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价格还是卷价值？中国经济无需二选一

文 | wzz

6月1日，2024年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当被问及行业价格战的看法时，余承东表示：“现在智能电动网联汽车中，全世界‘Number One（第一）’的卷王应该是比亚迪，因为比亚迪有超低的成本……我们不善于卷超低价格，我们还是善于卷价值……”

此话一出就成为了车圈的热点，除了一些认为华为在智能驾驶有优势和额外附加值的支持者外，主要的声音是华为又搞高价低配，比亚迪才是真实惠。

但是，各个企业在不同时间，不同产业上的策略是高度变化的，不是卷价值或卷价格就能简单分类的。如果将考察的时间拉长，华为在老本行通信领域，就曾很善于卷价格，目前的诺基亚就是内卷的失败者联盟，经常被戏称为诺基亚西门子摩托罗拉阿尔卡特朗讯贝尔北电公司。知乎上也有提问：“为什么说通信行业是被华为搞坏的？”而在更近一些的手机行业，华为曾在2019年-2020年通过以自研芯片为代表的垂直整合实现过较大的成本优势，并曾主动发起过价格战。

比亚迪实际上也不只是进行价格战，仰望、方程豹和腾势D9都在高端的价位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汉在上市之初也曾是国产品牌较早在20-30万价格区间打开局面的车型，只是后来逐渐降价至16.98万起。而目前比亚迪擅长卷低价，中端不行的印象可能来自于20-40万价格区间的拉胯，特别是腾势N7这一尝试卷服务和卷豪华感的产品表现不佳的结果。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卷价值和卷价格代表了两种商业及技术路线，在更近进一步的讨论之前，需要给出更明确的定义：

卷价值是提供更多使用价值，并试图获得更多增加值；而卷价格则指通过技术进步节约成本并进行价格竞争。与卷相对的可能是垄断化，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苹果化”；也有可能是计划经济。从这些路线出发，我们也能一探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卷价值”与“卷价格”的争议出发，本文试图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讨论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问题、机遇与前路。

文章8000余字，内容略硬核，暂时没完整时间阅读的读者还请先收藏一波。

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

卷价格是一家或几家厂商的问题，而商品价格普遍性的上涨和下跌，则称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因为一般来说这是由货币造成的。在如今舆论场对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中，主要是以鼓吹和夸张通货膨胀为主的，因为这样更能调动大众的情绪。

但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能够大规模生产，且原料受自然条件限制很小的工业品，随着技术进步，其价值会不断降低，而价格是否降低，则和市场垄断程度、厂家的商业策略等有关。今年2月，比亚迪将旗下秦PLUS DM-i（即插电混动版）的价格调整为7.98万元起售，对A级市场带来了新的冲击。

各个合资车企面对销量下滑，大多以降价应对，例如丰田将卡罗拉最低配降至7.98万元，相比2018年降价34%。这不是汽车行业独有的现象，在过去几十年中，彩电、冰箱、电脑、手机（后两者一般是加量不加价）都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夸张地说，这六年里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用于购买卡罗拉等汽车产品，购买力（也代表一部分实际工资）上涨了近50%。如果从统计数据的角度而不是个例的角度来看，小汽车整体同比贬值超过5%（这个数据是一年内的变化）。

在竞争较为充分的情况下，工业品价格有普遍降低的倾向，表现为通货紧缩；而通货膨胀则主要发生在不能无限制扩大再生产的领域，主要是和土地相关的领域，例如农产品、矿产和商品房，另外还有垄断企业的产品，例如黄狗的显卡、英特尔在AMD竞争力较弱时长期挤牙膏的产品等等。

实际上，丰田在北美的表现，也符合这一点，在一些渠道下，卡罗拉在美国的价格高达3万美元，即21万人民币作用，是中国的近三倍。

日系车到底是怎么好意思说别人减配减料的呢

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来说，往往温和的通货膨胀是更好的，这不难理解，在商品经济中，存在着惊险的跳跃：“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资本论》

这即是说，在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存在着困难。而通货膨胀分为几种，可能是消费者收入较高，手头宽裕，持有较多的现金，总之表现为一个旺盛的需求，那么对于工业生产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这将有利于商品价值实现，从而使惊险的跳跃不那么惊险；而另一种则代表着生产端的无力和短缺的供给或者原料成本提高带来的冲击，甚至可能会导向恶性通货膨胀。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从国家的层面上来看，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一直是一个通货紧缩的源头，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则往往是通货膨胀的源头。中国向外输出通货紧缩，面临输入性通货膨胀；欧美向外输出通货膨胀，面临输入性通货紧缩。

在工业生产中，主要存在两种要素，分别是劳动力（labour，简写为L）和资本（capital，简写为C），而技术变化则经常反映为两种要素使用量的上升和下降，或者说利用（using，简写为U）和节约（saving，简写为S）。

考虑这两方面，技术变化一共有四种，一是CULU（capital using-labour using）即利用更多资本和劳动力的技术，这无疑是一种更劣的技术，可能只在需要其他要素并且生产规模扩大的瓶颈在这种其他要素上时才会被使用，例如农业生产当中追求单位土地产量但人均产量下降的小农经济，在工业生产当中较少见到。

第二种是CSLS（capital saving-labour saving）即资本和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这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一种更好的技术。

此外还有CULS（capital using-labour saving）即利用更多资本的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和CSLU（capital saving-labour using）即利用更多劳动力的资本节约型技术。

在商品经济下，这两种技术哪种会被采用，则要看具体的劳动力价格，当劳动力价格便宜时，CSLU会被更多采用，考虑极端情况，当劳动力价格为0时，只会采用CSLU技术。而从人类社会一般的角度来看，CULS技术是更好的技术，这代表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必须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速度一般为5-20%每年，而劳动力增长速度一般为0.1-0.2%每年，因此，技术不变的扩大再生产存在着资本相对过剩和劳动力相对不足的趋势，长此以往，会造成劳动力议价能力上升和价格上涨。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节约劳动力的CULS技术会比利用更多劳动力的CSLU更多被使用（除非遇到劳动力价格非常便宜的未工业化地区，通常为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加上CSLS技术，一般是CSLS和CULS两种技术被更多采用。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这也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例如一件商品价值12元，原料和机器折旧为6元，劳动力价格为4元（机器和劳动力都是分摊到单件商品上的值），剩余价值为2元。

当一个企业使用了CULS技术或者CSLS技术后，仅需要2元的劳动力（CULS技术的机器折旧可能会略有上升，但相对于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往往可忽略），就会将成本降低到8元，而商品的社会价值还是12元，剩余价值变为4元，存在2元的超额利润。劳动力价格：剩余价值从2：1变为1：2，在工作日不变的情况下将会相对地改变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比例，提高剩余价值量，因此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在这个过程中，单个劳动力单日经手的原料变为了原来的两倍，即单位劳动力推动了更多的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提高。一般来说，这家发生技术进步的企业可以在成本8元到社会价值12元之间可以根据需要定价，进行价格战，考虑到产量的提高，为了扩大销路，一般也需要降价。

而在大量企业都发生了技术进步后，超额利润将消失，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会发生下降。大量部门都发生此类技术进步，生活必需品和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料价格也会下降，进而可能导致工资下降，相对剩余价值上升，表现为社会层面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传统上将这种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实现技术进步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视为资本主义进步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需求结构，即单位劳动力的消费量一定的情况下，这种技术进步反而有可能使相同总需求对应的劳动力数量下降，进而造成失业和总需求的进一步下降，往往表现为通货紧缩螺旋，如果国家不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一螺旋过程的终点可能将是劳动力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CSLU技术获得一定成本优势的状态，此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可能会重新扩大。

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当中，中国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和土地相关的，不能无限制扩大再生产的，有通货膨胀倾向的部门平衡了总需求，这也可以理解为地租化，并通过比技术进步节约劳动力更快地扩大再生产来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稳定。

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劳动力市场的平衡被打破。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货币工资的稳定（并且随着工业品价格普遍下降，实际工资相对上升），避免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技术进步对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是接下来一个阶段的问题。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企业，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失业、总需求下降和通货紧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不是均匀的。就比亚迪个例来说，它导致了对合资车需求的大量下降，而合资车厂主要位于北上广及其他沿海地区，在这里失业的劳动力较为容易被当地劳动力市场吸纳，并且减少了对外资零部件的购买，减少了货币流出；而比亚迪在内地规划的大量工厂则带动了当地就业，提供了收入，并带来了一定的通货膨胀的倾向。

这个过程也在重塑整个中国的产业结构，降低了内地劳动力前往沿海打工的需要，增强了中国的抗风险能力（包括核打击等），也有可能改变地租分布甚至降低地租总量。因此本轮电动汽车行业造成的通货紧缩的主要输出到了外部，但这也有可能导致报复性关税甚至是战争风险。

卷价值

与卷价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卷价值则提供更多使用价值，并试图使这些新的使用价值被社会承认，以使其价值得到实现。在我们一开始讨论的例子中，华为在自己的新车上加入了很多配置，包括冰箱彩电大沙发，智驾水平可能有一定的优势（有争议）。这对合资豪华品牌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些观点认为，宝马X5最近销量大跌和降价与华为的竞争有很大关系，而X5曾是宝马在中国市场的现金奶牛。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路线的成功在之前就曾被理想旗下的SUV证明过，在当时理想旗下的L9实现了和宝马等豪华品牌的有效对抗，之后华为更进一步，对理想和宝马等豪华品牌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也有观点认为M7是在理想取得成功后仓促上马的不成熟产品，这些细节不过多赘述。总的来说，如果考虑到合资豪华品牌之前高价低配的行为，可以发现嘴上说卷价值，但无论华为还是理想，都还是在打价格战。

但从更广的层面来看，提供更多使用价值可能是缓解内卷的一个方向。新部门的出现将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从原有部门转移到新部门，在以前，这些劳动力在同一个部门中相互竞争，而在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情况下，则是分工关系，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竞争烈度。孟捷老师认为：“这扩大了整个社会劳动的体系，扩大社会分工的体系，扩大了人的需要的体系；另一方面为企业的盈利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这样写道：

“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采用新的方式 （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以后再谈｝；

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

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 （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

不仅是直接的发明新产品能够达成这一目标，当技术进步使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将原本的奢侈品价格降到大众消费品价格，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例如电动汽车及电驱混动汽车因为电驱动的动力特性对内燃机+机械体系巨大的优越性，包括低速动力响应、电控系统带来的精准控制、动能回收带来的能量节约等等，使得30万左右的电动汽车及电驱混动汽车可以配备相当于原本100万级豪车的动力，这也曾是特斯拉的一大卖点。

再比如华为、小米、荣耀、OPPO最新款的旗舰手机搭载了卫星通信功能，提供了额外的使用价值，使原本昂贵笨重的卫星电话小型化、模块化，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手机圈的内卷情况（也有观点认为这是智商税）。

垄断竞争

在欧美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新部门和新产品的产生是非常重要的，但卷价格的现象非常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垄断竞争，欧美的大型垄断企业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色彩逐渐淡化。如果说中国存在着一定的地租化现象，在近些年的大通胀中，欧美则表现出了全行业的地租化。

垄断竞争一般表现为，通过技术优势占据一块地盘，在这块地盘相对稳固（即寡头化或者完全垄断）之后，控制产品性能增长、产量和价格等，整合供应链，进行降本增效，削减研发投入，提高短期财报表现，但较少考虑企业长远发展。更现代一些的玩法还有投入重金进行市场营销，打造品牌和增强软实力，营造理念和生活方式、搞环保，如此运行20年，直到竞争者闯入。

形象地说，我愿意将其称之为苹果化，想想苹果近几年乏善可陈的产品更新，就能大致感受到这是一种怎样的商业模式：取消附赠充电头，IPhone的屏幕刷新率、拍照、续航、充电速度、信号等等多年处于吊车尾状态；IPad为了和IMac进行区分，虽然搭载了极高性能的芯片，但是完全没有配套的软件；不管哪种设备，内存（DRAM）和硬盘（NAND）贵得跟金子一样，最适合当前软件的存储配置要被阉割掉恶心人……

当然，这也不只是苹果一家企业和消费电子一个行业的问题，在很多行业，多家寡头会心照不宣地维持价格水平，阻碍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品降价。

上世纪的电信设备、2010年前的功能机、近几十年的合资车等等都呈现出这样的竞争格局，而这种状态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也有可能被长期进行技术投入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后来者打破，诺基亚西门子摩托罗拉阿尔卡特朗讯贝尔北电遇见了他们的华为，诺基亚迎来了自己的IPhone时刻，合资车遇见了中国电动汽车（及电驱混动）产业，笔者不禁想问那么苹果（或者黄狗）的IPhone时刻在哪里呢？

与这种情况相反，中国市场经济的垄断竞争程度是很低的，在中国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工业中心后，中国国内产品竞争烈度也是极大的，更新速度极快，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电商平台能够覆盖的范围。而在欧美日等市场，往往就像到了中国偏远地区小县城的手机大卖场、电脑城、实体店一样，积压着旧款过时型号的各种消费品，如果被国内机圈人士看到，不免要说一句智商税。

而中国国内的一个特点形象地说就是，容不下智商税，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往往是能省则省，较少通过分工而较多通过自己小生产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

而在企业一侧，甚至经常出现寡头企业本身参与逐底竞争，例如比亚迪本身呈现出很强的上下游整合特征，从锂矿开采、电池制造、IGBT到整车制造的大量环节在一个企业内部完成，在传统的垄断资本分析中，这被称为联合制，在当时常见于矿产企业和加工企业的联合（参见希法亭《金融资本》相关论述），但即使完成了产业垂直整合，比亚迪仍然在进行高强度的价格战。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汽车行业大规模破产重整之后才会发生变化。

这种状况的好处在于，低廉且稳定下降的工业品价格以及相应的较高水平的实际工资和巨大的经济/创新活力。但是大量企业处于微利运行状态，货币工资水平较低，也给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资本劳动集体谈判留下了较小的空间。

如何利用好低成本优势，处理好通货紧缩的潜在风险，实现长远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一个可能的路径是，在相对紧缩的时期推进国有化的进程。

实际GDP不存在

最后，笔者想以GDP指标为核心谈谈增长问题。我们知道，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而在对增长进行分析时，需要使用实际GDP增长率，即扣除掉物价变化之后的GDP增长率，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只考虑名义GDP，那么只需要印钞提高物价水平就可以实现增长了。但实际GDP的使用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已故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柳欣老师曾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实际GDP不存在的观点，主要理由分别是：

1.在企业经营中，成本收益计算完全是以货币计价的，如果发生通货紧缩，即使存在较高的实际GDP增长，在现实中也会是大量企业亏损破产的严峻经济形势。

2.物价指数的统计本身存在问题，由于产品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使得物价不具有可比性。

3.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下，异质实物产品的加总本身不可行，这是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中的资本加总悖论。

以上内容的理论基础比较复杂，笔者在这里给出一个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的较为简单的版本：在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定价来自于价值，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工业品生产中，随着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商品将消耗越来越少的劳动时间，其价值随之减少，因而商品价格存在着一个逐渐降低的趋势。

而实际GDP的计算，本身暗含了商品价格不变的假设，这固然避免了通过通货膨胀使GDP增长的取巧操作，但已经和大工业生产的现实情况互不相符。既然商品价格不变，那么实际GDP比较的就不是价值总量，而是使用价值量，即实物的数量。今年生产了20件产品，每件5元，明年生产40件产品，每件2.5元，在币值稳定的情况下，价值量不变，但实际GDP的增长率是100%。

概括地说，实际GDP是以基期（某一个基准年）价格（由基期价值决定）为权重，对使用价值进行的加总，随着劳动生产率和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这个权重会越来越失真。

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经济增长主要和扩大再生产联系起来，在工业化进程当中，扩大再生产将不断地引入新的生产设备和劳动力，整个经济体生产的总价值量逐渐提高。但在工业化完成后，社会生产的价值总量本身可能会保持不变，甚至由于劳动人口减少或者非生产性劳动的引入而降低。但是一般来说，使用价值，即有用的实物量总会增长。

一些观点可能会认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间存在着一个比例关系，引入复杂劳动会使得经济体生产的价值量上升。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中，存在着简单劳动复杂化和复杂劳动简单化的趋势，前者指简单劳动的标准不断上升，在21世纪初，会office三件套可以说是少数大学毕业生才能够进行的复杂劳动，但在今天，这无疑只是一种简单劳动了。（不过现在据说好像又出现了不少年轻人不会用电脑的趋势）

后者则指原本的复杂劳动过程会有被拆分为几个简单劳动过程的趋势，或者因为自动化辅助设备而大大简化，因而引入复杂劳动使经济体生产价值量上升总是不长久的，除非建立起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壁垒，例如和封建行会类似的各种同业协会，但这也是一种地租化的状况。

从新古典观点出发得到的一些经济增长理论，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看往往是滑稽可笑的，例如认为“服务业效率高”，实际上指的是服务业会产生大量价值。但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说，产生大量价值实际上意味着使用了大量劳动力，这实际上是劳动生产率低下的表现。

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实现经济发展意味着：随着工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部分劳动力在工业部门不再被需要，被排挤到服务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按照劳动价值进行交换，一个工业部门简单劳动力产出的价值和一个服务业部门简单劳动力产出的价值基本是一样的。

而假如按照实际GDP的计算方法，认为工业部门的产品价格不变，随着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一个工业部门简单劳动力生产商品实物量的增加，其产出迅速增加，而两者仍按劳动价值进行交换，在服务业部门就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因此服务业确实能吸纳大量劳动力，但利用劳动力生产使用价值的效率并不高。

而在充分工业化后，甚至会出现价值总量不变或降低（进而名义GDP不变或降低），价格水平降低，使用价值量增大，实际GDP增长的情况。例如2023年河南省和黑龙江省出现了名义GDP负增长和物价水平下降的情况，河南的GDP实际增速最终为4.1%，黑龙江省则为2.6%。可见在中国经济的一些局部，已经存在着需要警惕的通货紧缩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如此显著的通货紧缩（货币购买力高），人民币兑美元始终处于低位，除了美联储加息带来的利差，也反映了国际资本和一部分亲西方国内资本（罕见）的观望态度。客观来说，在美联储加息、国际汇兑市场大幅度波动、房地产大幅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经展现出了极大的韧性，汇率维持在当前水平已属不易。

而在未来的美国降息周期中，随着中国汽车等产业出口的增加，人民币仍有一个巨大的升值空间，按照工业品购买力考虑可能在50%到200%之间，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也会随之快速提高，相对应的还有廉价的外国商品，例如阿根廷的牛肉，随着这些商品进口的增加，汇率会稳定在一个新的合理区间。

而以本币计价的名义GDP增长，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由一个偏紧缩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温和膨胀的经济体（笔者也并不是鼓吹大水漫灌，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较高的资产价格泡沫肯定代表着更大的风险，好在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已经被提前处理），这也依赖于一个健康的货币银行体系。而整个世界未来的经济发展，其希望可能在于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这需要我们发扬更多的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