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长大耽误太多时间”是一个张朝阳也没理解清楚的复杂事实

　　“在中国长大耽误太多时间”的事实是存在的，但不是张朝阳理解的那么简单。

　　存在这样的事实，是指对不占多数的一部分人来说这是显然的事实，同时，对占多数的另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不被人理解的隐含事实，并且，拿中美整体对比的话，结论也不会很简单，这也当然不是对比评价中美社会的一项指标。

　　对少数更有能力的中国孩子来说，他们的成长，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事实上的社会不公：基础教育不是真正的按能力来筛选的，而是按简单勤奋来筛选的——它要求孩子们把尽量多的题都做过，并且把手练得足够熟。对能力上早早领先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境遇相当于，一个高个子的孩子要想进篮球队打球，需要先在1000米测试上拼掉足够多的人。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太多（当然不是以能力见长）的人在要求他们理解力下的那种所谓公平——他们的理解力下，能力就是简单勤奋的积累，即使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勤奋必然性地获得能力。并且他们相信只要照顾好多数的他们，其他一切都可以自然得到解决，根本就不是问题，也不存在另外的不公平。而中国教育的普及和人口基数，以及西方对手们在犯更严重的错误，加在一起，让我们事实上有这样一条发展和崛起的出路：即使很多人能力与其工作不匹配，我们也有花更大的实践代价及更多的时间来调整好的机会——客观情况允许我们犯这种错误而最终取得成功。

　　这种事实上的社会不公，让有足够真水平或有这样潜力的人才成长难度增加，也让他们更晚懂得他们的潜力和目标所在，这当然是需要更长的成长时间的。而那些原本能力难以适配其工作的“人才”，也需要更多时间来用实践来提升他们的能力——这当然不会完全能补救好，甚至能有明显补救效果的人也不那么多，但总比没有补救要好很多。这当然也需要更长的成长时间。

　　这里所说的能力，指的是思维和认识的能力，而不是实践动手熟练的能力。思维和认识的能力主要是早期教育后天培养出来的，与遗传基因基本没关系（只要别有先天智力低下缺陷就行），这和实践动手能力一样是后天的，只不过它需要更早和更好的早期教育，晚了的话，现有社会条件下事实上不可逆转。

　　对这种思维和认识能力，中国人传统上是相当看不起的——我们一直顽固地错以为认识是与实践同步的，就算我们漫长历史上就是实践最丰富、最勤奋却依然换得最少的对真正客观规律的认识，也改变不了我们的错误观念。在这种错误观念下，从事认识工作的人不被重视，历史上的成功都是人民大众的实践成功，历史上的失败则全是少数士大夫阶层的认识失败，只要属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就不会出错，只要出错一定是有极少数人把本该毫无问题的认识搞错了——连人民史观都要被歪曲理解到如此地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对中国历史起了极其关键作用的认识，但这样的历史并不足以让我们真正理解和重视认识。从事认识工作的阶层——知识分子，也曾地位相当低下，虽然我们一直与时俱进地随实践改变我们的具体认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社会真正要不出问题地高速发展，需要的却远不止是与时俱进，而是认识必须要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样超越时代。思维和认识能力所遇到的这点障碍，只是我们不重视认识这个数千年顽疾所产生后果的一个不起眼的具体体现。

　　缺认识方面的人才，在历史上总有办法解决，只要肯花时间和代价；但实践上一旦有严重缺陷，却会有更直接的严重后果。如果我们的文明能一直孤立发展，“实践比认识重要”这个结论就似乎一直会成立，除了最终文明总会因缺乏进取和发展迟滞而灭绝之外，没有别的负面影响，我们很可能继续在改朝换代中延续很久。但这个世界上偏偏就有重视认识的西方人存在，他们还同时是极端野蛮的侵略者，直接用鸦片战争等入侵行径让我们提早看到了缺乏进取和发展迟滞的后果。我们接受了西方人的认识成果（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也产生了自己的一系列思想上的新认识，这才成功救亡图存和重新崛起，但不重视认识这个我们文明的最大顽疾并未根除，甚至还尚未被正式承认，这个顽疾不除，其他具体的治标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西方人（或其他外部文明）自身有更严重缺陷，是我们可以至今也不认识、不改正自己缺陷就可以战胜他们的原因所在。但西方（或别的文明）未必永远不改正他们的缺陷，即使永远如此，我们自身的缺陷也一定要用文明竞争之外的其他方式最终产生致命后果，这是我们非正视和改正缺陷不可的原因所在。

　　因此，这种“少数人的成长时间过长”，绝不能因为只针对少数人而不予重视，也不能用并不完全理解问题实质而触及问题的张朝阳的身份地位来否认事实。

　　另一种成长时间过长，则是针对所有人的：我们社会的教育整体上比西方更有优势，的确剔除了很多对社会有危害的个性，让整个文明可以更容易地团结在一起，但同时也简单粗暴地磨平了对社会有利的很多个性。这种磨平，是针对所有人的。这种个性缺失之下，人要认识到自己适合做什么，追求什么生活，当然也是有困难和必须付出额外成本的。并且，我们社会的正常发展，是需要对社会有利的这些个性的。这造成了所有的人都要在自己工作实践中被迫重新补回这样的个性。这样的亡羊补牢，聊胜于无，且肯定要付出更多时间和代价，这当然意味着成长时间更长。大量缺乏足够个性的人涌入社会，并且如前所述，高水平人才还欠缺能力，整个社会当然要陷入比较残酷的内卷竞争，这不仅仅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也不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相当多地是我们简单粗暴的错误带来的后果。

　　这后一种成长时间过长，在个性有所缺失的人眼里是不容易被看到的，看到也不会认可，因而我说这是不被人理解的隐含事实。这个事实，是更贴近多数人的生活的，因而对我们影响更直接。下层大众抱怨缺乏上升通道、内卷严重、好学历换不来好工作等，就是这种问题的表现——更丰富多彩的对社会有益的个性组合之下，本可以用底层大众的大量创新解决问题。

　　不管哪种成长时间过长，就事论事的发现具体问题和解决具体问题都是治标，从根本上改掉不重视认识的缺陷才是治本——对后一种成长时间过长，我们要改正的是传统的东方集体主义的缺陷，要认识到每个人的个性都有需要集体充分尊重的部分（并且这种尊重才是集体可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这说到底还是认识问题，不能简单用中西实践结果对比我们占优来一概论之。

　　我还看到相当多的人在用整体对比中美双方的发展结果来说明“在中国长大耽误太多时间”是错误论断，这种看法也是太过简单了。

　　美国的普通大众，生活的确是有大问题的，至少，中国没有无家可归群体，也不存在那么严重的社会治理问题，普通大众的正当权利，甚至平均生活水准，我们都是领先的。美国普通大众上的学校，现实教育质量和未来前途与出路、都肯定不如中国。因而美国大众层次的孩子，长大的前途和出路本身就不行，显然更不需要比较“长大耽误的时间”谁长。

　　但美国毕竟是个对认识远比我们更重视的社会，他们在高水平人才的搜刮和培养方面还存在积累性优势，他们的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仍在，相当一部分科技优势尚未被我们赶超，假如他们自己在文明构建方面没有犯更重大错误，我们恐怕还不能指望短期内超越它。我们的人口基数／市场规模，以及美国的霸权，也都是双方竞争中的各自的不对称优势。这样算下来，整体上比较中美综合国力的优劣和发展趋势，与谁的孩子成长需要的时间更长，这两者之间没有简单必然联系，不能用一方说明和论证另一方。这不是简单平均（或加权平均）能解释好的问题。

　　张朝阳的言论，是基于他自己的身份、经历而发，肯定不是全面的看法，但至少部分触及了中国自身的问题，能做到这一点是该肯定的。而中国，早已不是需要用表面化的民族自信来支撑发展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的是找到自身真正的毛病。指而出毛病的方式，只要真正目的不是卖国求荣、祸国殃民，即便是包含有一定的阶级／阶层偏见，或者缺乏足够民族自信，都应该用宽容态度对待，而不该一骂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