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前期兵强马壮时丢弃越南？

其实在讨论明朝对越南的兼并为何失败时，有一个有趣的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日后的越南皇帝黎利在明朝交趾布政使司的官僚体系下，仅仅获得了一个九品巡检的官位。

这里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政治逻辑的错位。按照明朝统治本土地区的政治逻辑，一个能够在一乡之中称王称霸，并在一县之内有巨大影响力的豪强，安排他出任一个九品巡检并不是苛待。毕竟大明几万个乡镇聚落可不是个个有资格设巡检司的，也不是个个乡镇一级的首席豪族都配直接被授予官身的。

衍圣公家才弄了个世袭县令当，你一个边鄙之地的乡霸，当个巡检该知足了。 但如果换一个视角，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唐制，亲王封国也不过区区一万户，折合约五万人，仅当一县之数。至于公侯伯子男封户就更少了，如县男按唐制只有三百户，折合约一千五百人。（当然，唐朝的亲王封国制从未实际实行，郡王以下的封户也越来越虚化，这里仅仅是做个类比。） 一个乡镇一级的区域，再少也能有数千人吧。 既然如此，那一乡一镇之长，又怎么配不上封侯封伯呢？ 可能有人就会问了，大明那么多乡霸，难道人人都有侯伯子男当？既然没有，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反？

明朝本土和黎利的同级别豪强，之所以不谋求封疆裂土，当个诸侯或者至少当个微型土司，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更多的利益。 如果徐家汇的主人只是徐家汇的主人，那他不过是契丹几千几万个小领主之一，无足轻重。 但如果徐家汇的主人将徐家汇作为自己的后方基地，从这里出发谋求在整个帝国中的政治前途，那他可能就会成为中极殿大学士。 但是黎利没机会把蓝山变成自己的徐家汇。蓝山要么永远是蓝山，要么成为蓝京。（越南后黎朝以蓝山为陪都，称蓝京。）而蓝山的主人要么是大明巡检，要么成为越南皇帝。

黎利和明朝本土士绅豪强的区别在于，他不能够凭借自己在乡间的势力，构建一个至少有人能在六十岁出任知府或者六部某司郎中的官僚家族。至于更远大的前途，那就更不用想了。 这并不取决于红河三角洲的地主们是否精通四书五经和汉语，事实上他们完全有能力学会学好。而是因为，红河平原距离明帝国的权力中心实在太遥远了，因此红河平原的地主们在明帝国治下难以得到足够的议价权。首先交趾布政使司很可能无法得到并长期保持与其人口相称的科举名额，纵使得到，也无法保证交趾籍官绅在帝国朝廷中得到足够多的官位。

红河平原毕竟“足够开化”，因此在红河三角洲（也包括附近的山区）的地产足够碎片化，不可能出现云贵那种控制一府之地的大豪族。要么在升龙城统治整个红河平原，要么在蓝山当土豪，没有中间选项。 这意味着依靠土司实施代理人统治在越南不可行，只能在直辖和完全自治（这等于重建一个越南国）之间二选一。 但倘若直辖，就必须满足红河平原地主们在郡县制下对于参与全国性政治生活的需求。但在大明治下，如前所述，无法实现这一点。除非，将帝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南岭以南，将越南从边区变为核心区，但这怎么可能？难道8000万人的大明会为了区区300万人的安南“夏入于越则越之？”

这种事不但我无法设想，恐怕最丧心病狂的京民族主义者也不敢这么幻想。 发高烧也不能说这种胡话不是？ 倘若在交州府立一个小朝廷，授予它统治红河流域的全权，那么这个小朝廷必定拥有远超过元朝梁王、段氏总管，以及明朝黔国公府的权势，牢固掌控整个红河平原地区。那么，交州府迟早变回升龙。 毕竟红河流域没有那么多的山，无法和云南一样在昆明和大理之外形成一个个区域性权力中心。这些区域性权力中心曾经削弱了南诏与大理朝廷的权势，但也成为了元明清得以统治并逐步内地化云南的重要助力。

于是，在历史限定了明廷能做和愿意做的事情后，明朝在越南的统治秩序终究难以长久稳定。 古中国最终失去红河三角洲，有偶然因素，但是重大的不利条件始终存在，让古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容错空间。 红河三角洲开发得太早了，遥遥领先于华南大部分地区。在珠江三角洲还未堆积成型，广东和福建一样受限于缺乏平原开发水平有限（当然珠三角之外广东还有很多河谷平原，开发条件比福建要强很多，所以进展也更快），广西绝大部分地区尚未汉族化的时候，红河三角洲就已经形成了汉化、半汉化的平原聚落群，增殖了相当数量的人口，以至于很早就能够建立郡县体制。

但是这块土地距离古中国的人口密集区太遥远了。三吴、荆襄，都距离这里太远了。所以交州因为开发更早，反而具备了脱离中央王朝的经济社会基础。这点是江南丘陵区和西南山区的“蛮夷”们无法相比的。 而等到中国本土的人口密集区终于延伸到中越边境时，已经是16、17世纪之交了。 在这漫长的1700年中，中央王朝对越南的统治始终存在巨大的潜在危机。只要在越南方向遭受军事失败，并且让政治分离持续较长的时间，那么这里就会成为一个新王朝国家的根基，难以被重新纳入统治。 很多中国民族主义者喜欢喋喋不休的强调说:中国统治并郡县化越南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长，比对华南很多地区都更早、更久。

没错，但恰恰是这点导致了越南一旦在那之后脱离统治几百年，就再也回不来了。如果这里本来就是一片落后的部落民区域，直到17世纪还没几个人认识汉字，也不知孔丘是何许人也，那它反而可能至今仍在中国的版图中。 西晋失去了对大同江流域的控制权后，历代古中国王朝都再也无法在这里重建郡县统治，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

有人看到这里有会说，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上来就是图，杀光烧光抢光，不就解决了？ 很遗憾，真的解决不了。古中国的天子们并不心善，这种事不是没干过。 当然直接屠光还是较少的，毕竟成本高不合算，但是把当地居民全都迁移搬光的事是干过的。比如唐灭高句丽后，确实搬空了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 但是，接下来问题出现了:谁去填补空白呢？汉人肯定是不会去的。19世纪初横跨大西洋的欧洲移民（指普通人，资产阶级和贵族另当别论）在路上死一半都是稀松平常。7世纪时你让人拖家带口去高句丽旧地？死刑犯都不愿意受这罪。

结果就是，粟末靺鞨人占了辽东，三韩人占了大同江流域。要不是之后辽东和长白山区的农业社会被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轮着折腾几百年，把地又空出来了。如今恐怕辽东是否处于中国治下，都不好说了！这还只是隔着浅浅的渤海湾和几百公里的辽西走廊的情况下。 倘若刘彻或者之后一千年中随便哪位圣君或者不那么圣的君，不嫌麻烦一鼓作气，把红河平原的土著都迁到内地，或者干脆图光了。 那么这个世界线中的红河平原，是建了一堆印度教神庙，或者遍地清真寺，再或者变成老挝或者柬埔寨的一部分，可就不好说了。

真如此的话该怎么评价呢，我想到了一个英国佬刻薄的话“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多年的仇杀，只是为土耳其人打开了统治巴尔干的道路。” 至少这个世界线的越南总统叫苏林，不叫毕底邠陀罗跋摩/安东-诺罗敦/加齐·马哈茂德，就知足吧。 虽然民族主义者可能见越南总统春节时去历代帝王庙上香会不爽，觉得“沐猴而冠”。但是要是换成“伟大先祖”图图后的世界线，搞不好红河三角洲的统治者就不是对着香炉磕头，而是对着麦加磕头喽。 真如此的话，反正我是不会难受的。但是有些人恐怕就有得难受

一些朋友也讨论了“到底该怎么做”的问题。但是历史不是战略游戏，不存在一个非实现某一目的不可，而且连续几百年不怕麻烦不计代价，也不会犯错误的“政权意志”。

理论上，明朝能不能做得更好呢？当然能啊。以上帝视角而言，朱棣在消灭越南胡朝势力后，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找个陈家后代，任命他当布政使，再封个郡王。要求他和朝鲜一样放弃独立年号，也不再搞外王内帝，成为纯粹的“外藩诸侯”。凭借战争胜利的兵威，这一点还是有希望实现的。对于中世纪君主朱棣来说，做到这一点，得到了一个比历史上更“恭顺事大”的越南政权，已经算是尽人事了，可以立个神功圣德碑歌颂自己了。

但显然，一些朋友并不满足这么保守的目标，他们想更进一步把越南“内属化”。 有没有办法呢？ 理论上也有办法，那就是仿清朝西藏例，只求奉正朔、通商驿和有限干预内政，用四五百年的时间慢慢渗透。 但这个办法理论上合理，现实中不可行。 当年若不是梁王头铁非要效忠北元，明朝大概率不会试图直辖云南，而是满足于止步于宋朝西南边界。 如果不是为了控制黄教中心，清廷也不会（相对明朝）大幅度加强对青藏高原的控制。

弘历决心灭准噶尔也具有很大偶然性，准噶尔作为一个外藩可汗，或者只是名义上的内藩亲王，存在到19世纪的可能性并不低。只不过是准噶尔失败的外交政策和让清廷有机可乘的内部危机最终促成了准噶尔汗国的覆灭。 理性的中世纪统治者不会为了后世人能多个吹牛的谈资而去费力不讨好。别说朱棣不会，铁木真都不会。即便是蒙古人远抵黑海和马来群岛的时候，可汗也懒得多看贝加尔湖以北的土地一眼。

对于明朝统治者而言，开疆安南的收益很有限，说不定还会带来很多额外的压力和负担。 而且容错度还很低，稍微措置失当，可能过去上百年的投入都白费。百年大计是修辞手法，今天也没人会用一百年为尺度单位规划未来，15世纪时更不会有人干这种孩子气的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