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星艺术团义演，50年前的中马“乒乓外交”

1971年初，吉隆坡国家室内体育馆举行的香港银星艺术团赈灾义演是中马建交的前奏。这场义演，盛况空前，轰动全马，是中马建交前的“乒乓外交”。这场义演背后是中马两国最高领导层的默许。当时两国有意打破向来对立的局面，寻求探讨走上友好之路。今年是在中马建交的50周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场建交前的香港银星艺术团吉隆坡义演。

一：1971 马来西亚大水灾

一场五天五夜连续不断的风惊雨急，酿成1971年1月3日首都空前的大水患，桥梁冲毁，近七千人疏散。持续不断的大雨滂沱使1月6日晚水灾加重，全马八州陷入这场水劫。1月5日政府即宣布全国进入天灾紧急状态，并成立行动中心处理灾情。全国停课，电供水供受影响，交通中断。疏散灾民增至四万多，死亡人数至少有40人。

当时跟马来西亚未有建交的中国 ，由红十字会出面，即派出代表团飞抵吉隆坡给予50万人民币赈灾物品。这是中国第一次通过民间管道主动向大马政府伸岀友谊之手。

在众多的赈灾活动当中，中国默许一支名为香港银星艺术团的队伍以行动参与赈灾义演。

二：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大水灾后，尊孔校友会主席杜志昌建议校友会联合筹款赈灾，更提议请香港电影明星来坐镇演出。这项大规模演出，将一连五晚在国家室内体育馆隆重举行。义演订下两大目标: (一)筹款赈济灾黎 (二)提倡健康文娱活动。

当杜志昌提议义演筹募赈灾之际 ，外界一般都猜测是邵氏或国泰旗下影星。但实际上。杜志昌理想的演出团队是香港长城、凤凰、新联(简称长凤新)三家左派属性的影星。正如义演委员会书面声明定下的义演目标有两个，除了 “筹款赈济灾黎”之外，也不忘“提倡健康文娱活动”。银星艺术团当时被许多文化团体视为“坚持健康表演艺术”，有别于社会当下泛滥充斥的“黄灰色文化” 以及当道的“歌王歌后” 表演 。杜志昌后来回忆: “当时正值政府与马共对抗，邀请左派明星来马表演，根本是妙想天开或不可能的任务。” 

（坐起李引桐、王葆真、石慧傅奇夫妇）

经过一段时间的穿针引线，最终杜志昌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长凤新几十位电影明星，包括傅奇、石慧、张铮、王葆真、江汉等将为义演坐镇。杜志昌形容当时是全场哗然，以为我疯了，一时不相信我的消息。

银星艺术团虽己经定好日期赴吉隆坡义演，但是杜志昌还担心政府当局的立场会阻挠演岀。换言之，一直到演员们抵达就绪、彩排，义演票务己进行，校友会仍然没有十分的把握是否可以经过内政部的审核。仅有的允诺，不过是首相敦拉萨的默许。筹委会其实已经按照规例向内政部申请演出准证，但碍于申请时有节目表但没有演出的歌词及内容，因此必须在彩排当日听命于内政部。 

从3月22日到24日期间，内政部高级官员和首相府都派人到彩排现场观摩。杜志昌追忆当时情况时说：”官员对每一个演出节目都流露脸色凝重的表情，当晚内政部代表官员对我说，所有节目可以勉强批准，但最后一场，演员们穿着类似左翼人员制服大挥红旗的表演一定不能演出。” 

杜志昌形容自己是硬着头皮跟银星艺术团团长廖一原征求取消最后一个节目。不料团长回答: “要就依彩排明晚开演，不要就我们明天回香港。” 这个决定让内政部官员与首相府官员考虑了相当久的时间，终于在“不能违背首相敦拉萨的意愿” ，无奈的被批准下来。 

三：热情迎接

银艺团到吉隆坡演出的消息，最早被新闻界知悉并报道的是在1971年的3月13日。除确定该团将由傅奇夫妇带领68人于3月24日起一连五天出演之外，也报道演员将于3月18日或19日分两批抵达首都的消息。这两批演员的到达都受到主办当局百多工作人员的迎接、还有记者和逾千名观众们的热情接待。

（在机场迎接的群众 1971年3月23日 星洲日报）

3月24日演出当日才开始售票。当日上午购票队伍大排长龙，按星洲日报记者访问体育馆的民众，第一位买到票的杂工从凌晨四点半就买份报纸到体育馆耐心等待，清晨六点己陆陆续续来了近百人，七八点人群己经大增，警察也到来维持秩序。 

（1971年3月25日 星洲日报 排队买票的群众）

四：48小时内完成舞台搭建

银星艺术团赈灾演出的场地在国家室内体育馆，由长城电影公司的设计和美术工作者梁德祥设计，准备在馆内建起 一个长120尺，深60尺，高14尺呈半圆型的大舞台。

演出在3月24日，演员们全数抵达后的22日算起，国家体育馆刚刚办完亚洲跆拳道比赛，场地一直未空下。因此筹 委会后台工作组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搭建工作，其间还得预设表演前夕彩排的时间。

21日大清早，大批义务工作人员就开始搬运木材、测量材料以及油漆。下午一阵豪雨工作被逼中断，雨较小后，工作人员争取时间，在细雨中继续赶工。 长凤新银星团员也在午后休息之后，随筹委会和后台组进行午夜搭建工作。 

五：场场爆满，观众空前

银星团长廖一原先生一到吉隆坡与校友会和记者们见面，即说“我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来的” ，这一句话代表了银星艺术团的整体胸怀，不能不给当时的艺文界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银星68人，都是当时民众熟悉的名演员，舞蹈乐器和个人才华在他们每一日与记者们的相处和谈话中自然流露。傅奇、石慧、王葆真、江汉、王小燕已然是巨星， 石慧更因声乐和花腔女高音一度在港举行独唱会，深受赞叹。多少观众听了《百灵鸟你这美妙的歌手》 已经赞叹值回票价。

银星艺术团团员的确从形象和言谈举止上，都显得与当时大多数炫耀明星身份唯利是图的影艺圈子不一样。除却左派倾向的标签，他们衣着朴素，被当时记者誉为“谦虚无华”。

银星艺术团打着“群众艺术工作者” 的衔头，坚信艺术源自生活，深入生活 ， 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观点和立场符合了城市普罗大众的心声，让民众感觉到演员们准备与他们同呼吸，共进退的欣慰。

银星从3月24日起到28日一连五天的表演，场场爆满。媒体谓之为“空前罕见” 。演岀当晚场内7、8千观众，对票入座，日间买不到入门票的观众，多围绕体育馆的大门，不断询问票务状况。往后每一日重复这样的购票热潮，败兴而归的民众比比皆是。

（1971年3月25日 星洲日报 排队买票的群众）

为了弥补买不到票的观众，演出于3月30日、31日及4月1日延展三日并增加逾千座位。怎料购票长龙依旧，演出最后一日民众更因此提早7小时待阵，大多观众索性在体育馆前过夜，排队的人密密麻麻。 4月1日当晚演出，观众空前，超过1万人次。

六：中马建交 

杜志昌在1994年冬到香港重访银星团长廖一原先生，廖先生追溯20多年前的演出往事时透露，那次义演的邀请是经周总理，陈毅与港澳专员廖承志三人周详讨论后的决定。《中国报》更在1971年3月29日的特约〈港银艺团来马演出显示 大马正执行新外交政策〉中，阐明银星艺术团是中国红十字50万赈灾之后另一项具深长意义的外交行动。

银星艺术团结束演出后的两个月后，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贸易团访问中国，8月中方贸易代表团访马，11月马来西亚乒乓队受邀赴北京，1973年到1974年共进行了14次建交谈判。终于，1974年5月31日首相敦拉萨访华并在北京完成官方建交协议，签署《中马联合公报》，成了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关系的东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