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生产力到解放消费力——五一节论落实休息权的紧迫性

从解放生产力到解放消费力——五一节论落实休息权的紧迫性

劳动节到了，说说打工人的休息权问题。

休息权是法定权利、宪法权利，这个角度且不谈，因为宪法权利没落实的多了去了哈，凭啥要优先落实休息权？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当然也需要落实休息权，但这些年各方面的变化本来就在离美好生活越来越远。这个目的确实值得追求，却不适合用作论证落实休息权的直接依据。

这几十年来，论证一个事情最有效的角度是对经济增长的利弊得失。这是领导们最熟悉、最听得进去的思路，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公众也只熟悉和认可这种话语了，不管这种话语与他们的真实利益是否一致。

            一、不必考虑消费力的经济增长只是一种偶然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生活水平从根本上都受制于生产力的水平。中国近代以来更是如此，外部受列强欺侮侵略，内部人民生活困苦，根本原因都是生产力相对实现了工业化的西方大大落后、且越来越落后。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上下就勒紧裤腰带搞工业化，终于为世界上最大、最全面的工业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不过，计划经济时期的全力工业化，也造成对消费的极端压制，也就是所谓的“短缺经济”。改革开放初期，也是长期被压制的消费需求被释放的时期，东西只要制造出来，就有人抢，所以，仍然是只要专注于“发展生产力”就好了，消费力自发地充沛。

这种情况大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出现商品过剩。但紧接着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外需替代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出口产生的外汇结余，除了一部分变成老板和腐败官员的境外消费、财产转移，大部分变成国内的人民币投放，用于房地产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因此，这一段时间也是不怎么需要考虑消费力的，因为生产出来主要靠外国人消费。而为外国人生产廉价商品、为国内盖房子搞基建的工人们，他们的有限收入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远在农村的家人的生存、上学，消费率-收入弹性（这是我生造的一个概念，可以类比经济学中常用的、描述单一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意思是消费/收入比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度。一般情况下，随着收入水平上升，消费/收入比会下降，我称之为弹性高；如果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收入比不下降，则是弹性低）是很低的，也就是说，不管收入多少，基本都用于当期和未来消费。

与此同时，城市中产的消费率-收入弹性也很低，不管收入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除了日常开销，绝大多数收入都用来存钱买房，或者偿还买房按揭，换言之，不管收入多少，也基本都用于当期和未来消费，不过这个消费的大头是住房。

所以，如果撇开住房消费，这20年大约是消费力逐渐下滑的20年；但只要考虑住房消费，21世纪前20年的消费力也不太是问题。

小结一下，改开的前40年中，前20年是短缺经济的补课期，消费的势能不断释放；后20年以货物出口、基建和房地产为经济增长主动力，也可以不考虑普通消费而保持需求。

这40年，加上改开前的30年，建国后的整整70年，都不大需要考虑居民的消费力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维、行为和制度惯性，认为经济的发展不需要认真考虑居民的消费力问题。

70年下来，我们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即居民消费率），只有38%（2023年人均GDP8.94万元，国统局公布的居民人均消费是2.68万元，这么算的话连30%都不到）。下图是到2018年的世界主要国家居民消费率，我国是独一档的存在……

然而，这种不需要考虑消费力的经济增长，虽然持续了70年，仍然只“是一种偶然”。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们的苦恼就从生产力不足变为消费力不足。“商品过剩”产生周期性发作的经济危机，资本强国就通过占领殖民地、拓展海外市场来延缓消费力不足的问题，并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灾难。

这些都是我们中学课本上耳熟能详的内容，也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和必然。相比之下，新中国的70年只是一种偶然，正如常伟思所说，早晚有一天会结束。中国既然搞市场经济，就要面对类似的局面。

房地产熄火之后，消费力不足给需求造成的巨大缺口就显露出来了。2023年以来，疫情虽然结束，但预期中的经济迅速复振并未出现。实际上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行已经持续15年之久，从2007年的14.2%一路降到2023年5.2%，整整下降了9个百分点！

70年如一日地发展生产力，中国的工业生产力在蓝星已经是独一档的存在，据说工业制成品的产能已接近全球的一半，实际增加值也超过全球30%，这还是中国巨大的工业品出口量成为全球工业品“价格屠夫”大大压低出口品价格的情况下达到的比重。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全球比重仅为12.8%。而中国GDP全球占比只有17%，人口只有17.5%。

换言之，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和GDP占全球六分之一，居民消费却只占八分之一。今后要发展什么，不是再明显不过么？

大争之世，生产力固然不能弱化，反而应该继续巩固、高端化，新质生产力要发展；但消费力巨大的缺口，才是国内大循环最大的堵点，也是经济回归中高速增长的关键。

二、落实休息权是解放消费力的关键

如果把发展消费力提到跟发展生产力同等的高度，就不能只是泛泛而谈，也不是仅仅搞点补贴，而是应该从根本上着眼，系统性谋划。大致应该区分四个维度：有钱消费；有时间消费；有人消费；有供给消费。具体的有机会另文专论。这里想指出的是，对于中国现有的消费主力、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而言，落实休息权才是解放消费力的关键。

以上四大维度中，落实休息权对两个维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对另两个维度有间接的重要影响作用。

首先，落实休息权才能有时间消费。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跟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是不同的。后者有没有时间，该消费的都得消费，得吃饭、穿衣，娃得上学，这都是刚需，也不需要投入多少时间；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很多除了有钱，还得花时间。有时间才会消费，没时间就不消费，不逛街、不美容、不旅游、不健身，也死不了人。

当前中国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它的时间弹性怎么样：同等收入下，闲暇时间的多少对消费总量、消费类型有何影响。这个课题对搞好内循环恐怕有重要意义。

其次，落实休息权才能有人消费。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得生出来。要生人一般而言得成立家庭，两个人得谈恋爱、结婚；生下来之后要奶孩子、带孩子。你不给人家休息，哪有时间去谈恋爱，哪有时间带孩子？割韭菜总得让新一茬韭菜能长出来不是？现在太多年轻人“996”，离开公司后还不得下线，随时接受调遣，很多工作要利用休息时间在家完成。

共青团、卫健委应该组织研究，现在年轻人这种休息权缺失的情况，对婚恋、生育到底有何影响。这是关系民族还有没有后的大事，由不得那些无良资本竭泽而渔、陷入“公地悲剧”：你不压榨年轻人，年轻人会被你的对手压榨从而打败你。至于中华民族因而无后了，到时人家资本家先润为敬。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相当一部分消费来自于成立新家庭、生养下一代。如果下一代都生不出来，那还消费个锤子？据研究，中国近些年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新生人口不断萎缩是首要原因。

                        周天勇：《跨越发展的陷阱》，第29页

上面两个是直接影响，比较好理解。下面两个间接影响，就需要调动我们在思维上的“延迟满足”能力，才好理解。

落实休息权，有助于优化消费供给。中等收入群体有了时间，有了闲暇，才能安心消费、用心消费。而“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商家”，只有消费者用心了，才能倒逼消费的供给用心起来，服务的品质和多样性才会提高。

比如眼下，国家为了刺激消费，又把“黄金周”捡起来了。且不说各种堵在路上的窝心和路基滑坡带来的不幸，全国各大景点都变得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各地商家要不忙着抬价、宰客、以次充好，那不是傻就是当地政府盯得紧。这样形成习惯，服务的质量能提得上来吗？

反之，如果普遍落实带薪休假呢？对于旅游消费者，就可以从容选择服务提供者，而且年轻人的购买力和甄别力，要远高于老年团，从而发挥更强的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力。对于服务提供者，从黄金周一锤子买卖变成了细水长流，只要做得用心，就会不断有客流、不断有收入。

旅游服务品质和多样性提升，中等收入群体也就不用老往国外跑，把钱都撒在国外，造成巨大的服务业贸易逆差了。

要知道，把钱撒在国外，就是给内需带来了缺口。而且服务业的需求相比制造业是高质量的需求，因为它是劳动密集型的，能带来更多就业，并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这就关联到下一个小话题了。

落实休息权，有助于整体上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什么？不是干得多才能拿得多吗？干的少反而拿得多？没错。没听说过“谷贱伤农”的道理吗？

丰收年谷子卖得贱，农民买谷子得的钱反而少。经济学上的解释是，人们对粮食需求的价格弹性小，就是不管你粮食卖的贵还是便宜，每顿都得吃两碗饭，多也多不了多少，少也少不了多少。这时粮食供应多了，市场就消化不掉，农民又没有经济实力把暂时卖不掉的粮食贮存起来，因为要交租要交税，还得打酱油买醋。只能贱卖给粮商大户。

同样道理，大家都去卷加班，劳动力就贱了，资本家就能压价。本来三个人的活雇两个人，两个人的活雇一个人干就行了，多出的一份工资就成了他的利润。资本家多出的利润会用来消费吗？不会，要么给他润到国外去了，要么用来盲目扩大再生产，形成更多的产能，降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利润反而降低了（想想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屠夫”的名号）；这样，反过来又变本加厉地压榨打工人。

看明白了吗？打工人卷加班，就是往自己脖子上套枷锁。政府制止滥加班，能增加就业，增加劳动工资总额，增加消费，是在解开套在消费力上的枷锁。

你可能会问，大家都不加班了，产出下降，单位产品成本上升，不是影响中国货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吗？不是会影响这些出口企业带来的就业吗？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果关系。不加班提高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导致中国货全球市场份额下降，其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出口生产减少导致雇佣减少；但还有一方面，一是不加班的情况下同等生产要增加雇佣量，二是出口量减少，由于中国巨大产能对全球价格有直接影响作用，在全球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作用下，货品的价格会提高，企业的出口收入未必减少那么多，利润反而可能提高，这跟“谷贱伤农”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两方面对就业和工资的净影响是怎么样的，恐怕有点难说。

在此之外，更要加上本文的判断，消除加班、落实带薪休假后，解放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力，而增加的服务性消费所带来的新增就业，肯定能对冲工业品出口下降可能带来的就业缩减且绰绰有余（参考本号文章为什么中国的财富生产能力这么强大，大部分人民生活过得还是不富裕？）。

具体的净影响测算，要依靠专业经济学家，这又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

三、如何才能落实休息权？

每个城市都有叫“劳动监察大队”的存在，然而这个机构又几乎没有存在感。落实劳动者的休息权，不能只靠对劳动法的执法监察。而且按照劳动法，加班不违反，只有过量加班才违法。

一要靠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率先垂范”。子曰“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草上风必偃。”当然不是说体制内是君子，体制外是小人，但党政机关是实际执政者，如果带头不守劳动法，带头滥用加班，你让企业老板怎么会去守？你劳动监察大队想去执法也没底气不是？

怎么才能让党政机关少加班不加班呢？清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不说了，本身就是老大难。机制上可以建立严格的加班登记、定期汇总报告制度，每个单位的加班量进行横向通报。你可以加班，但要说明情况，且要面临单位之间的横向比较。

这个力度是不是太大了？如果把解放消费力提高到跟解放生产力同等地位，这个力度一点也不大，你看过去政府为了发展生产力动了多少脑筋、费了多大劲。

二是要对企业和个人加强激励。加班强度、带薪休假落实情况，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重要指标；对于做的好的企业，可以减免失业保险费、减少职工医疗险保费，因为企业这样做间接增加了社会就业，保护了职工的健康，自然可以减少保费支出。

再狠一点，可以像绿色节能评级一样，对企业进行劳保评级，将评级结果印在产品上，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

对于个人，不随便加班、落实带薪休假，可以减少个人所得税，因为交税是为社会做贡献，落实休假、增加消费，也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做贡献。

从五一写到五四，不觉间竟然写了快五千字。祝大家劳动节和青年节愉快！祝中国的劳动者、尤其是青年劳动者，将来工作得越来越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