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地痞流氓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地痞流氓

乔云

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上海滩的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及其所豢养的门人爪牙、地痞流氓，充当蒋介石“反共灭共”的急先锋和刽子手，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北伐战争胜利后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认清地痞流氓的反动本性和阴谋伎俩，从而提高警惕，防止此种丑类在社会动乱之际沉渣泛起，危害革命和建设。

黄、杜、张等地痞流氓是怎样得手的？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翻检他们的罪恶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地痞流氓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耍弄了一整套的反革命阴谋和伎俩。早在1926年底，黄金荣就从上海赶往九江，同蒋介石秘密商量组织长江下游流氓“以备杀害共产党之事”。蒋介石当即委派黄金荣的结拜兄弟、“大八股党”中排位“老三”的帮会骨干杨啸天（即杨虎），充当“特务处”处长“专办此事”。1927年4月2日，蒋介石再次在上海秘密召集反共会议，进行反革命策略部署。会后，杨虎带着秘密使命潜入“黄公馆”，会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加紧策划，进行一系列阴谋活动。

第一，他们制造、散布政治谣言。黄金荣的结拜兄弟、在大八股党中排在最末位的“文化知识最高，足智多谋”的“老八陈群”，北伐战争时期，曾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不但擅长于投机钻营，而且专门会制造谣言。他根据蒋介石的授意，指使爪牙到处散布说：“共产党要组织政府，打倒国民党，并武装接收租界”。一时间谣言四起，真假难辨。一些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的反动分子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挑起事端，扩大事态；帝国主义分子也浑水摸鱼，捏造谎言，说某处工人持枪企图冲入租界，提出什么“抗议”，给共产党和工人纠察队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一些善良的群众不明真相，忧心忡忡。就这样，黄、杜、张一伙为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第二，拼凑反动武装。黄、杜、张接受蒋介石指令后，立即召集上海青红帮头子徐朗西、樊瑾成、刘春圃、蒋伯器、袁寒云等作为帮手，组织什么“中华共进会”和“工商联合总会”。他们在报纸上大登通告，发表宣言，欺骗说他们成立的“中华共进会”是辛亥革命时期一度存在过的“共进会”的继续，这次除登记“旧日同志”以外，还征求新的会员。但隔了不久，却接二连三公开宣告，新会员须待召开成立大会后（实际上始终没有召开）始得加入。实际上，他们所印的“入会愿书”要求填写的是“何年进家门，三帮头、三帮师尊、字辈”等一类“黑话”和“暗语”，非帮会分子，他们是绝不吸收的。他们用蒋介石拨给的50万元作活动经费，精心地挑选打手，收买党羽。为了掩人耳目，混淆黑白，他们预先仿制了不少上海总工会用的标帜，让所有流氓歹徒均身着蓝色短衫，戴上书有黑“工”字符号的白布臂章，冒充工人，暗藏由巡捕房供给的六轮手枪或盒子炮，组成便衣队、敢死队。他们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天告地，喝酒起义，声言“二十四个小时解决”工人纠察队，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第三，他们和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加紧勾结。杜月笙同法军司令巴尔雪、英军司令邓坎、美军司令白多楼过从甚密，经常向他们报告上海总工会的情况。黄金荣凭借他和法租界捕房的老关系，委托洋行买办购置长短枪支和轻重机枪，把他在法租界中的公馆作为藏匿军火的仓库。他们主、奴之间还达成默契：“中华共进会”的歹徒们凭借带有“工”字符号的臂章，即可携枪自由出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既可把租界作为杀人的桥头堡，又可作为藏污纳垢的大本营。

他们经过周密的阴谋策划之后，即赤膊上阵，大打出手。4月11日晚，他们以有要事相商为借口，将中共党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骗出秘密逮捕，送至龙华杀害。4月12日凌晨，这支流氓队伍由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高鑫宝、马祥生、杨顺铨、顾竹轩等率领，分头向闸北、南市、沪西等地冲击，向革命的工人纠察队发动了全面的进攻。由于他们冒充工人进行袭击，使工人纠察队猝不及防，致使大量枪械被骗缴，大批工人被残杀。黄金荣等还亲临阵地督战，为他们的徒子徒孙打气、助威。这些流氓匪徒的杀人代价是十块银元一颗人头，因此他们像发疯的恶犬，竞相行凶。闸北的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商务印书馆总厂、商务俱乐部（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南市的华商电车公司、江南造船厂，沪西曹家渡的申新、民主、丰田纱厂等工人纠察队驻地，都横遭流氓便衣队的践踏和摧残。他们杀人越货，抢夺钱财，捣毁工人纠察队的门窗、写字台，焚毁公文信件，洗劫枪支弹药，其累累罪行，罄竹难书。他们得意地说：“现在的潮流变了。”“变成了不准有共产党的潮流。”有的地方满街都是反动标语，流氓任意横行，剪发的女同志多被指为共产党，受尽侮辱。杜月笙在上海帮助蒋介石进行了血腥大屠杀之后，紧接着又亲率死党，全副武装，乘“新江天”轮船到宁波去“清党”，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从宁波返沪后，又专派了他的“八股党”弟兄、大流氓高鑫宝，率领党徒到青浦、松江一带，进行血腥大屠杀。

这些地痞流氓之所以得到蒋介石的青睐，除了因为他们有一套反革命伎俩之外，最根本的是因为他们极端仇视共产党，同蒋介石的反动立场有不解之缘。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常说，他一生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既讨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又为蒋介石所器重，还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一举三得。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卖足了力气的大流氓金廷荪也自夸说，他一生中有几件自命不凡的事：一是黎元洪到上海，黄金荣命他去保护；一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押送李立三，驱逐出法租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他们在密谋中一致认为：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他们不但手执凶器残杀共产党人，而且还以黄、杜、张的名义在各报发表所谓“真电”，联名印发“警告男女工人书”十万张，恶毒地咒骂共产党“绝非人类”，不是“共产”而是“共死”，叫嚣要及早铲除“共产党之流行病”。

这些地痞流氓之所以如此仇视中国共产党，是由其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试举几例，黄金荣的父亲黄炳泉是清政府余姚县衙门里的一名捕快，是一个屠杀劳动人民的刽子手。黄金荣自幼不喜欢读书，稍长混迹于地痞流氓、盗匪赌棍之间，或聚众赌博，或狎妓胡闹，无恶不作。后来，他通过其父“老底子”的关系，投靠帝国主义，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不久由包探、探目、督察员升到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成为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指挥上海码头上的“三十六股党”、租界里的“八股党”和他手下的“一百零八将”，侦查、追索，残害无辜，为租界效劳。法国东亚全权大臣安南总督为表彰他的功绩，三次授予他头等和二等金质、银质宝星。

杜月笙十多岁便到上海打流，跟小流氓结伙，专做“无本生意”，偷盗、赌博、抢劫，无恶不作。后来结识了黄金荣，替黄充当打手，和黄金荣、张啸林合开“三鑫公司”，包销包运从国外和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军阀贩运到上海来的鸦片和其他毒品，大发横财。张啸林也是个敲诈、赌博、勾嫖、串赌、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的不逞之徒。另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极为猖狂的顾竹轩，是闻名上海的杀人魔王，他的亲信徒弟说，顾竹轩至少谋杀七位有名望的人，其中两个是律师。直接诱杀汪寿华的匪徒顾嘉棠和叶焯山，是“三鑫公司”中坐收暴利的鸦片贩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其他如马祥生、金廷荪、高鑫宝、芮庆荣、唐嘉鹏之流，或为赌场经理、鸦片贩子，或为嫖妓老手、租界走狗，统统是些撒泼放刁、卑鄙恶劣的市井无赖和盗贼劫掠、坑蒙拐骗的江洋大盗。这些家伙，有的出身于反动官吏、土豪劣绅的家庭，对共产党和劳动人民有本能的阶级仇恨；有的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时刻梦想恢复往日的天堂；有的虽然出身贫苦，但是却养成了不劳而获的恶习，一心想往上爬，成为剥削他人的寄生虫。他们在“发达”之前，同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达”之后，厕身于官僚买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列，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台柱子。

蒋介石背叛革命得逞以后，对上海青红帮头子格外优礼相加。他在上海盛宴招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当面称赞他们“深明大义”，是“识时务的俊杰”。经过蒋介石“论功行赏”，黄、杜、张不仅成为蒋介石的“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而且还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伪“行政院”参议。这批无恶不作的流氓头子，公开登上蒋介石的政治舞台，成了蒋介石政权的“党国要人”。自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建立后，每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对黄、杜、张等人喋喋不休地称赞一番。1947年，在蒋家王朝行将覆灭的前夕，《中央日报》借杜月笙六十岁做生日之机，大吹大擂杜月笙等人二十年前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杀人“功绩”；同年底，黄金荣做80岁生日，蒋介石在“前线情况紧急”之时，还亲自赶到上海给黄金荣拜寿，他对自己来晚三天深表歉意，趴在地上给黄金荣磕了个头。他还为黄家花园题了“文行忠信”四个字，对黄金荣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功绩”表示没齿不敢忘怀。

这一幕幕丑剧，作为历史的陈迹也许被人忘记了。可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刻，这种“沉渣泛起”的丑恶现象是必然要出现的。这就是我们从黄、杜、张等地痞流氓那里得到的血的历史教训。

（1989年7月21日《北京日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