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中外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比较》

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

张强

“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的任务是对古代近东及西方古典年代学历史与现状作较为全面的总结，目的是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参考。这一专题研究现已告成，并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相信它对我国早期历史的断代研究会有所裨益。现就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别择要述之。

年代学研究的历史

古代近东历史传统上包括两河流域、北非的埃及以及小亚细亚的赫梯。两河流域与赫梯的古代文字形式是一种用削成楔形的芦苇压印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与形、声、意兼备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渐被弃用，最终成为无人知晓的“死文字”，人们对这些地区的认识与了解也只限于《旧约圣经》以及西方古典著作中一些零乱、有时甚至是歪曲的记载。自上一世纪初起，随着近东地区大量泥板文书、碑刻和纸草文书的出土以及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释读成功，尘封了几千年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才为世人所知。全方位研究这些古代文明的新兴人文学科——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的建立，标志着古代近东各地区年代学研究的开始。历史学家在建立年代框架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着前人的旧说；在释读新的考古文献与科学化研究手段的进程中，不断改写着这些早期文明的起迄。

西方古典年代学的发端较早，第一部系统的年代学著作是公元前三世纪末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著的《编年史》。他利用当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工作之便广泛涉猎前人著述，在综合希腊各城邦不同编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纪年体系。埃拉托斯特奈斯的后继者们不仅接受了其著作中有关希腊早期的历史年代，而且还有所创新。公元前一世纪，卡斯托尔的年代学研究延伸到两河流域和埃及，并把这些古王国的历史同希腊罗马传统联系起来。这种纪年方法在公元四世纪尤塞比乌斯的著作中表现得更加完善。然而，无论哪一种体系都是相对的纪年，也就是说将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确定在另一已知的历史事件之前或之后的纪年方法。所谓的“公元纪年”，是六世纪著名宗教法规学者小狄奥尼修斯创立的。他根据罗马的纪年传统，推算出耶稣基督诞生于罗马建城后的第753年，这一年即为基督元年，为公元元年。宏观上讲，以公元纪年为坐标、一元时空意义上的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绝对年代框架的建立，正是以公元元年为出发点并将罗马儒略历向前延至远古时代的一种时间排序。

年代学研究的现状

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在构建各自内部年代框架过程中所使用的史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近东地区多为王表、名年官表、碑刻、印章等以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为载体的考古遗存；西方古典则以古代的希腊、拉丁文献为主。如何利用这些考古遗存和古文献中所反映出的纷繁复杂的相对年代记录，并借助于自然科学手段把它们换算成现行的绝对公元纪年，研究方法上言之，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在这一方面的差异恰恰综合了我国早期年代学研究中所遇到的难点问题。

现代年代学研究业已表明，世界各古代文明初启及早期城邦时期有关年代的文献记载相对匮乏。所以，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者在构建绝对年代框架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是由资料较多的晚期向早期追溯的研究方法。一般而言，年代学意义上的早期与晚期的划分，是以两河流域、埃及的公元前三千纪、希腊公元前六世纪末、罗马共和国早期来分别界定的，至于这些文明地区在此之前的大部分早期历史年代，年代学者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推算出大致的年代值，并以“c．”（拉丁文“circum”之缩写，意“约”）或“？”等字符来表示某一绝对历史年代的不确切性以及年代学研究上的无奈。开始于公元前18世纪的赫梯历史，鉴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两河流域、埃及等周边地区的历史密切相关，这种往来在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中均已得到证实。赫梯整个的年代框架正是在参比两河流域、埃及年代学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赫梯年代学这种参比所获得的年代值很大程度上倚赖于与之相关的年代记录的准确性。利用两河流域、埃及、赫梯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来交叉定年亦体现出近东年代学研究上的一大特点。

原始文献中的天象记载之于年代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代埃及历史上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两次天狼星偕日同升的记录即是构建埃及绝对年代框架的主要依据。两河流域公元前二千年纪的文献资料虽然相对丰富，可亚述王表与巴比伦王表却出现残断，无法赓续上溯。所幸的是，有关这一时期金星运行的天象记载弥补了王表中的缺损。但是，由于观测天狼星地点的不同以及金星发生的多值性，可供选择的年代值也各有差异，从而形成了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上限、中限、下限”以至“极上限、极下限”几种不同的定年体系，而任何一种定年体系的选择，均会影响到整个年代框架时间上的前移或后推。1987年在瑞典歌德堡大学举办的年代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天文学家、考古学家、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会学者针对采用哪一种定年体系更为合理未能达成一致性意见；尽管大多数年代学者倾向于“下限”的定年体系，但争议迄今未止。

当然，利用自然科学手段有时可以帮助我们直接确定人工制品的年代。譬如考古出土的木、骨等有机物可以通过14C测定出年代；磁性度测量与热发光技术可用来测定陶器的年代。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测试样品的污染以及“祖传物”因素往往会影响到测试结果的精确度，历史学家因此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

事实上，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在我国的研究刚刚起步，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也相对滞后，而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年代学的研究与介绍更显薄弱。我们希望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契机，加强该领域的研究介绍。有理由相信，我国早期历史断代研究的途径和手段对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也将会有所启示。

中外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比较

李学勤

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为了解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情况并取得借鉴，专门设立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现在这一专题复杂繁重的各项工作，已由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林志纯教授等多位专家顺利完成，其成果将作为专著出版。这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由张强教授执笔的《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综述》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专题成果作了简要的概括。

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之中。这表明，古代文明的年代学，本身就是一种学科分支，正在继续深入和提高。当代的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的研究，都采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途径，融合了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科技测年（主要是测年）和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也遵此途径。

外国古代文明的年代学，所能凭借的材料不外是传世文献记载、古文字铭刻以及其他考古学的成果，这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也极为类似。传世文献一般是年代学研究的起点，比如人们对古代近东的知识，最初只能依据《圣经》及希腊、罗马的一些作品。后来才有了考古文物，特别是古文字的大量材料，使研究工作的基础大为改观。不过，即使在现代，传世文献仍有宝贵的研究价值。如埃及古史的王朝系列，见于公元前三世纪僧侣曼涅托的《埃及史》，近世的研究只是对曼涅托的系列做了修正和补充。“夏商周断代工程”广泛使用文献、考古和古文字材料，与其他古代文明年代学的研究亦属相同。

“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成果为大家介绍的情况，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由文献依据丰富、编年基本可靠的历史时期，逐次上推到依据较少、编年不明的较早时期，是年代学探索通用的方法。

张文在讲两河流域年代学时说：“由于初史时期研究资料的匮乏，两河流域年代学者一般采用由文献相对丰富的晚期向早期推进的研究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也正是这样做的。《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托始于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这一年表有可信的文献基础，例如《春秋》经传的纪年，因有许多次日食记录而获公认。因此，西周列王年代的研究，必须立足于以公元前841年为开端的这一年表，而西周的积年又是夏、商积年的推定所不能缺少的。

时代越向上推，所依据的文献及古文字材料内的记述便越模糊，越多分歧。这是由于时间距离遥远而自然造成的。恰和人们观察空间距离遥远的外星系只能得到微少的信息一样。埃及王朝系统的早段，从前王朝时期到第一中间期，即第一至第十王朝，有不少王名佚失无存，列王的次序也有不同说法，不定性显然很大。同样，对于中国古史中的五帝时期，以及夏和商代前期，都不能要求其年代有与后世相同的准确性。

第二，古代近东的古文字材料里，有不少王表或名年官名表。有的表相当详细，甚至记及月日。这类材料的时代，有些本身就很古，如埃及的帕勒摩石刻，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年表》等，为重建当时年代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中国的情形不同，文献中的世系、年表，出现的时代都比较晚。商和西周的世系，虽有甲骨金文可予证实，但缺乏近东王表那样系统的在位年数。这是我们年代学研究的不利条件之一。这种缺撼有望从考古发现中弥补。前些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竹简内整理出一篇《年表》，有周列国君主年数，可惜业已残碎，不能恢复。西晋初汲冢发现的《竹书纪年》，有夏商周诸王年数，但未能完整保存下来。

张文提到，西方古典年代学第一部系统的作品，“是公元前三世纪末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著的《编年史》。他利用当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工作之便，广泛涉猎前人著述，在综合希腊不同编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纪年体系。”《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家的作品，有一定的思想倾向，记事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比埃拉托斯特奈斯要稍早些。

从战国到汉初，像《竹书纪年》、《年表》这样的书，肯定还有不少，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余读谍（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今后再发现这类材料，以至更早的世系、年表，确是可能的。但当前研究中国古代的年代学，还更多依靠出现较晚的文献。这包括世系、王年的材料，也兼指关于天象的记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年代学研究，处境更接近西方古典年代学。传世文献，不分中外，都有考信辨伪的问题，如张文说的，“鉴于年代学研究资料来源与古代近东的差异，西方古典在古籍整理与校勘过程中，对晚期文献中一些早期年代的记载始终面临着‘信古’与‘疑古’之争。”他所举特洛伊战争的例子是很生动的。年代学研究的进展，特别是有关考古发现的增加，业已说明晚期文献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古代传统并非空穴来风，无所依据，无论在古代近东史还是在西方古典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均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传世文献和出土古文字铭刻内的天象记录，是年代学研究十分重要的依据。对这类记录进行现代天文学的推算，常可在古史年代间确定关键性的绝对年代点，对年代学起重要的作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如张文所举，有埃及年代学上的天狼星偕日同升记录，两河流域年代学上的金星泥板等。大家知道，有金星观测记录的楔形文字混板的出现对汉谟拉比在位年代的推断，起了可称是革命性的影响，而汉谟拉比年代问题在整个古代近东年代学中是至关重要的。

张文说：“根据古巴比伦王朝第十位王阿米嚓杜喀在位的第一——十年有关金星观测记录，是确定古巴比伦时期绝对年代的关键所在。现代天文研究对阿米嚓杜喀元年所得出的多种公元年值，巴比伦第六王汉谟拉比元年因此也出现了多种选择。鉴于汉谟拉比时代丰富的史料与考古遗存以及14C研究方法的应用，为阿米嚓杜喀绝对年代的最后选定提供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这已经显示出天文学推算怎样与文献学、考古学及科技测年方法互相配合。在专著《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中，收有金星泥板的释文，并作了详细论述。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公布的一些研究成果之间，甲骨文武丁、祖庚日月食的推算，其学术价值堪与埃及的天狼星记录、两河流域的金星记录相媲美。武丁是殷商名王，他的历史地位同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相埒。经过研究，已获得与甲骨分期顺序全然一致的武丁时期五次月食的唯一解，使武丁的在位年数有相当准确的估计。

第四，年代学研究有时有某种假设，该假设是根本的、必要的，却没有充分论据去证实。有些天文历法的推算，就有着这样的假设。

古埃及的天狼星偕日同升记录的推算，是很好的例子。孙小淳在介绍古代近古年代学中的天文问题时说：“用天狼星偕日出定年代的方法是基于一个非常根本的假设之上，就是古埃及的民用太阳年从未有过调整。……古埃及民用历法明明分一年为三季，为尼罗河泛滥期、冬季和夏季，如果不作置闰的调整，那历法上的三季很少是和实际季节符合的，……严格说来，只有天狼星周期1460年中起始的那一年季节才真正地名副其实，这对注重农业的古埃及人来说同样也是很奇怪的。然而，埃及的年代学正是建立在这种不变的民用太阳历的假设之上。自从1904年德国学者梅耶尔提出这种假设之后，埃及年代学的大厦就逐步建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推翻这种假设，于是假设竟成为公理一般；而如果没有这个假设，就无从谈埃及的天文年代学。”

中国年代学的天文历法推算，也有一个假设，便是纪日干支的连续性：纪日干支依照六十日一周循环，自上古到今天，没有调整也没有间断。如果离开这个假设，也无法谈中国的天文历法推算了。好在前述甲骨文日月食的唯一解，尽管不是这一假设的充足证明，仍能使我们相信纪日干支的连续能够上溯到商代武丁这样早的时期。

第五，就目前年代学研究现状而言，年代学者对各文明地区早期的大部分年代定年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推算出大致的年代值；即使是资料相对丰富的晚期的一些年代，也会因记载上的相互矛盾或因多种选择而无所适从。中国古代的年代学，在这一方面亦不能例外。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各种科学，从来即是向真理不断趋近的过程。有人试想以简单的方式一下子解决好多疑难问题，甚至宣布已经掌握了年代学的全部秘密，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我们努力争取的，是我们在当前主客观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好成果，无法避免所谓“年代学上的无奈”。

在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的研究方法中，只有一项是我们不能采取的，即“同时期参照法”。古代近东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个国家并时存在，它们的文献与考古材料每每彼此联系，可以互相对照补充。中国的夏、商、西周是疆土广袤的王朝，具体情形与外国殊有不同。我们在当中原时与边远地区的考古研究中，也经常运用对比参照的方法，但和外国年代学上的“同时期参照法”究竟是不一样的。其余外国年代学的研究途径，我们都在采用。我们还在进行一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如有字甲骨的14C测年实验，是国内外还没有人尝试过的。

现代意义的古代年代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还很短。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需要不断吸取借鉴外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经验。为此，我们要对“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的各位专家学者的劳动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更确信，中国的古代文明的研究将会对人类文明历史的探讨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完）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各种科学，从来即是向真理不断趋近的过程。有人试想以简单的方式一下子解决好多疑难问题，甚至宣布已经掌握了年代学的全部秘密，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我们努力争取的，是我们在当前主客观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好成果，无法避免所谓“年代学上的无奈”。

在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的研究方法中，只有一项是我们不能采取的，即“同时期参照法”。古代近东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个国家并时存在，它们的文献与考古材料每每彼此联系，可以互相对照补充。中国的夏、商、西周是疆土广袤的王朝，具体情形与外国殊有不同。我们在当时中原与边远地区的考古研究中，也经常运用对比参照的方法，但和外国年代学上的“同时期参照法”究竟是不一样的。其余外国年代学的研究途径，我们都在采用。我们还在进行一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如有字甲骨的14C测年实验，是国内外还没有人尝试过的。

现代意义的古代年代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还很短。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需要不断吸取借鉴外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经验。为此，我们要对“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的各位专家学者的劳动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更确信，中国的古代文明的研究将会对人类文明历史的探讨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