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能留在中国版图内，要感谢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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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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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在《东南亚，曾经是中国的领土》的结尾说了一句，明朝三宣六慰里的三宣一慰能留在云南，要感谢解放军，很多读者就要求展开详细说说。
好吧，这篇文章就以解放大西南为背景，聊聊解放云南的来龙去脉。
我们都知道，明清时期的云南是西南边陲，如果某个大臣被流放云南，基本可以确定回不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依然把云南视为蛮荒之地。
但到了近代以后，云南的地位突然重要起来。
19世纪后期，法国以西贡为起点，逐渐侵略东南亚的东部地区，建立起将近75万平方公里的法属印度支那，覆盖越南、老挝、柬埔寨。
英国为了保卫印度的东部边疆，则发动了三次英缅战争，把缅甸纳入英属印度。
随着英法在东南亚建立殖民统治，紧邻缅、越的云南，便处于中外交流的最前沿。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云南不仅接受了“科学、民主、自由、独立”等先进思想，地区经济也和英法紧密结合，与东北、江浙、广东并列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
云南的优越条件，让清末民初的云南军阀，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中央政府不满的时候，他们可以借英法的支持，割据地方乃至问鼎中枢，和中央政府合作的时候，他们可以借中央政府的权威，向英法提出更有利的条件。
总而言之，云南军阀在英法和中央政府之间左右摇摆，谋求利益最大化。
而在这个过程中，风云际会的云南，陆续出现了四位“云南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听到消息，立即和同盟会员唐继尧等人起兵响应，驱逐云贵总督李经羲，事后，云南各界推举蔡锷为云南都督。
虽然在“二次革命”以后，蔡锷被袁世凯召入北京，暂时脱离云南，但袁世凯准备称帝的时候，蔡锷还是能返回云南成立护国军，并出兵四川，打的北洋军节节败退。
短短数年时间，蔡锷在“割据、拥护”之间切换自如，把云南的地理优势利用到极致。可以说，蔡锷就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任云南王。
1916年，蔡锷在日本病逝，资历深厚且兵多将广的唐继尧，真正掌握了云南的军政大权，出任云南督军兼省长，成为第二任云南王。
唐继尧统治云南十二年，最终失败不是因为军事不强，而是在政治上站队错误。
1920年代，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孙中山则积极推动北伐，要求“武力统一”，在这种关键时刻，唐继尧为了保住云南地盘，便支持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拒绝配合孙中山的北伐运动。
孙中山去世以后，唐继尧的野心更加膨胀，竟然想推翻广州国民政府，兼并两广。
为了达到目的，唐继尧要求广西的李宗仁配合或者让路，准备把李宗仁绑到战车上。结果，李宗仁指挥两万桂军击败唐继尧的七万滇军，唐继尧从此一蹶不振。
1927年2月，国共的北伐军已饮马长江，云南不可能置身事外，于是滇中镇守使龙云、滇南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滇西镇守使李选廷联合发动政变，囚禁唐继尧，宣布效忠国民政府。
随后，四位镇守使开始角逐云南的最高权力，经过一年的战争，龙云最终击败其他三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全省保安司令，成为第三任云南王。
和唐继尧不同，龙云统治云南的手段更加灵活。
在政治上，龙云坚定的站在蒋介石一边，积极配合蒋介石的清党决议，甚至在“云南内政改革会议”上提出清党、财政改革、国库管理、消灭土匪等四项改革决议，把清党视为改革的前提条件。
在军事上，龙云尽量听从蒋介石的调遣，而且在民族大义方面绝不含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龙云任命卢汉为第六十军军长，出滇抗战。
因为云南的特殊条件，龙云给第六十军配备了非常豪华的装备——全军人均一顶法式钢盔，每个连三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三门迫击炮，此外还有德国克虏伯山炮、每分钟射击四百发的法式高射机枪。
凭借这些装备，第六十军在台儿庄战役的时候，和日本板垣师团爆发硬碰硬的较量，其中“禹王山攻防战”被国民政府定为优秀战例，编入国民党军事院校的军事教材。
就这样，无论政治还是军事，龙云都做得无可指摘，稳稳做了十八年的云南王。
倒不是龙云忠于蒋介石，而是龙云通过配合蒋介石，保持割据云南的地位，就像龙云之子龙绳武说的：
“我家老太爷和蒋先生，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他们两人只有利害上的交情。老太爷认为蒋是一个已经形成气候的领导人物，所以支持他。”
龙云的想法，蒋介石自然是清楚的。
于是在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命令卢汉统帅滇军进入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只留下一个暂编师留守昆明，杜聿明则统帅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以及青年军一部，负责昆明的防务。
这样的兵力对比，意味着蒋介石的中央军控制了昆明，龙云成了失去爪牙的老虎。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5年10月，蒋介石命令杜聿明控制云南省政府以外的昆明市区，并免除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调任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随后，蒋介石又给卢汉颁发了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省保安司令的任命状，试图用拉一个、打一个的手段，分化瓦解龙云的势力。
面对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及云南王的巨大诱惑，卢汉几乎无法拒绝，于是卢汉在越南做出“绝不率领滇军反抗”的承诺，完成受降便回到昆明上任，龙云气的破口大骂，说卢汉是忘恩负义、卖主求荣的小人。
卢汉，就此成为第四任云南王。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卢汉走的比其他人都要远，差点给中国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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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用数月时间解放东南半壁江山，尚未解放的中国大陆领土，只剩下两湖、两广、川康、云贵等华南、西南省份。
华南的国军主力是白崇禧集团。
白崇禧为了阻止解放军，把麾下二十万精锐部署在芷江、宝庆、衡阳、郴县一线，并把广东余汉谋的十二万精锐部署在韶关、翁源、增城一线，构成一字长蛇阵式的防御力量。
西南的国军主力是胡宗南集团。
胡宗南用三个兵团控制秦岭天险，又命宋希廉指挥两个兵团控制川鄂边界、孙元良兵团控制巫山、奉节一带，共同扼守四川的东部门户。同时，胡宗南命何绍周兵团控制贵州，罗广文兵团控制南充、达县一带，做为随时支援四川的战略兵团。
按照国民政府的计划，白崇禧集团坚守华南，胡宗南集团坚守西南，帮助国府赢得最后的翻盘机会。
如果计划失败，胡宗南退向四川、白崇禧退向广西，以云贵为后方，再构建西南防线和解放军对抗。如果西南防线也失败了，白崇禧和胡宗南便退向云贵。
解放军要解放华南和西南，守护中国自古以来的疆域，便要彻底消灭白崇禧和胡宗南。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云南极有可能脱离中国，和南诏、大理一样，再次成为化外之地。
据史料记载，白崇禧和胡宗南集团共七十余万人，都是装备精良的精兵强将，可以说，解放华南和西南并不容易。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员等中央领导同志审时度势，制定了一份严密的解放华南和西南计划——
用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消灭胡宗南集团，解放大西南。
中央命令，二野协助三野解放青岛、上海、宁波、福州等沿海城市以后，就整顿大军，以“大迂回、大穿插、大包围”的战术向西南进军。其中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杨勇、苏振华）出贵州，解放贵阳、遵义以后迂回到四川南部，切断胡宗南退往云南的道路。第三兵团（陈锡联、谢富治）解放黔江、彭水，然后和第五兵团解放重庆，夺取四川的东部门户。
与此同时，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贺龙、周士第）自陕西宝鸡出发，翻越秦岭打击胡宗南，逐步解放四川北部地区。
等三路大军都完成任务以后，便可以把胡宗南集团包围在四川成都一带，打一场歼灭战。
用第四野战军（林彪、罗荣恒）消灭白崇禧集团，解放华南。
教员在作战电报里说道：
“白崇禧部在湖南绝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为他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而进入云南的。因此我们的作战，不要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方法，而是完全不理他的临时部署，远远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决战，而将其歼灭。”
根据这样的判断，教员命令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程子华、肖华）为右路军，迂回到湖南、贵州、广西边界，第十五兵团（邓华、赖传珠）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陈赓）为左路军，攻破韶关、翁源以后解放广州，随后第十五兵团留守广东，第四兵团则出广西，切断白崇禧自海上逃亡的道路。
而第十二兵团（肖劲光）、第十四兵团（刘亚楼、莫文骅）为中路军，歼灭湖南宝庆地区的敌军，等左右两路大军完成合围以后，便进入广西，配合左右路军，歼灭白崇禧的主力部队。
国军的防守严密，解放军的计划周到，可以说，这是一次“渡江战役”之后的王牌对王牌大战役。
不过在1949年的节点上，国民政府是被人民抛弃的旧政权，中央人民政府是气势如虹的新政权，国军是屡战屡败的旧军队，解放军是打完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人民军队，无论士气还是大势，白崇禧和胡宗南都处于下风。
在这样的背景下，二野和四野的作战行动，堪称势如破竹。
9月初，二野开始西进，11月15日，第五兵团便解放贵阳，16日，第三兵团解放彭水和黔江，28日，全歼宋希廉兵团和罗广文兵团，29日夜晚，解放重庆。12月7日，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翻越秦岭南下，22日，三路大军包围成都，胡宗南乘飞机逃往海南，四天后成都解放。
四野的速度更快。
9月13日，林彪命令四野大军开始行动，截至10月5日，右路军便解放芷江、会同、洪江等湘西地区，切断白崇禧退往贵州的通道。10月14日，左路军解放广州，李宗仁逃往桂林，余汉谋和薛岳逃往海南，陈赓指挥第四兵团向广西挺进。10月16日，中路军打完“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的4.7万人、缴获402门大炮、100万发枪炮弹。
12月11日，广西战役胜利，白崇禧集团彻底覆灭。
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华南和西南基本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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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华南和西南的过程中，云南做为白崇禧、胡宗南的大后方，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也充满了硝烟味。
那时卢汉只做了四年的云南王，无论实际权力还是影响力，都不能和前三任云南王相提并论，对于这样的处境，卢汉大概率是不甘心的。
而在解放军向华南和西南挺进的时候，卢汉做为云南王，自然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所以放在卢汉面前的是三条路——
1、追随国民政府，和解放军顽抗到底。
2、改旗易帜，加入新政权。
3、利用云南的特殊地理条件，挟洋自重。
第一条路，卢汉很早就放弃了。
因为在1949年8月13日，龙云和另外43名国民党大员，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宣言，公开宣布和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次日，龙云会见香港记者，单方面宣布“云南起义”，向新政权靠拢。
龙云是第三任云南王，在云南有大量的旧部和亲信，他宣布云南起义，必然影响云南的局势以及卢汉的地位。
做这件事，可能是龙云认清历史大势，要站在人民一边，但也有可能是不满卢汉的背叛，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不论是哪种可能，总之，龙云的宣言相当于把卢汉架在火上烤。
于是呢，行政院长阎锡山把龙云的态度，默认为是卢汉的态度，极力要求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也下令，要求白崇禧派兵进入云南，震慑卢汉。
差不多相同时间，蒋介石召卢汉到重庆商谈军务，并命李弥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刘伯龙的第八十九军分别向云南靠拢。
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高层都认为云南不稳则西南不稳，基本达成“武力解决云南问题”的共识。
如果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意见变为现实，云南就不再是卢汉的地盘，而卢汉失去云南，便没有和各方势力讨价还价的资本。
在这样的背景下，卢汉做了两手准备——
一方面，卢汉到重庆见蒋介石，接受“国府迁都云南，把云南变为反攻基地”的要求，暂时稳住蒋介石，另一方面，卢汉回到云南以后，于11月15日命亲信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会见副领事陆德瑾，请求美国支持云南独立。
也就是说，在能选择的三条路中，卢汉选择了最不应该走的、对中国伤害最大的一条路。
卢汉为了谋求云南独立，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向美国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
“如果华府愿意协助保持云南领土的完整，不受国共两方染指，则该省最高当局将愿意接受美国所提出的任何条件，包括切断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接受美国外交保护与美军进驻，同时将遵照美方有关军事、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指令。”
就这，卢汉还担心美国不支持，随后又特意声明，说云南不需要美国的任何财政援助，只需要美国在口头上支持云南独立运动。
听到卢汉的条件，陆德瑾立即把消息传回华盛顿，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之后，认为白崇禧和胡宗南都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卢汉更不可能，而美国离云南太过遥远，绝无可能运送物资支援卢汉，单纯的口头支持没有任何意义。
得出结论，美国便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拒绝了卢汉的请求。
11月28日，重庆即将解放，卢汉再次做出让步，向陆德瑾承诺道：“任何形式的美援都有用，不一定要派兵，甚至可以先公开宣布云南独立，再请求国际协助与保护。”
卢汉希望用这种方式，让美国摆脱干预中国内政的嫌疑，支持云南独立。
但美国一如既往，不支持卢汉。
既然三条路中的两条都走不通，那么卢汉能选择的，便只有加入新政权。无论以后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他都无路可退了。
12月9日，卢汉以举行紧急会议的名义，扣留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处长沈醉等人，以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宣布起义，投向新政权。
而那个时候，二野已经解放贵州和四川大部，贺龙也翻越秦岭南下，三路大军把胡宗南包围在成都一带，四野则扫荡华南，即将解放广西，整个中国大局已定。
可以说，正是解放军的赫赫军威，打消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欲望，挫败了卢汉谋求云南独立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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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卢汉宣布云南起义，但云南的各方势力，并没有偃旗息鼓。
一边是拥兵三万人的滇桂黔边纵队、地方游击队、地下党等组织都要求替代卢汉，接收云南，试图以此换取新政权的地位。
为了平息矛盾，教员直接下令，云南政权要四野派人接管，谁都不要再争了。
另一边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起兵进攻昆明，试图推翻卢汉，重新占据云南，做为反攻的基地。蒋介石非常赞赏这两个军的行动，命令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到云南主持大局，并把两个军编为第八兵团，汤尧兼任司令。
为了稳住云南，第二野战军命令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部队保卫昆明，同时命令第五兵团的一个师，自贵州抵达云南曲靖，和国军打了一场歼灭战。
经过这次战败，国军才放弃进攻昆明，撤退到云南南部，驻扎在蒙自、个旧、建水、石屏一带。
随后，教员通过军委下令，以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梁兴初、梁必业）的两个师、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周希汉、刘有光）组成联合部队，由陈赓统一指挥，进军云南南部，消灭汤尧的第八兵团，滇桂黔边纵队配合作战。
1950年1月1日，陈赓命令第三十八军的两个师，自富宁直扑河口，切断国军逃往越南的通道，第十三军自广西百色袭击云南蒙自，夺取蒙自机场，切断国军的空中逃亡通道。
截止到2月7日，陈赓指挥部队奔袭千里，终于歼灭国军2.7万人，俘虏汤尧等军官。
而就在陈赓指挥联合部队歼灭国军主力的同时，滇桂黔边纵队一路向云南西南追击，于2月19日抵达中缅边境，解放西双版纳的打洛镇，随后回师解放整个西双版纳，即明朝的车里宣慰使司故地。
至此，滇南战役结束，云南全境解放。
陈赓以解放云南的功劳，代表四野和二野出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完全实现了教员最初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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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云南的故事讲完了，其实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云南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
早在1935年4月，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后进入云南，准备在昆明、曲靖一带作战，建立滇东根据地。
但经过一番试探性作战，教员等中央领导同志认识到，云南境内没有大山大河，不利于红军建立根据地，应该迅速抢渡金沙江，摆脱追兵，争取生机。
于是在4月29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以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分三路向金沙江进发。
到了5月9日，中央红军用刘伯承找到的六条小船，全部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西部的茫茫无人区，再过七天，薛岳才赶到金沙江边，早已不见红军的踪影。
从此以后，中央红军摆脱数十万国军的追击，赢得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云南，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就像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写的：
“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端倪者，无如蒙古忽必烈之灭大理也。自临洮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自金沙江济，降摩荻，入大理，分兵收鄯阐诸部，又入吐蕃，悉降其众......夫彼可以来，我何不可以往？设有人焉，出丽江而北招纳诸番，结以信义，径上洮、岷，直趜秦、陇，天下之视听必且一易，以为此师从天而降也。”
解放战争末期，曾经到过云南的林彪、刘邓、陈赓挥师南下，不仅给新中国献上一份最大的贺礼，也守护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疆土，跑完一场六百年的接力赛。
从这个角度来看，云南可谓是中国革命的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