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转机? 赵鼎新: 被误导的舆论, 恰恰忘了最关键的“垫背陷阱” | 文化纵横

导读】近期,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发表政策演说,释放美方希望与中国重回经贸合作轨道的信号,引发各界对“美国对华策略重大调整”的猜测。这一信号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尚难定论,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握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本质和美国的行事逻辑,以便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

本文犀利指出,当前舆论场上流行的4种中美关系论调——修昔底德陷阱论、萨缪尔森陷阱论、各类冲突论以及美国衰败论,都存在一定误区,特别是美国衰败论,对两国的误导性都很强,政策后果也最危险。事实上,中国避免掉入“垫背陷阱”,才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作者分析,美国自身有明显的“两大优势、一大问题”,因此注定会在国内产生各种矛盾,并对他国造成负面溢出效应。美国困于自身政治文化结构,难以自我改变现状,而中国又恰是一个体量、位置都首当其冲的美国负面效应承担者。所以,一轮又一轮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样的美国,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其优势和劣势,尤其要避免像当年的日本那样,成为美国“再次伟大”的“垫背者”。作者提醒,绝不能轻信那些建立在对美国不甚了解的认识基础上的各种“美国衰败论”,以及各种不知就里的中美实力比较研究。中国应树立有底气的非零和外交路线,在保持地缘政治自信的基础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抱成一团,合作和斗争两方面同时展开,不做来自美国的创造性破坏力的“垫背”。同时,也要加快形成一套有底气的、非零和的、平等包容为主体的、更具道义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打破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对华联盟,把加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这项工作放在重中之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10月刊,原题为《“创造性破坏”与“垫背陷阱”——美国的性质与中国的应对》,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创造性破坏”与“垫背陷阱”

—— 美国的性质与中国的应对

何种陷阱?

中美关系正在恶化是事实,对此的解读产生了不少理论。比较常见的大致可分为四类: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原则的修昔底德陷阱论;基于“中美经济互补性在变小,美国在中美经济往来中的收益不断递减”这一判断的萨缪尔森陷阱论;从中美文化、政治体制和行为模式等方面巨大差异这一事实出发得出的各类冲突理论;基于美国实力明显下降,中国实力迅速上升,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而导致冲突加剧这一判断的美国衰败论

这些理论背后都有相应的因果关系推论,这些推断在逻辑上也都能成立。这些理论在经验上也有一定根据,其中有些来自历史经验,有些则来自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观察。比如,西方近代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霸主不想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不会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的走向存有疑虑,这种疑虑也往往会因为守成大国和兴起大国之间在文化、政治体制和行事方式上的巨大差异而增强。

但这些理论同时也是普遍盛行的片面深刻学术的产物。在决策层面,它们势必会为各执己见的学者和政治家所用,作为他们政策主张以及两国政府政治/军事性动作的出发点和依据,从而加大这些理论的“自我预期实现”能力。

在各种理论中,经验上似乎最站得住,而政策后果却最危险(或者说自我预期实现性最强)的是美国衰败论,因为这一判断会让中美两国的“战狼”们都很亢奋,甚至会诱导乃至迫使两国决策者都做负面战略预判,从而把原来仅仅存在于一小部分人想象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变为现实,把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引向深渊。

鉴于美国衰败论以及其他各种分析中美关系的理论都存在误区,基于笔者对美国的长期观察,本文提出,避免掉入“垫背陷阱”才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美国的优势与弱点

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也在飞速上升,中美关系的关键仍然是中国如何应对咄咄逼人的美国,而不是其他。美国人普遍有一种来自基督宗教的非友即敌的零和思维方式以及进步与落后泾渭分明的线性史观,因此很容易把矛盾明确化和敌对化,中国人则不是这样。美国有长期插足世界事务的习惯,但中国没有。虽然在西方的压力下,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始终高度混乱,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道家的非线性史观仍然主导着我们的思维。中国人不习惯非黑即白地看问题,也不会从心底里认定历史在朝一个终极方向发展。西方的国际关系专家也许会用近年来有些中国外交官强势和生硬的言语来反驳上述观点,但这些举动只是面对美国和西方各种偏见、指责时的情绪性、姿态性应对,并不代表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改变。内政导向是中国的历史传统,这也是中国目前在核心利益之外的国际事务上继续保持低调的原因。

除了文化因素之外,美国对中国咄咄逼人态度的背后还有更直接的结构性因素——美国具有两大优势、一大弱点。这些优势和弱点的长期存在,引导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更倾向于采取强硬手段。如果中国应对不当,可能会被美国拖入“垫背陷阱”。

美国的第一个优势是,除非打一场让全人类同时毁灭的核战争,美国的地缘位置以及在传统军事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使得战争一般都在其他国家的周边或国内发生,因此能给他国造成极大损害。同时,美国是在国际舞台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是当前大多数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美元在世界经济中仍占据霸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甚至不需要直接与中国打一场热战,只需要通过支持或操纵一些与其在某些方面利益和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就可以让中国疲于奔命。虽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并不公正,也经常不具备长期战略眼光,并且不时破坏自己制定的规则,但国际社会毕竟已经熟悉或适应了美国的行事方式。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中国仍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兴大国,它们自然会有更多的疑虑。更何况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与西方世界有较大不同,并且当前中国对外宣传部门和学者们讲故事的能力实在太差,这些都会加大他国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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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第二个优势是有吸引全世界人才的良好物质基础、发展环境及激励机制,对于世界各国精英来说仍然是一个“机会之地”。仅以我熟悉的中美两国高校为例,与美国的一流大学相比,虽然中国的一流大学近年来在国际排名上逐年攀升,但许多方面的差距其实非常大,甚至在继续扩大。总之,美国无疑仍然是世界上思想、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绝对中心,并且有着巨大的原创能力和把原创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

然而,美国却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弱点——它有非常保守的一面,同时缺乏内生的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动力和能力。这一弱点让美国具有很多自相矛盾的特征: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却有大量民众相信非常保守的宗教,连最基本的科学事实都不愿承认;有着最发达的经济,却有大量民众过着比中国贫困地区的普通百姓还窘迫的生活;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有相当大的投入,却有大量穷人,特别是黑人,无法接受正常教育;医疗科技在世界上绝对领先,人均寿命却排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末尾。美国这些与生俱来的弱点会催生各色各样的社会问题,让人误以为美国在走向衰弱。但是,正如我一位深谙美国历史的英国朋友曾说:“美国从来就是一个‘残酷’的地方(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tough place)。”只有对于那些有能力和拼劲的人,美国才是一个机会之地,这一点从来如此。

在历史上,美国社会的各种张力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得到缓解:第一,向西部移民以拓展领土,即通过扩张空间来缓解各种矛盾;第二,战争带来的预期和非预期后果缓解了社会矛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后的几年内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开始恢复,而美国却到30年代末仍没有走出经济危机。此时日本偷袭珍珠港,给了美国一个通过战争走出经济危机,迎来新一波繁荣的机会。而日本则被打得很惨,成了美国“再次伟大”的“垫背”。对于今天的美国而言,西部移民和拓展领土已经不再可能,国际危机乃至局部战争就成了美国缓解国内矛盾的主要手段。而由美国的两大优势造成的各种机会结构,再加上西方人固有的思维方式,非常容易把美国引向这条道路。因此,中国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拒绝做美国的“垫背”。

美国的两个优势比较明显,本文不做专门论述。以下我集中分析为什么美国缺乏内生的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动力和能力,以及中国如何才能避免掉入因美国社会问题外溢导致的“垫背陷阱”。

笔者的“垫背陷阱”理论在逻辑上与熊彼特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有一定相似。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更强。一方面,美国在原创力和把原创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呈现出无比巨大的优势;另一方面,美国因为缺乏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动力,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破坏力也同样巨大。美国社会的弱点带来的各种问题势必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加剧必然会加大国内的族群矛盾,加深下层民众对主流精英以及由精英掌控的两党政治的不满,致使保守宗教在全社会及选举政治中的影响不断加大,造成政治两极化,并且导致加强版的特朗普式民粹主义政治一波一波地涌现,越来越强势。但由于美国各种优势的客观存在,其国内矛盾加深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各种破坏性溢出效应,影响全世界。美国的盟友其实也会受其破坏性溢出效应之苦,比如特朗普的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单边主义行动就给其传统盟友带来巨大压力。然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拥有广袤领土、巨大人口、强大军事实力,同时文化和政治体制与美国和西方有很大差异的大国,必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美国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冲击。如果中国对此没有足够理解或处理不当,都可能会掉入“垫背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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