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系列（03）——曾经的空军情报部（01）

    1962年7月，父亲贺德全从张家口外语军事学院校官组（英语）毕业。由于国家进行经济调整，大规模压缩驻外人员数量，原定去罗马尼亚担任武官的计划推迟。主管单位总参二部便将应届毕业的4名空军学员暂时安排到空军领导机关过渡，等条件许可时再出国履职。

    于是，父亲贺德全与B角金泉到情报部报到。分别担任侦察处和情报处的副处长。

    当时，情报部部长孙绪浩（大校）。副部长有：魏锦国（大校），张汝周（上校），潘斯福（上校）。有2名中校，海平（侦察处处长）和贺德全（侦察处副处长）。其余干部的军衔都在少校以下。

    1966年6月，海平刚刚提拔到上校一个月，就转业去了中国农业大学保卫部任部长。孙绪浩从沈阳军区空军调来上校王林，担任副部长兼侦察处处长。

    文革开始后不久，魏锦国涉嫌所谓的“二月兵变”，被隔离审查。张如周去北京市纺织系统支左。1967年夏季，王林鼓动了一帮处长、参谋，造了孙绪浩的反。孙靠边站，去了黑龙江的空军“五七干校”。王主持部里的工作。

    1968年3月“杨、余、付”事件发生后不久，因为在沈空工作时生活作风不检点，被造反队追讨到空军领导机关。不得已，王林下台，避险去了北京市化工系统“支左”。

    从1968年4、5月份起，贺德全正式接管空军情报部工作。

    潘斯福提出去地方“支左”。考虑到潘是情报部老人，贺德全再三劝他留在部里，以稳定军心，分担责任，但是潘执意要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到地方“支左”去了。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老部长、付部长们以各种理由走了。主持部里工作的是年轻的、刚刚42岁、仍然处于过渡状态、时刻准备外派当武官的贺德全。接下来，工作如何开展？

    晚年，提到这段困难时期，父亲仍然心有余悸。不过他挺自豪，“到底是正牌大学毕业啊！眼光、站的高度，就是不一样！”

    当时，全空军领导机关，贺德全是唯一拥有双学历的大学生。南京军事学院第二期空军系毕业，张家口外语军事学院毕业。

    据他讲，主持部里工作还是打仗时的做法——抓部队建设！从空军情报系统死气沉沉入手，增加新的情报搜集手段。

    他掰着手指头跟我讲：首先，在全军、全国，第一个开展对苏技术侦察活动。“我一下子搞了4个团。7团，8团，9团，10团。苏联那边有什么动静，我这里一清二楚。”

    其次，上马了2个卫星地面站。上海“814站”和沙河站。“上海那个站，就是为江青服务的！这是周亲自打电话交待的。没办法，部里只好打报告，在沙河又建了一个（卫星站）”。2005年，情报部张副部长与资料室主任到住在大兴黄村的贺德全处慰问时，听说卫星站被三部收走了。贺狠狠地说“没有了卫星（站），拿什么搞情报？！我要是在，三部它拿不走！”

    三，首次，也是我军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军种级别上开展外派情报人员工作。这与时任二部张挺部长的支持和林立果的怂恿分不开。

    二处成立之初，起个什么名字呐？贺提议“外派情报处”。副参谋长王飞不同意，说：“太直白露骨。不好！索性叫'二处'。与二部对口，意思也一样”。

    第一任处长叫“洪万德”，学俄语的。

    典型案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国各地掀起看日本战争影片的高潮。什么《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啊，海军》……背景，上海814卫星站下载了这些日本影片的录像，简单配上翻译，就给以江青为头儿的“中央文革小组”送去了。结果毛看了，大呼“：过瘾”，批示要放给全国人民看。问题来了，1967年，世界出台了《伯尼尔条约》，就是讲专利的事儿。我国没有加入。所以日本方面不卖这些影片给我们。当时情况是政府方面基本瘫痪，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儿还抓不过来，进口影片的事儿根本顾不上。但是最高指示必须要落实啊！二部聪明，索性交给空军情报部去干。就当外派情报人员熟悉工作流程吧。贺知道自己的斤两，派了2个参谋去二部协调。无非是二部提出操作方案，安排人员、渠道，空军情报部出面下指令，提供经费……影片拿回来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马上把还在农场劳动改造的一干业务骨干调回来，加班加点翻印、配音……日本方面看到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侵犯版权，无奈何。一，没有建交，二，咱没有加入版权公约，不受条约约束。时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总政保卫部还在追查这当子事儿。派了2个人，找到已经返乡多年的贺德全，了解这些日本影片如何进口的详细情况。贺德全以“哎呀，年级大了，记不清了……”拒绝透露实际情况。事后，笑着对我说：查什么查？！都是老毛下的命令，谁敢不听！

    （待续）

1970年春季，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