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不降野蛮人,万古如长夜

第三节

西方人的童话式历史模式,对他们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心理影响,那就是一在历史中遇到野蛮人,就立刻产生认同感,自动与那些野蛮人站队,并且为那些野蛮人的勇敢心潮澎湃。可笑的例子之一包括著名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匈奴的兴起以及对中国的征战和败亡》一节。

吉本写作那大部头时,正值大英帝国的盛期,而且在当时来看,日不落帝国会是长存的。那么,按理讲,不应该是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之间惺惺相惜,产生强烈认同,因而对胆敢进犯帝国者同仇敌忾吗?不!吉本对匈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站在匈奴的角度,站在匈奴人的利益一边,把匈奴人的英勇与悲壮写得可歌可泣,为其命运惋惜,抓住一切机会暗示,始终是匈奴让汉朝人畏惧和折服,而非相反。他处处赞颂匈奴的血性,抓住一切机会贬低汉朝,讽刺汉朝的文明是繁琐的,是血性的反面,是消灭血性的(那一节从头到尾都是胡说八道,是历史瞎编;整部《罗马帝国衰亡史》其实就是《杨家将演义》式的东西,是说书,这里说明一句):

“中国在历史上有两次被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匈奴人的实力并不输于蒙古人或女真人,他们抱着很大的野心,对成功充满乐观的希望,但是实力强大的汉朝,终于在第五代的汉武帝时,运用武力和政策,挫了敌人的锐气,阻止蛮族南下牧马。他在长达54年的统治期间(141B.C.-87B. C.) ,平服南方各省的苗族,让他们接受法律和文教的治理,并扩展帝国古老的边界,从南边的长江一直扩张至广东的口岸,不再将自己局限于怯懦的防卫作战。他的部将深入匈奴的国境数百英里。在杳无边际的沙漠,因为不可能构建仓库,且很难运送足够的粮食,汉武帝的大军一再陷入难以忍受的困境之中,14万士卒出征扫荡敌人,只有3万人安全归来。但巨大的损失也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和光辉的胜利,中国的将领统率部队沉着应战,运用战车克敌,加上鞑靼人辅助部队的效命,在战力上获得了很大的优势。单于的部队因睡眠和贪饮在营地被奇袭,英勇的匈奴国王突围而去,留下1.5万名臣民在战场任凭宰割。

但这场重大的胜利以及前后很多次血战,对于摧毁匈奴人势力所做的贡献,依然比不上有效的分化政策,后者使各属国不再服从匈奴的命令。汉武帝和后续各帝运用武力威胁和各种承诺的利诱,使在东方和西方的相当多的部落不再承认单于的权势。这些部落把自己看成帝国的盟邦或属国,全部成为匈奴不共戴天的仇敌(70B.C.)。还有大量生性蛮横的人民,被安置在长城之内,成为中国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这也就相对削弱了匈奴原本的势力。臣民的背离和内战的困惑,最后使得单于放弃了独立君王的尊荣,不再是一个充满尚武精神的国家。他在首都长安的朝会上,当着部队和官员的面,接受皇帝赐予他的封号和各种赏赐,虽然有别于献俘的凯旋,但这依然算是中国人最为自负的胜利(51 B.C.)。有一座壮丽的宫殿作为接待之用,他的爵位在皇室所有皇子之上,夷狄之君有限的耐性全都用来应付宴会的礼仪,其中包括八道肉食和九段庄严的音乐。他为了善尽职责,跪在地上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用自己和子孙的名字立下效忠的誓言,很感激地接受印信,作为合法属国的章纹和标记。

在这次耻辱的归顺以后,单于有时还会背弃联盟的关系,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战争和掠夺,但是匈奴的君主政体逐渐衰微,后来发生内争而分裂,变成两个敌对的王国(48 B.C.)。”

吉本充满了代入感,他把匈奴描述成时运不济的悲剧英雄。(实际上,这一段叙事也与《贤良淑德的亲王》情节相近。而且,在吉本这一段叙事里,匈奴王是如此英勇强悍,汉朝无法对付他,只能让他加入汉朝,让他的地位在所有汉朝皇子之上,也就是说,匈奴王凭借其野蛮人的本事,成功加入了汉朝。如此的叙事不仅是那部大片的情节,也是西方的固定历史模式,甚至是西方人的梦想。西方各路精英抄同一篇作业,全都抄得一字不错,是极其惊人的。)

这一位好像是丘吉尔很喜欢的作者,像所有西方作者一样,坚决否认中国文明是最擅长战争的文明。尽管汉朝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他却不肯承认,一定说成汉朝根本不是靠军事能力打败了匈奴,而是靠对付野蛮人的阴柔狡猾的权术让英勇的人吃了亏。对于那场史诗性的大胜,他鬼鬼祟祟地加进去一句,“加上鞑靼人辅助部队的效命,在战力上获得了很大的优势”,欺骗世人,是因为野蛮人、游牧民族给汉朝提供了战斗力,才让匈奴人在战斗力上落得了下风,匈奴人的野心才没有成功。即,那是野蛮人战胜了野蛮人,而不是汉朝军队战胜了游牧民族。

——鞑靼人这一个词就揭露了西方近代以来全部欧亚史的真相,特别是对所谓中亚、北方草原的所谓历史学、历史研究的真相:全部都是胡编,全部都是胡扯。既没有文献依据,也没有考古依据。

可是,还有更为荒谬的:

西方用同一个童话模式描述鸦片战争,以及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近代中西关系,于是,霍氏就能在一章《百年革命》之后,陈述西方野蛮人烧了圆明园,而丝毫不觉得违和。

“帝国与野蛮人”模式、“中国人与野蛮人”模式是彻底错误的,是唯心的,从任何一个层面,以任何一段历史来检验,其都是不成立的。如果历史学者或者其他领域的作者,肯认真按照先人留下的史料去梳理历史过程,就会发现那个童话模式根本套不上史料。

首先,那些大帝国——我们就用帝国的概念——创造了世界历史,那是因为在他们的鼎盛时代,在军事力量上是完全超越野蛮人——我们也姑且用这个概念——的。

其次,那些大帝国之所以在很长时期里面对野蛮人具有军事优势,是因为其优势是全面的,包括武器、军事技术、军队建设等等。

为什么直到一八四〇年,英国才在清朝那里得手?明清易代之际的混乱,按说不是西方人乘虚而入的最有利时机吗?原因在于,尽管明末发生了混乱和动荡,但西方人的实力不足以利用那一局势。而实力不足,包括军事能力的不足。同理,清朝在前期与盛期不管有多少问题,其军事能力极其强大,西方人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对其形成威胁。

也就是说,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双方综合因素造成的,包括一个王朝将近二百年时不可避免地机制腐朽,也包括,西方的文明进步形成了阶段性的突破——这后一条也许可以争论。

不管怎样,到了八国联军的时候,那确实是西方的先进文明攻击清朝的落后文明。

所以,从鸦片战争起,西方对中国一连串侵略的得手,那绝对不是帝国遭到野蛮人的进攻必然不堪一击。——既然帝国与野蛮人的二元组合是固化的,中国人与野蛮人的二元组合是固化的,为什么从十五世纪到一八四〇年,西方野蛮人没有轻易征服中华帝国?按照那个童话模版,只要有野蛮人跑来,中华帝国必然一击即溃。那么,西方野蛮人为什么等了两百多年。

可见,鸦片战争的结果,肯定不是因为英国人是野蛮人,带着野蛮人的特性,而是其他原因,方家们尽可展开讨论。

关于鸦片战争,可以有各种观点,各种讨论,但至少一点可以肯定:

那肯定不是野蛮人攻击中国人、野蛮人攻击帝国。

用个比喻性的表达,绝不类同于哥特人、汪达尔人之类(?我对那段历史不熟)攻击西罗马帝国。

其三,那是更复杂的问题,什么是文明?军事能力与文明是对立的吗?

让我们看看霍氏那淮洪式的段落。

按该段落中提供的判断,清朝与莫卧儿本来“明显就是文明的”“能反映出欧洲文明的缺点,一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书信》”。我们可以确定,在作者的心里,清朝与莫卧儿是文明化的,那是历史事实。但作者随后告诉我们,到了十九世纪,欧洲人开始把一切非欧洲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征服对象,一类是驯服对象,相对欧洲,都是低下和未成年的。清朝与莫卧儿自然也不例外。接着作者又说,欧洲自认为是唯一的文明社会,可是其派给世界的对象是贪婪的商人、虔诚的传教士以及酗酒的残暴士兵。

这时候,作者的思维里就出现了裂痕。

须知,商人、传教士与军人并无问题,他们一样代表着文明和进步——商业、宗教和军事能力当然代表着文明。实际上,军事力量和军事技术本身就是文明。谁能说飞机和坦克不是文明?

可是作者整了个对比,举出俩例子:莫卧儿首都拥有精英文化的优雅,特别美丽;帝国范儿的北京有着自古以来对付各种野蛮人的阴柔狡猾而精致繁复的技巧。该段落接下来则是讲述,十九世纪以后的西方人唯一认可和欣赏的,就是军事暴力,以及能够施行军事暴力的人。那么,作者就强行建立了一种对比,莫卧儿的优雅与中国人的复杂,面对欧洲人的只认暴力。

仔细推敲的话,不难发现,这种对比并不成立。莫卧儿和清朝的历史上一样充满战争,一样在某个时段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技术,而欧洲方面除了军队还有商业文明与宗教,以及文明的其他成果,比如巴赫,比如巴斯德。

复杂性在于,作者与我们都处身同一套西方近代建立的意识形态中,在那套意识形态里,文明都是优雅、繁复、精巧的,而军事是文明的对立面,军事一定是野蛮和粗暴的,军人都是“野蛮”的粗人。而优雅的文明都是更为古老的,富有军事能力的文明都是历史更短的,更傻的,但也是更年轻的。——想一想伊丽莎白泰勒的大烂片《埃及艳后》,片子里的安东尼就绝妙地诠释了军人一定傻,而剧情讲的则是,古老的文明一定比更年轻的文明,更古老。

按说,这些在我们生活中无孔不入的教化,稍微一想就会发现问题。可是,因为大家经同一套“价值观”教育,霍布斯鲍姆用同一套密码发出的信息,全世界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都能马上破译,随之对“近代欧洲”生出同仇敌忾的心理:

一边将欧洲定性为只知道军事征服,是大老粗,顿觉轻蔑,一边对莫卧儿和中国感到痛惜,痛惜其无力维护其旧有的价值观。

同时,我们接受了那样的暗示:

莫卧儿和中国才是真正的文明,欧洲人虽然自诩是唯一的真正文明,但那只是欧洲人的自我定位,并不符合事实。

由此,一对对比树立起来了,对比的一头是中国和莫卧儿,代表着文明和帝国。其实这一对对比的内容无非是:因为中国和莫卧儿的历史比近代欧洲更古老,所以,它俩比近代欧洲,更古老。

而此般暗示连向又一对对比:

古老文明和古老帝国定然是无能的,缺乏勇气的,在军事上不行的;

不古老的文明,是野蛮人,虽然五行缺文明,但是拥有军事能力,而且勇敢强悍。

因此更年轻的文明一定能征服更古老的文明。

为什么古老的文明就一定懦弱,而年轻的文明就一定勇武呢?

西方人给的答案是:

因为野蛮人在文明上落后,生活艰苦,在艰苦的环境中,不得不强悍。古老文明的人们生活安逸,所以丧失了勇气与打仗的能力。

吉本就是那么想象匈奴人:

单于的骑兵通常有二三十万人,弓马之熟谙举世无双,历经严酷天候之考验,机动的速度极为惊人,连高山峻岭、长江大河都无法阻挡他们的大举入侵。”

西方人还相信:

你看呀,有个现实的例子,那就是中华帝国,它就没有去征服世界,结果遭到了西方的征服。

西方人的思维好像真是一团乱麻,我们很难理清。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经过如此的混搅,野蛮人神圣化了,成了世界历史中永恒存在的要素,并且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上帝不降野蛮人,万古如长夜。

而西方殖民者与帝国主义分子也洗清了罪名。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可是野蛮人哪,是万古长青的、庄严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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