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少年立志出乡关——我难忘的抗美援越之行

在一部国际当代史上，中国和越南的关系是理不清也剪不断的。远的不说，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就经历了越南战争（从中国方面可以称为抗美援越）；1975年越南南北方统一后的反华排华浪潮；70年代末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90年代的关系正常化。

现今两国关系复趋稳定。边贸十分红火，中越边境旅游价格一跌再跌，就连中国一些影视明星在越南也颇有知名度。而我本人，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小伙伴一起翻过十万大山，赴越南志愿参加抗美援越，而对中越关系几十年来的曲折变迁不免格外关注。

那是1967年，我在北京育才学校读初中一年级。当时正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已停课。大家都参加了红卫兵，对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充满了美好的愿望。

报纸、广播，几乎每天都在显著位置报道越南的战况：战争不断升级，战火已从越南南方烧到北方，B-52型轰炸机频频对北方进行轰炸。英雄阮文追的形象、话剧《南方来信》激起的沸腾、电影《胜利在望》带来的欢欣，都给这场战争涂上传奇般的壮烈色彩。

总政话剧团《南方来信》剧照

八一电影制片厂《胜利在望》（1965年）

这一年的4月，我们听说沈阳八一学校的赵建军同学到越南参军，并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我和臧绥绥、高凌红等七个小姐妹商量，我们也去越南参军，以实际行动抗击侵略者。

我们准备了指南针和地图，学着在夜间根据星座辨别方位。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及亲姐妹都不露半点口风。好在当时我们是住在学校，家里对我几天不回家并不在意。

从北京到越南，遥遥几千里，怎么去？我们决定买站台票先混到南宁。到了南宁后，我们在站台里看到很多拉着大炮的军用列车。我们7个人决定悄悄钻到炮车下面，这样就可以直接到抗美援越的最前线了。我们分头行动，两三人一组，顺利地爬上军列，我和臧绥绥一组，躺在大炮车下面，想着就要到前线，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吹哨子的声音，接着就来了很多工作人员——我们被发现了，随后就都被揪下了军列。看着远去的军用列车，无限遗憾，我们只能买票到边境城市凭祥了。

到凭祥后，我们住在市委招待所，那里有很多各地来的红卫兵，都是想去越南参军的。我们碰到了五个北京来的红卫兵，是京工附中的高中男生。我们决定和他们一起行动。尽管当时中越关系良好，但没有签证还是进不了越南。我们观察了两天后，发现中越边境线很长，不可能处处设岗哨，于是就背着简单的行装，抬起双脚，朝两国边境的十万大山走去。

十万大山，东起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贵台，西至中越边境，分布于钦州、防城、上思和宁明等地。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长100多公里， 宽30-40公里，总面积达2600平方公里，为广西最南的山脉。

十万大山，顾名思义是号称十万座千百年来人迹罕至、野兽出没、被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覆盖的崇山峻岭。这里地处亚热带，气候潮湿。我们日夜兼程，凭着指南针朝河内方向前进。

一路上，时而淌过清流，时而攀援山崖。我们这时才体会到什么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千辛万苦爬上一个山头，往前看又是一座座山头矗立在那里。有的山坡几乎是70度大斜坡，我们就拽着山坡上一人高的草丛往上爬，谁也不敢回头看。

第一天的夜里下起了磅礴大雨，我们没有雨具，被大雨浇得全身湿透，脚丫都被泡发了，肿胀得每走一步疼得像针扎一样。我们实在太困了就坐下来休息，那几个大哥哥坚持不让我们睡着了，说山上有野兽。那个艰难的夜晚，我一直都忘不了！

越南的白天烈日当空像熊熊的火炉，晒得我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与大自然的斗争远远比不上美军轰炸机带来的震撼。我们曾亲眼看到美国军机就在树梢上低空飞行，听到不远处轰轰的爆炸声。晚上，北越防空部队的探照灯和照明弹时不时把天空照得通明。

几天下来，有的小伙伴支撑不住了，带的干粮——馒头被倾盆大雨泡软变馊了，饮用水也喝完了。更难以忍受的是，隐藏在亚热带森林里的妖魔鬼怪——毒虫、蚊蝇和蚂蚁一起袭来，加上久湿不干的衣服贴在身上，浑身奇痒无比。这时大伙最希望的就是看到清清的泉水或住家了。

好不容易发现了山间农舍，大家高兴极了。越南老百姓大都十分友善，虽然语言不通，但当我们拿出毛主席纪念章时，他们立刻拉着我们的手，口中念念有词，忙给我们水喝或拿家里的东西给我们吃。这是我们下山后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其实就是南方的糙米饭和清水煮的西红柿汤。我们狼吞虎咽一通，把纪念章留给他们后又继续爬山。

就这样，一连走了几天，我们中间年龄最小的高凌红终于坚持不住，大哭起来。我急忙安慰说就要到了，但怎么也止不住她的思乡之情和恐惧心理，而硬说我自己没有恐惧，那也不是真实的。

这时，有小伙伴建议，干脆到公路上拦一辆到河内的卡车，于是大家一致同意结束徒步之旅，反正已身在越南了，谁也赶不走我们。下山的路格外顺利，大家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被雨水泡肿的脚也不觉得疼了，也顾不上自己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我们就站在公路旁等着截车。

友谊关是我国十大名关之一。关楼左侧是左弼山城墙，右侧是右辅山城墙，犹如巨蟒分联两山之麓，气势磅礴。其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凭祥市西南端，322国道终端穿过友谊关拱城门，与越南公路相接，是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和国家一类口岸，距凭祥市区18公里。（拍摄于2003年7月3日）

万万没有想到，拦下的卡车司机说是送我们去河内，但趁我们抵不住饥饿困倦、倒头便睡之际，日夜兼程，把我们又送回了友谊关。车到友谊关，中国边防站的工作人员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一数刚好七个小女生，便问：“你们谁叫徐晓红？”我当时心里一惊，不知怎么回事，忙说：“我是。”那个人笑着说：“你爸爸从北京来电话，让截住你们，谁知你们已经过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离开北京后，家长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当时父亲在外交部工作，便召集这几个家长商议，估计我们往南面去了，遂决定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外事办公室查找我们的下落。

作者的父母——外交官徐晃夫妇

我们在边防站吃了一顿这么多天来最香的饭，打了防疫针后，便被送到了南宁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一位阿姨对我们说：“家长已经汇钱过来，给你们买了明天回北京的火车票。”我们七个小姐妹商量：怎么能花家长的钱呢，还是扒火车回去。

于是当天夜里，我们就翻墙逃出了外办，到南宁火车站后，又跑到了货车站，打听到往北开的货车就爬了上去，坐着载满矿石的、没有顶篷的货车，离开了南宁。一路上风吹、雨淋、日晒，每次停车，我们就下去找水喝、找东西吃。

在南昌站，臧绥绥和杜铁桥因为走远了，没赶上车而和我们分开了。我们心里很着急，但也无可奈何。货车到武汉时，碰上好几个好心的工人师傅，他们看我们破衣烂衫的样子，就让我们上了最后一个车厢，这是专门给押运货车的工人坐的。就这样，先是风风雨雨，后是天堂般的五天五夜，我们终于回到了北京。

在和家人团聚的时候，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涌上心头。父母并没有批评我，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平安回来就好。这次艰难的历程虽然失败了，但是我想参军报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72年，徐晓红身着军装，与母亲朱晓林在外交部宿舍院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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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我虽然分在了地处北京、条件甚好、人人羡慕的国营工厂，但我不想就这样打发我的一生，于是又出走了一次。这次奔赴的是全民皆兵的张家口。我跟着解放军叔叔进了军营，死缠烂打地要当兵，结果还是被劝了回来。

到张家口当兵未成，合影留念。第二排左一为作者徐晓红。

回北京后，工厂师傅狠狠地批评了我，但我最终还是辞职，头也不回地离开工厂离开家，走上了一段自找苦吃的艰辛的人生路程……

自从越南之行以后，我一直对越战及中越关系、中美关系、中美苏三角关系都十分关注。后来得知，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65年5月到1970年7月，中国除了提供大量物质援助以外，还出动了各种兵力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人，共有4000多人受伤、1000多人牺牲，其中有不少是偷跑过去的支边知青（支援边疆的知识青年）和比我们年龄大一些的国内各地青年。

抗美援越老照片

这场越南之战也使美军损失惨重。时至今日，西方学界、政界还为进行这场战争的意义和价值而争论不休。

这次难忘的越南之行，似乎使我的人生不再平淡。作为一个“50后”，我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无疑源于父辈为国为民不怕牺牲、浴血奋斗的历程。父亲对我几次三番执著的人生抉择，体现出最大的关心、关爱和惦念。

作者的少年从军梦

我想，他一定是理解我的。如今时代风气改变了，年轻人也许会对我们这代人的种种经历另有体会，但我作为过来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我和我的小伙伴曾经是一腔真诚地准备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去抗击侵略者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对那些“青山处处埋忠骨”的同龄人和对无数革命先烈一样，始终怀着崇敬的心情，因为他们都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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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出版于2014年8月）

作者 | 徐晓红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贾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