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靠“绩效”吃饭，是人类的未来

在许多自称“左派”或“马克思主义”的人群中，仍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

“不能不劳而获！”“所有消费都应由生产绩效来交换！”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逻辑——“劳动绩效决定消费权”——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最深的意识形态陷阱。

他们以为自己在捍卫“劳动的价值”，实际上却是在重复资本对人最本质的规训逻辑：“你对我有用，你才有资格活着。”

但马克思的原意从不是这种道德化的“劳动神圣论”，更不是市场意义上的“功绩分配论”。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在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通过计划和协作，使人类摆脱生存焦虑、进入自由创造阶段的社会形态。

而这一设想，在今天，正在从理想走向技术可实现的现实。

一、现代技术的发展，正在使“按需分配”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19世纪之所以还只能将“按需分配”设想为未来社会的高级阶段，是因为当时技术水平尚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实时信息处理、细致计划和高度分工的协调。

那时候，“计划经济”意味着繁琐的文件传递、人工统计表格、粗略供需估计——只能做到“按部门按季度按长官意志”计划，远谈不上真正的“按需”。

但今天的现实已经彻底不同。

在21世纪，借助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以下能力正在成为常态：

个体需求可被实时识别与处理：例如通过消费数据、医疗档案、位置数据等，平台可以实时评估一个人需要什么，在哪需要，什么时候需要；

生产与配送高度自动化：工业4.0时代的柔性制造和自动仓储配送系统，可以根据细化指令实现“以需定产”；

社会资源动态调度能力大幅提高：城市级能源调度、医疗调度、教育资源调度系统，已广泛应用；

“每个人发出的需求指令”可以替代“长官命令”：在分布式信息系统与高算力支撑下，真正的“人人做计划”正在成为可能。

举个现实例子：

今天，你打开一款手机APP，用几秒钟点餐，全国各地的配送系统就能让你半小时内吃上热饭。平台知道你平常几点吃饭、吃什么、在哪吃、花多少钱——而且背后调度了无数算法、机器人、交通网络、仓库与生产线。

这种“个体需求直接联通系统”的能力，是过去任何计划经济都无法实现的。而这，只是初级版本。随着AI规划系统的迭代优化、个人数据的丰富化和生产自动化的普及，这种能力将快速从消费端延伸到医疗、教育、能源、住房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换句话说：“按需分配”在技术上的难题，已经正在被历史解决。

不是等到某天乌托邦降临，而是今天的技术体系已经具备通向“以需定产、以需调度、以需服务”的能力基础。

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再只是道德目标，而是现实可能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财富的泉源将更加丰盈……社会将按照每个人的能力进行供给，并按照每个人的需要进行分配。”

这句话被一些人当成“遥远的理想”。但问题在于：

如果你相信历史是发展的，你就不能认为这一设想永远无法实现。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

财富的社会化生产能力急剧增强：生产线、机器人、自动驾驶卡车、云工厂都在释放出庞大的物质能力；

消费与生产的耦合越来越精确与即时：订单即计划，点击即调度，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可被技术化处理；

人的能力与价值创造日益多元化：不是只有岗位劳动才叫“生产”，育儿、护理、艺术、科研、志愿服务、社区组织……早已打破“岗位=劳动”的狭隘定义；

政府具备空前的分配能力：征税、再分配、直接补贴、数字身份识别、动态福利系统，这些都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生产能力足以覆盖社会基本需要，而技术系统足以支撑个体计划对接集体供给时，按需分配就不再是“理想”，而是“制度选择”。

三、谁来消费机器生产的一切？不是机器人，而是人

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

机器将能生产90%的东西；

人却因为“没工作”而买不起这些东西。

生产是自动化了，但消费还被锁死在“绩效—报酬”机制上。这就是为什么“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总是同时出现。

机器人不会买你造的房子，不会看你拍的电影，不会读你写的诗，不会用你产的牛奶。人类是唯一的消费终端。

而如果人类因为被机器“取代”而失去收入来源，整个社会的生产就会失去消费对象，经济系统就会崩溃。

所以，必须建立新的逻辑：人拥有消费权，不是因为他“劳动过”，而是因为他“是人”。

换句话说：

消费权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绩效奖赏；

消费不是劳动的“奖励”，而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不劳而获”不是错误，而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制度责任。

四、从“各尽所能”到“按需分配”，今天可以开始了

我们现在不是问：共产主义社会可不可想象，而是问：今天能不能开始搭建它的基础设施。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今天完全可以：

建立全民最低保障制度，让基本生活不再依赖绩效；

推行普惠型公共服务，让教育、医疗、住房成为人权；

发展国家主导的人工智能与分配网络，以“人民指令”替代“市场调度”；

使劳动从谋生手段转为兴趣与社会价值实现的自由选择；

将“福利”正名为再生产所需的公共投资，不是对“懒人”的施舍，而是对人的系统性培养。

这并不是乌托邦，而是建立现代福利国家所必须跨出的技术与思想的一步。

我们早已具备让人类脱离“用绩效换口饭吃”的制度能力。只要我们真正以人为本，敢于摆脱“劳动主义”的教条，敢于用技术服务人民，而不是让人民生存在焦虑和内卷中，我们就已经站在了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门槛前。

五、如果人都不需要为生计奔波，会不会全社会都“躺平”？

有些人一听到“不劳而获”、“按需分配”，就下意识地跳起来，说：

“大多数人如果不劳动，就会整天睡大觉！”

“人要是有饭吃就不干活了，那社会不就垮了吗？”

这种反应其实很直觉，但也很肤浅。请想一想：现在社会中最能创造突破性价值的人，真的都是在疲于奔命中工作的吗？

答案恰恰相反：真正伟大的发明创造、理论突破，从来不是出现在“被逼着干活”的状态，而是出现在精神自由、生活安稳、不愁吃穿的人身上。

牛顿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他并没有996，也没有KPI考核、年终绩效奖金、科技奖励排名。他生于英国乡绅家庭，从小不缺吃穿。他在大学期间因为鼠疫封校，被迫“躺在家里”两年，结果就是这两年——他思考出了微积分、光学理论和万有引力定律。

是的，你没看错——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理论之一，是在“宅家不上班”的状态下诞生的。

没有评审委员会催他项目结题，也没有什么“按劳分配”制度来问他：你这个月到底贡献了多少？

这才是科学自由真正的起点。而你以为他是个“剥削阶级”，实际上他的精神劳动，却给后来的整个人类文明提供了基础性武器——没有牛顿，后来连导弹轨道、航天发射、蒸汽机、工业革命都很可能不成立。

再看看爱因斯坦。

他是在瑞士专利局上班的闲职，工作不多，有稳定工资。他就利用业余时间思考科学问题，发表了《狭义相对论》。他的名著《1905奇迹年论文集》，并不是靠“多劳多得”干出来的，而是一个有稳定生活的人，在茶余饭后写出来的。

居里夫人、图灵、弗洛伊德、高斯、钱学森……

这些科学家、思想家、技术天才，几乎无一例外都不是在“穷忙”中突破的。他们的工作，大多数并不是为了生存而做的劳动，而是兴趣式劳动、自我展开的劳动、非功利创造的劳动。

如果我们要分劳动的类型，其实应该这样区分：

一种是求生存的劳动，是为了吃饭、还房贷、养孩子、保命——干得再累也不一定出新东西；

一种是非生存性劳动，是因为兴趣、责任、精神追求，是“干不干都可以”，但一旦干了可能就是一场突破。

而未来的技术社会，如果机器人和AI能完成90%的生产任务，那我们完全可以把大量人力释放出来，让他们像牛顿那样不带压力地思考、创造、沉淀、钻研、实践。

你说人闲下来会不会就什么也不干？那是你对人的精神本性理解太浅了。

人类并不是那种一闲下来就发霉的物种。真正自由的人，往往有更强的探索冲动。

未来的社会形态，不会是“全民摆烂”，而是“人人如贵族”，像今天那些有保障的科学家、艺术家、研究者、学者、独立开发者那样，不再为“活命”奔波，而专注于探索人类边界。

你看今天那些搞科研的，有多少是真正靠高薪坚持下来的？更多的人，是因为兴趣、因为信仰、因为责任感。而这些“非生存性劳动”，才是支撑一个国家科技突破、文化繁荣、制度进化的真正基石。

在今天这个时代：

创造下一代AI算法的不一定是打工人，而可能是一个大学里的自由研究者；

写出引爆世界的小说和动漫的人，可能是靠最低收入保障活下来的小镇青年；

发明环保新材料的人，可能是某个有空研究的残障技师，而不是被压榨的流水线工人。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能不能为这种“非绩效性、非生存性”的劳动提供基础？

如果仍然把劳动和消费绑定在一起——你没“产出”就没资格“消费”，那只会让99%的人陷入恐惧、焦虑、奔波、内卷、无暇创造，最终全社会失去探索能力、竞争能力，连强国的根基都保不住。

但如果转而建立全民的基本保障，像给牛顿那样，给每个人一份“想干就干，不想干也能活”的自由空间，那这就是在为国家培育千千万万个牛顿、图灵、屠呦呦、袁隆平。

真正的生产力提升，越来越不来自疲惫的重复劳动，而来自自由探索与精神解放。让更多人脱离生存焦虑，而有条件从事科学研究、技术爱好和钻研、哲学探索、艺术实践等非功利性活动，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深层次跃升。

科技革命应当解放人，而不是抛弃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让每个人都重新上岗，回到“劳动绩效主义“中，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按自己的方式，活出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