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拒绝握手事件的罗生门（之一）

中美关系里有一件著名的小事，“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钱江先生《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以下简称“日内瓦”）一书里敏锐地揭示，那件事其实是个典型的罗生门事件，中美双方各有自己的版本，并花了专门的一节《握手的机会失去了》加以介绍。   

周总理公开提过：“我们不能像杜勒斯那样笨法，到了日内瓦还规定一条：不许握手。”坐实了确有其事发生。中美关系重要时刻的美方两位男主，尼克松和基辛格，也都在各自的回忆录里提到那件事，而且，将那件小事整合到历史进程当中，升华到影响世界命运的高度。《尼克松回忆录》道是：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基辛格意见一致，但指出那是他的功劳：

”尼克松读过我在七月访华后写的报告,知道周恩来对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种失礼行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白宫岁月》）

二人的回忆录都强调，中国人对当年那件事非常介怀。由于尼爷和基爷的影响力，“拒绝握手”事件不胫而走，满世界流传。尼、基两位爷脑海里，那是怎么一回事呢？“日内瓦”作者找到了美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1984年出版的回忆录《大权之在》中的讲述:

”就在关于朝鲜问题的第一次会议([美国东部时间]1954年4月27日下午)间隙,发生了一柱意外的事,它在此后多年一直困扰着美中关系。那天,杜勒斯走进了万国宫的休息室,正巧周恩来也在里面,看到杜勒斯进来,周恩来从屋子那边走来,像往常那样温文尔雅地带着笑意打算和杜勒斯握手。当时我正站在杜勒斯身边,一开始,杜勒斯没有发现周恩来,待到看见的时候周恩来已经走近了。杜勒斯瞥了一眼旁边那些正等着拍摄这个带有和解象征意义照片的摄影记者们,很快背过身去,不理会周恩来伸出的手。我总觉得,杜勒斯这种显然经过了考虑的粗鲁行为与他的习惯做法是矛盾的。但是他确实考虑了,一旦这样一张照片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以及会对国会强硬分子造成的影响。这个问题对美国国内政治确实敏感,导致杜勒斯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举措。周恩来从没有忘记此事,他经常向来访者提及,由此给人一种受到了伤害的印象。”

     经历过新中国头四十年的人，都能一眼看出，约翰逊讲述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我希望上几代人们，趁着在世，都好好给今天的年轻人以及以后的人讲解，为什么那一幕不会发生。这篇小小的文章实在没有那么大的容量。

简单举个最通俗的例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徐克的“黄飞鸿”系列中，以及更早的李小龙电影中，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更何况一九五四年！那时，美国根本不承认新中国，而且强迫欧洲一起打压中国，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中国还把美国视作头号敌人。你不会主动去与带头剿杀你的人握手。

实际情况是，就在那一天，杜勒斯与周总理在会议上先后发言，立场鲜明，措辞激烈，在那种氛围下，经历了三十多年血与火淬炼的总理，怎么可能“中二（中学生二年级）”地找美国国务卿握手呢？而那又涉及到，如果你了解周总理，你就会知道，那一幕不可能出现。还有，中国共产党以铁的纪律著称，包括外交纪律都很严格，总理就常说“外交无小事”，他怎么可能那么随便？王炳南即明确了这一点：

”当时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因此无论从客观到主观都不存在总理主动去握手而遭到拒绝的可能。”

可是，按照美国人的说法，类似的情况不仅发生了，而且非止一次。

匪夷所思的是，据《尼克松回忆录》，周总理亲口提到了其中一例：

”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场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来。”

从美国人讲述的两次“拒绝握手”事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怎样理解日内瓦会议的。在美国一方的当事人的经历里，以及其他人的想象里，万国宫的休息室和茶歇时间，就像贝弗利山电影明星豪宅里的派对，各国代表自由自在地涌去喝咖啡吃点心，大家乱哄哄地混在一起，结果是谁和谁都可能一个转身彼此碰到，所以反复出现美国代表与周恩来不期而遇的尴尬。

我们简直能看见，尼克松在转述据他说是总理讲的往事时，那位美国总统脑海中的影像：会议休息期间，中国总理和助手们去喝茶吃饼干，美国代表也去喝咖啡吃三明治，都与各国代表穿插在一起。熟悉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轻松闲聊，人群当中，呀，史密斯忽然发现与周恩来近在咫尺，窘了。没办法，他只好拿起一杯咖啡，然后用左手握住周恩来的手臂摇了一下，再晃悠开。

凡是对新中国头四十年外交工作有记忆的朋友们都来说说，这可能吗？

王炳南坚决地告诉世人，不可能！他解释：

”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始终在周总理左右。开会时,每次都是我陪着周总理进入会场。事先我对于从哪个门进去,座位在哪里,都了解得很清楚。我在前引路,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跟着我一直进入我们的座位。会场座位是按每个国家的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的。中国 CHINA, C在前,美国USA, U排在后,和苏联代表团在一起,距离我们很远。国联大厦会议大厅有好几个入口,我们同美国代表团不是从同一个门进入会场,不可能碰到一起。会议中间有15分钟的休息,代表团成员可以到餐厅、酒吧间去吃点心、喝咖啡、茶和酒,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

王炳南的版本无疑反映了历史真相，因为那个年代新中国就是那样的作风。

值得注意的倒是，对于日内瓦会议的空间形式，中方与美方的体验完全不同。美国体验了一场明星派对；而在中方的体验中，万国宫无论是划分空间的方式，还是利用空间的方式，都像元妃省亲一样严谨，不同区域切割完整，边界明确，自成体系，确保不同的群体绝对不会意外接触。于是，在美方的使用体验中，中美代表不断撞到一起；在中方的使用体验中，两方泾渭分明，断无混到一起的可能。

那么，周总理提到的杜勒斯拒绝握手，是怎么一回事呢？“日内瓦”引用熊向晖的文章，给出了中方的版本：

”4月26日下午日内瓦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后,艾登于会后走过会场与莫洛托夫握手。这时,莫洛托夫把身边的周恩来介绍给艾登,艾登马上把手伸给周恩来,两位外长很热烈地握了手。”

由此我们得知：艾登与莫洛托夫是遵循和利用了十九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社交礼仪，同时期美国的纽约、波士顿等城市的上流社会也遵循同样的礼节。两位大外交家举重若轻，非常自然地，完成了一则重大的外交事务——让英国外相与新中国的外长结识并握手。

接下来的发展则是：

”这天会后,英国代表团成员、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代办杜维廉找到他的熟人、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杜维廉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介绍杜勒斯与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恩来总理同意，艾登再派人征询杜勒斯的意见。

宦乡即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答复说,他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他愿意经艾登先生的介绍,与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

可是,杜维廉在第二天上午找到宦乡说,杜勒斯先生已经表态，他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在这个版本里，英方非常机智与优雅地，试图继续利用上流社会的旧式礼仪，为周总理与杜勒斯做介绍，让他们相识和握手，形成关键突破。于是，上演了一出大观园风格的政治运作，参与者用连环“传话”的方式，互相试探对方的意思，避免曝光，也避免事情不成之后的尴尬。英、中、美三方都默契地使用了同一方式，其中每一环的参与者都像大观园里明珠般的女孩儿一样，又周到，又细致，又体贴。就是美方，也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通过传话的方式，否决了英方的提议，但并没有给中方公开的拒绝，更不让居间者的英国人难堪。这，才是中国人一方的真实经历，是中国人经历的“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整个事件的过程。

却原来，当周总理与尼克松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坐在一起谈起“拒绝握手”的往事时，双方说的根本是两回事儿。各说各的，竟交流甚欢，达到了意见上的共鸣，形成了对历史大势的共识，甚至有片刻在精神上的神会，也真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