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毕业于985，却没把人生交给标准答案

作者：高恒

他们曾是标准答案的书写者。

年少时一路拼搏，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用一张张漂亮的成绩单铺出通往名校的通道。可走出校园才发现，社会也在悄悄抛出另一张试卷：大厂、编制、名企、年薪百万——人生的“正解”似乎早就写好。

只是，有人开始停笔了。

有人去了西南边陲，开一家几乎没有客流的小书店；有人回到厦门记录城市脉搏，感受自己理解的“新闻声音”；有人在疲倦文旅央企的“流量+网红+打卡”式内容下选择另一个方向买下了人生第一支麦克风。

他们没有拒绝成长，只是选择用不同的方式前行。他们不再让名校光环变成人生的镣铐，也不愿再被社会的坐标系定义“成功”。

互联网产业时评人彭德宇认为：不是不优秀，只是不想再做那个“最标准的答案”。他们知道，人生不是单选题，优秀的方式从来不止一种。而哪怕有一天他们重返职场，也会带着更笃定的脚步与更清晰的方向。

这一次，他们决定，先做真正的自己。

01·他毕业于名校，但最后成了一名城市漫游记录者

“我也曾想过进投行的。”

2020年，林知意从人大新闻学院毕业。像他那一届的很多人一样，他的桌面上曾经同时打开着五份简历——给腾讯投的内容运营，给字节投的产品实习，给央媒的新闻编辑，还有一家投行的实习岗。他一边改着word格式的字体间距，一边想：“是不是我能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意味着我有价值。”

他是那种“上进得让人放心”的人——高中是市重点前三，大学是保研上岸，成绩一直在年级前10%。他做过校园公众号主编、入选过暑期创新项目、连续三年拿奖学金。每一项履历看起来都很漂亮，像是被刻意擦亮过的玻璃。

“但我好像很久没有真正感到开心了。”林知意回忆起大三那年，他进入一家国资背景的新媒体平台实习。每天9点进办公室，编辑推送、审稿、选题会，一做就是三个月。他说，最开始他很兴奋，以为那是“站在权力节点上发声”，但一个月后，他意识到自己写的选题、下的标题、采访的对象、甚至结尾的金句，早就有“模板”。“我像是个不带情绪的螺丝钉，精准但重复。”

毕业前最后一个实习，是在一家投行做内容策略。“原本我以为投行人都很精英、很能说话。”他笑着说，“但我那段时间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怎样在凌晨三点催完数据还要说‘谢谢姐’。”他看到的是一群年薪百万的人用“996”在换“中年焦虑的缓期执行”。“我没有能力轻易评价他们，但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是不是可以，试一次不答题？”

毕业后，他没有选择留在北京，也没有去上海，而是回到厦门老家。他租了一个海边的老房子，接了一些远程的写稿单子，白天走街串巷拍短视频，晚上读书、写城市观察的博客。

最开始，他不敢告诉父母自己“没有正经工作”。妈妈问他，“你不是读新闻的吗？怎么不去电视台？”他笑笑，“我已经拍着视频说话了，只是平台变了。”爸爸则更直白：“你就是在浪费时间。”但林知意说：“他们骂得越凶，我越想确认这是不是我真心想要的。”

他开始自己记录他在厦门的城市角落里遇见的人和事。他记录曾在东渡码头摆摊的印尼移民老奶奶，也拍一个在中山路给流浪猫做窝的退休大爷。他说，他开始理解新闻不是“报道权威的声音”，而是“靠近那些微弱的生活”。

朋友有人来找他说，“你是不是混不下去了？”“你是不是不甘心？”他回答：“不是不甘心，是开始愿意承认自己不一定非得赢。”

“如果一直在答题，我可能会忘了问自己问题。”

几年过去了，他没赚大钱，也没靠流量暴富。他接过采访项目，也做过视频号的城市合作栏目，但更多时间，他花在城市里走路、拍照、记录。他的父母从不认同到开始转发他的文章，读者从几十人到如今三千多人。他说，他好像慢慢和世界讲起了话。

“我不觉得我失败了。”林知意说，“我只是选择了不那么标准的成功。”

他偶尔也会和校友聚会，大家聊着大厂的裁员，升职的焦虑，KPI和OKR的计算。“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被落下了，但更多的时候，我庆幸自己跳出来了。”

他说：“我从来没觉得名校是一张错的船票，但我不希望它变成一张不能换方向的车票。”

“人生不是一道题，有时候，空着，也是一种答案。”

02·他们不做“标准答案”的人生，但每一个人都清晰如光

1. 刘若云：北大中文系，辞职去藏区支教的那年，她26岁

刘若云曾是“被安排得最顺利的孩子”。

她来自武汉，高中是省重点，文科第一，保送北大中文系，本科期间发表论文、参加交换、进过知名出版社实习，毕业时被三家央媒同时录取。那年春天，她以为自己会像学姐那样，在新闻发布厅穿着白衬衫坐到灯光下，说出一句句斟酌过的国事大局。

但她没想到，新闻发布会前的夜晚，她哭了一整晚。

“不是不感激那些机会，也不是不敬业，我只是突然意识到，我在复制他人的成功，而不是过自己的生活。”那场发布会之后，她主动提出延期入职。三个月后，她出现在了四川甘孜的一个藏族中学，做语文支教老师。

第一年很难，住宿没有暖气，孩子们的普通话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进度完全落后。但她第一次在课堂上读《边城》时，一个孩子偷偷跑来问她：“翠翠最后有没有等到那个船夫？”她记得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什么叫语言的力量”。

父母气坏了：“你上北大是为了这个吗？”她第一次平静地回答：“我上北大是为了我能有权利选择我的人生，而不是为了去一个更大的框架里卷。”

她如今在成都做青少年写作公益项目，收入不高，生活简单。但她说：“我从未如此热爱过‘中文’这个词——它不再是简历上的专业，而是现实里流动的、活着的表达。”

2. 韩澈：复旦经济系，高盛实习过，如今开了一家二手书店

“我一直在走最顶配的人生路径。”韩澈笑说。

在复旦读书时，他是经济系的佼佼者：连续三年专业第一，进过波士顿咨询、投行暑期营，还在大三那年拿到一份高盛香港的暑期offer。他穿着Zegna的西装，在中环的办公室写PPT写到凌晨两点，再吃一碗云吞面回宿舍。

“那年我22岁，年薪百万在望，但我晚上经常梦到自己在高三。”他说那种梦是“焦虑型闪回”——好像一直在冲刺，从没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跑。

真正改变他的是一次路过上海五原路。他在周末逛街时，进了一家老旧的独立书店，书架歪斜，灰尘扑面，他随手翻了一本《瓦尔登湖》。店主是个退休语文老师，两人聊了很久。他说：“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在说人话，而不是在‘表达价值主张’。”

他毕业后拒绝了全部offer，用三个月时间筹划，最后在苏州开了一家独立二手书店。他说，这是一家“供城市人休息的缝隙”。他做旧书回收、做小型读书会、写一些金融行业的人文随笔。“不是不爱经济学，我只是觉得，它也该写在温暖的纸张上，而不是只有策略报告。”

他的复旦同学多数已成中层骨干。他说：“他们都很棒，但我选择了另一种活法——低频的，缓慢的，但有余温。”

3. 江诗然：中传研究生，从体制离职后，她成了一名独立播客人

“我毕业就进了北京一家大型文旅央企。”江诗然语速很快，但语气温柔。“父母特别满意，‘稳定、有前景’。”她也满意，第一年就拿了优秀员工，年终奖到手的那一刻，她以为自己“成为了体制内的上升通道”。

但问题是，她每天要修改几十个文案，“不是为了内容质量，而是为了‘领导喜欢’。”她曾经写过一篇古村落振兴的策划案，被连续删改五次，最后变成“文化+流量+网红打卡”，她说：“那是我最沮丧的一天，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装作自己在创作了。”

2022年，她裸辞。朋友说她疯了，“你知道外面多难找工作吗？”

她花了半年时间做播客，设备是二手买的，剪辑是自学的，选题是她最想聊却没人聊的：城市年轻女性的微妙挣扎。从“中产焦虑语录”到“逃离北上广但依然不快乐”，她一集一集做下去，如今节目有了两万订阅。她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回到职场，但至少我试过真正表达自己。”

她不富有，但她说：“我现在赚的钱少一半，但每一块都属于我自己。”

4. 陈渝：交大计算机硕士，放弃大厂，转身走进山里教编程

“你知道我当时手上拿的是哪家公司的offer吗？”陈渝语气平静，“字节AI Lab，腾讯AI平台，还有一家硅谷回国的创业公司，做AIGC工具。我基本是那种一进面试就会被‘秒要’的人。”

他本科和硕士都在交大，计算机系。在导师眼里，他是最有希望“进FAANG，打进世界中心”的学生。顶尖学校，对口专业，热门赛道，前途一片“可预测的光明”。

但他却在毕业那年，选择了偏航。他拒掉了所有头部公司的高薪offer，拎着一只行李箱去了云南，加入了一家专注公益教育的非营利机构，负责在边远山区小学推动少儿编程与数字素养课程。

“我不是不想做AI，只是比起优化模型，我更想教人理解它。”他说。

在那些被地图模糊处理的小县城小学，他带着孩子们用Scratch做游戏，用Python写日记。他教一个六年级的男孩用代码模拟了家乡的梯田灌溉，也带着女生们用Blockly拼出“太空探险”的互动故事。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Transformer，也没听说过GPT，但他们能用代码画出梦想。”他说，“那一刻我觉得，这些技能如果能早点被点亮，就不只是未来的竞争力，更是他们理解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有朋友说他这样是“浪费学历”。他笑了：“可能吧。但我一直觉得，学历不该只是通向高薪的通行证，而应该是让我看见世界不同面的窗口。”

如今的他，在做着与AI相关，却不被AI定义的工作。他没去创造一个模型，而是在播种一代人能去理解模型的可能性。

这些人没有放弃过努力，他们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不是失败者，而是定义者。不是绕过名校光环，而是不让它遮蔽自己真正的光。

03·当我们不再问“值不值”，而是“想不想”

1. 人生不是考卷，时代也不只押一个答案

我们这一代人，早就不再相信“努力=好结果”这道万能公式了。从小学就开始刷题，刷到了985、211，刷到保研出国，刷进大厂名企。可越是走得“正确”，越是有人开始质疑：“我想要的，真的是这个吗？”

就业难、赛道卷、内卷化的理想，在2020年代后半段成了所有年轻人共同的BGM。你可能年薪三十万，但每天加班到十一点，你可能上的是顶尖名校，但转专业、转行、被实习PUA，一样没少经历。精英教育带来的，不再只是“比别人强”，而是“比别人更快崩溃”。

不是名校不值钱了，是它的意义，正在发生变化。

2. 当“出路”变成“出身焦虑”的出口

很多时候，社会对名校生的期待是自带天花板的：“你是北大的，就该进体制；你是复旦的，就该搞金融；你是交大的，干嘛不去大厂？”仿佛名校的光环本身就预设了唯一轨道，谁转身了，就是“浪费”。

但那些“转身”的人，其实很清醒。他们不是不配进入主流，而是清楚主流不代表全部。他们拿到了“最强剧本”的入场券，却选择自己写台词。这不是叛逆，是更新。

就像刘若云说的：“我读书不是为了走一条更好的路，而是为了拥有更多条可以走的路。”

3. 选择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看清之后的坚定

他们不一定比别人更自由，但比很多人更清楚“什么不适合自己”。比起“稳定”“体面”“能说出去”，他们更在意“做了之后会不会开心，会不会有意义”。

在这个由流量定义热度，由KPI定义价值的时代，这些人选择慢下来，做一点“不那么有用”的事：支教、书店、播客、公益教育。看起来脱离主流，其实是在打开另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路径系统。

他们依然很卷，只不过是卷在自己选的地形上。像是在主流剧场外，自建舞台，灯光虽不耀眼，但始终为自己点亮。

他们毕业了，没有走上看起来“最对”的那条路。他们有的去了远山，有的去了老街，有的躲进自己的麦克风后面，有的走进小学教室。但他们都没走错。他们没有放弃名校身份的意义，而是拒绝用它来定义整个人生。

他们不问“这样做值得吗”，他们只问“这是不是我想要的”。

这群人，是不被定义的一代，是用人生破题的一代。

（根据要求，上述受访人均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