美地一一对应起来的方剂才能经受住实践的不断检验。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也只有与合证完美一一对应的方剂才能称为真正的经方。从这一定义出发，自然能够理解倪海厦为什么说经方是绝对处方。而后世时方罕有能达到方药与合证一一对应，自然临床疗效没法与经方相比，当然如果时方中有能达到方药与合证完美一一对应，则其也就成为经方。

我们通常认为，仲景是经方的主要传承者和集大成者，他手中的经方一部分传承自神农伊尹等先辈医家，一部分可能由其本人根据临床治证从参考的医学文献中自行组方而成，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将其与证型一一对应分类系统化。

再有，方药和合证的这种一一对应的联系，我们是否全部找到了呢？正如张仲景在伤寒论原文序中所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仲景只是在自己的认知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找到了方药和合证的这种一一对应的联系，并且依然保持着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

后世医家对张仲景及其以前的方剂的加减化裁，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根据《伤寒杂病论》原文加减，就是临证，仲景如何随证加减便如何加减；第二，根据辩证，将《伤寒杂病论》所载众多方剂进行组合加减；第三，根据辩证，选用《伤寒杂病论》常用药物对方剂进行加减；第四，根据辩证，从《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中自行选取药物进行组方或对伤寒论所载方剂进行加减；第五，根据辩证，选用后世时方与后世药对伤寒杂病论所载之方进行加减；第六，根据辩证，从后世药中自行选取药物进行组方等等。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知道，如果在病人所患合证相同的前提下，我们选择张仲景的组方更容易建立方药与合证的一一对应的联系，这也是经方家被推崇的内在原因。而为了能够比较完美地建立方药与合证的一一对应，有时候对于传统经方的加减化裁是必要的，更何况在漫长的经方流传历史中，有一部分方药与合证一一对应的经方可能会遗失，不仅这部分需要后世之人重新找出来，而且前人未发现的方药与合证一一对应的联系也需要后世之人继续发现和传承。

从这一点来说，视频最开头提到的那种观点，只有在方药与合证建立了正确的一一对应的联系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如果只知道真理的绝对性，而无视真理的相对性，只看到传统经方过去曾经建立的一一对应的联系，而忽略了合证变化带来的方药加减化裁的必要性，就是刻舟求剑，就陷入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