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我在非洲常驻所经历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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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老同志都知道，我这大半辈子可简单概括为六个字——信使、摄影和非洲。信使与摄影，此前说过不少，现在我要简述一下我在非洲常驻经历的往事。
1972年2月，作者留影于赤道几内亚的大西洋海边。
1968年12月，作者留影于桑几巴尔中国领事馆的凉台上。
1974年7月，作者留影于非洲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欧美人发现的当地第一块石头前。
1971年3月，作者留影于刚果（布）中国援建的第一艘木船旁。
我真的很爱非洲。非洲共有53个国家，我到过49个，有的还去过多次。1967年，我做外交信使不久，就出差埃及，正好碰上了震惊世界的“六五战争”。11年后，即1978年6月，出差西非，又在毛里塔尼亚遭遇一场“未闻枪声”的政变。完成16年多的信使任务后，被组织上派到3个驻外使馆常驻，也都在非洲，这可能说明我和非洲有缘。
有人常说非洲穷、非洲苦，可我是穷苦出身，而且是名中共党员，去非洲、常驻非洲，我不仅一点没怕，还很高兴。
第一个常驻国家——塞舌尔
1979年，我离开信使岗位，部里派我出国常驻，第一个国家是非洲的塞舌尔。这里环境非常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堂之国”。它一寸陆地都没有，只由114个大小海岛组成。从高空俯瞰，真像“上帝撒向印度洋西部的一把珍珠”。
塞舌尔1976年6月29日宣告独立，第二天就同我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一年后，即1977年，我国驻塞舌尔使馆就开馆了，首任大使由我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春兼任，驻塞使馆的第一任临时代办是李方平。
1979年4月，我和我爱人一同来到这里，我是使馆二等秘书、办公室主任，我爱人是会计。当时，使馆里连外交官带工勤共有15人，这可不算少了，因为那时塞舌尔全国只有6.4万人。该国的外交部，连部长在内，总共才8个人。
塞舌尔首都的一个市场
由于使馆人少，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单打一”，必须炼成“多面手”，身兼数职。使馆里没有商务处，对外贸易由我兼管。我记得，每年由我经手的中塞进出口合同一般为200多万美元。塞舌尔地处热带，全国老百姓每年要穿几十万双拖鞋，也大多通过我从中国进口。当然，我这个党员，也从中学到了一些商业知识。
塞舌尔政府和首都维多利亚市都设在全国最大的岛屿——马埃岛上。维多利亚市只有一条街，一个人步行很快就能走完。在那里做生意的主要是华侨和印度人，政府部门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当然是塞舌尔人。我几乎每天上街办事，许多人都很熟了。
几年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是我国援建的一所高级中学。这所学校对塞舌尔很重要，建成后可容纳600名师生。
1981年8月18日，这个学校项目开工。那时，使馆的代办正好回国休假，部里决定由我担任临时代办。当日出席开工典礼的有塞舌尔计划和发展部长费拉里及教育新闻部长米歇尔，他们二位与我共同主持了工程剪彩仪式。
第二天，这个消息登上了该国的唯一报纸《民族报》。我在塞舌尔工作到1983年，我爱人工作到1984年。很多事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莱索托建馆
1983年7月末，我在驻塞使馆里接到国内指示，要我立即出发，迅速赶往刚刚同我国建交的莱索托，参与新建使馆工作。我在非洲已4年多，本打算早些回国与女儿等家人团聚，可祖国的需要就是使命，作为一个党员，只有两个字——服从。
约瑟夫·莱布阿·乔纳森（1914年10月30日-1987年4月5日），莱索托前首相。
我经了解得知，就在两个月前，莱索托王国首相莱布阿·乔纳森秘密访华，在北京宣布与台湾“断交”，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希望我国迅速派员去莱建馆。
8月1日
我按照部里指示，从塞舌尔乘飞机，途经津巴布韦，当日抵达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
8月2日
我国驻莱索托使馆临时代办李肇星同志等一行三人，也从国内飞抵马普托。我和肇星同志早就认识，当日一见，分外亲切。
8月4日
我们一同飞赴莱索托。可我当日了解到一个新情况：我们所乘飞机要经过斯威士兰王国的曼齐尼机场，停留半小时加油和上下旅客。这可不是小事，斯威士兰是一个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注：直到现在，它仍是53个非洲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同我国建交的国家）。
经过那里，我有些忐忑，怕出事，当然也考虑了些应变准备。不过，莱索托政府安排得很周到。我们乘坐的飞机一着陆，就见一位身材高大的非洲人走上前来迎接。李肇星代办介绍说，这位先生是莱索托驻斯威士兰大使。正是他同我国驻莫桑比克大使王浩同志签署的中莱建交协议，这一下我就放心了。这位大使帮我们办理了各种手续，使我们顺利地踏上了莱索托的国土。
莱索托被南非共和国所包围
莱索托首都是马塞卢，到达后，莱政府把我们安排在当地最豪华的希尔顿大饭店居住和办公。饭店在一座小山上，共六层，我们在三层。莱索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中之国”，它的全部国土都被南非共和国所包围。它的领土面积为30344平方公里，远大于另外两个“国中之国”圣马力诺和梵蒂冈。
我认为，这样一个国家决定同我国建交，真不容易，面临着重重压力。乔纳森首相访华时，就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这样对世界宣布：“我们虽然无法选择邻居，但选择朋友却是我们不容置疑的权利。”
作者关宗山留影于索莱托
我们在饭店很快见到了我国援莱的农业专家组。他们早来一些天，是因为在莱宣布同台湾“断交”后，台湾的农业专家立即撤走，为不误农时，我国专家组必须尽快赶到。
我记得8月5日一大早，我们同农业专家们一同在饭店楼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仰望着国旗在最大的“国中之国”迎风飘扬，我无比激动。
接下来，我又陪着李肇星代办去拜会了莱索托外交大臣。这位外交大臣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我热烈欢迎你们来到莱索托。从现在起，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如果有什么事要帮忙，请毫不犹豫地来敲我的门。”我们的非洲兄弟，就是这样真挚和友好。
住在豪华的饭店里，生活还可以，但工作起来不太方便。为此，李代办率领我们，一面抓紧同莱外交部交涉，尽快收回台湾人员撤走后留下的馆舍，一面积极寻找临时馆舍。
还不错，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们找到了一处比较适合的民间小院，就搬了过去。我还记得，当天中午，我们5个来建馆的“光根汉”，亮出了各自的看家本领，做出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现如今的中国驻莱索托使馆
后来，经过大半年的交涉，莱索托政府终于把台湾留下的馆舍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我们几个人如释重负。此后，又经过两个月的清理和装修，中国驻莱索托的大使馆终于正式落成。
1984年2月16日，我国驻莱索托特命全权大使牟屏向莱索托国王莫舒舒二世递交国书，我也陪同参加了这个仪式。此后不久，我就回国了。莱索托王国是同新中国建交第122个国家，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经历。（相关文章：《莱索托建馆岁月》）
常驻利比亚
我从莱索托回国，本来是让我休假的，谁知到京后，外交部档案馆馆长连续三次到我家找我，说：“经部里批准，你别回去了。让你留下来，是为了急需加工一批特别重要的外交档案。”任务紧急，我是党员，一切听从组织分配。经过3年多奋斗，档案加工任务顺利完成。
1987年，部里又派我出国，这一回是利比亚，还是个非洲国家。我在驻利比亚使馆是一秘，还是办公室主任，一直工作到1991年。
卡扎菲
在那里，我正赶上卡扎菲时代，一切都很特殊。首先，它当时的国名特别长，叫做“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不容易记全。另外，国家体制也与众不同，全国上下既没有政府，也没有议会，只有各级“人民委员会”，说这是“人民当家做主”。而对卡扎菲，人们不能称他为主席、总统，只能称他为“9·1革命领导人”。
中利两国于1978年建交。我驻利使馆是个中等使馆，共有50多名工作人员，含商务处、经参处、武官处等。
在这里，有一件事令我难忘，那就是1987年12月，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率团访问利比亚，我从头至尾都参与了陪同和接待。
按照确定的访问安排，卡扎菲要在第二天在外地会见代表团，利方还要我们到的黎波里机场等候具体通知。
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
曾担任利比亚总理
曾经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一起发动和领导了利比亚1969年的革命
长期以来被视为卡扎菲政权的二号人物
可结果，会见一推再推，最后等了两个多钟头，宣布会见取消，改由利比亚的领导成员贾卢德会见。又没想到，同贾卢德会见开始不久，双方就展开了大辩论。
贾卢德大讲“卡扎菲理论”，说什么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不好，人剥削人；共产主义也不好，容易走向独裁；只有利比亚施行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好。
王任重同志一听就火了，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发展方向。
双方一直争论不休，最后，还是由一位利比亚年轻人打了圆场。他说：“伟大的中国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利比亚也有自己的革命理论，双方应该互相学习。”此话一说完，会见立马结束。
最后再说一件事，是1989年9月1日，利比亚举行盛大的革命20周年国庆典礼，卡扎菲在首都的阿齐齐亚兵营举办大型招待会。由于杨虎山大使身体不适，使馆就安排我前往。老卡那年47岁，正值大好年华。我见他高高的个子，身着米黄色的阿拉伯大袍，显得还挺精神。
招待会进行到重要时刻，老卡要按顺序同每一位驻利使节或代表握手。我俩见面时，我祝愿利比亚繁荣昌盛，祝中利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他说，中国和利比亚是兄弟，祝中国人民幸福。对我来说，这简单一见，也成了历史。
中非友好的关系源远流长。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就展开了历时50多天的非洲十国行，掀起新中国对非外交的重要开端。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演讲时说：“中非关系不是一天就发展起来的，更不是什么人赐予的，而是我们双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此话说得既重要又中肯。
最后，我再说一句：“我珍惜我的在非经历，我愿永远为党和国家的需要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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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关宗山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