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香港人”？

当我们试图理解今天香港与内地之间那些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时，我们无法绕开这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个独特的、被称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究竟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塑造成形的？

1.一个尚未有香港人的香港

翻开香港历史的第一页，我们找不到“香港人”。19世纪的香港，在英国殖民者的蓝图中是一个战略港口，一个贸易节点，一个进入中国的跳板。对于那些最早踏上这片土地的华人来说，这里也并非家园。他们是来往于珠三角的商人，是躲避战乱的苦力，是寻求一线生机的流动人口。这是一个“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早期的香港社会是一个被严格的种族和阶级所区隔的多元拼盘。英国人、德国人、葡萄牙人等外籍社群在各自的俱乐部里延续着故国的社交生活，而华人精英则通过东华医院这样的慈善机构凝聚力量，服务乡梓。彼此之间有交集，但更多的是泾渭分明。

东华医院

即便是那些为躲避内地政治风暴而南来的知识分子如王韬，他们也大多将香港视为一个临时的栖身之所，一个可以积蓄力量、遥望北方的驿站。他们的心依然系于中国的文政母体。他们的香港经历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也往往被视为其中国政治生涯的一个注脚，而非香港本土历史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时代，香港的华人社群身份认同的坐标是地域性的（例如，来自广东四邑、潮州）和宗族的，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香港。他们是广东人、潮州人，是生活在英国殖民地上的中国人，但还不是香港人。这个地方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暂居地，是一块可以赚钱、可以避祸，但终究要离开的浮萍。

2.在殖民与冷战的夹缝中

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转折是数十年间在殖民统治、地缘政治和本土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下悄然发生的化学反应。

第一个关键变量是人口结构的根本性改变。1949年数以十万计的内地居民涌入这个弹丸之地，他们之中有资本家、知识分子，但更多的是一无所有的普通人。

大逃港

与之前的移民潮不同，这一次对岸升起的五星红旗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逃港者而言，回去不再是一个轻易的选项。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被困在了香港。这片曾经的借来之地成了他们唯一的立足之所，一个庞大而稳定的在地社群开始形成。

第二个关键变量是殖民政府管治逻辑的转变。战后初期的香港社会矛盾尖锐。1956年和1967年的两次大规模暴动极大地动摇了港英政府的统治根基。这些骚乱固然有国共在港斗争的背景，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底层民众对恶劣生活条件、社会不公和殖民统治的长期积怨。

1967年的骚动

1967年的六七暴动尤其成为一个分水岭。它让港英政府意识到单纯的高压统治无法长久维持稳定。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一个紧邻大陆却动荡不安的香港在此时成了西方世界的负资产。于是在麦理浩等港督的主导下，港英政府的策略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转变：它开始有意识地去塑造和培养一种独特的香港本土身份，以此作为缓冲和抵御内地意识形态渗透的防火墙。

这种塑造并非通过空洞的政治说教，而是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完成的。从十年建屋计划到九年免费教育，从兴建公共设施到整顿吏治（成立廉政公署），殖民政府开始着手解决那些曾引发巨大民怨的社会问题。

这些政策的推行极大地改善了市民的生活，它创造了一种共同的、向上的社会体验。数百万市民一起住进政府兴建的公屋，一起享受普及的教育和医疗，一起见证这个城市的经济起飞。这种集体经历，超越了原有的宗族和地域分野，为香港人这个新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情感基础。

1957年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兴建的首个廉租屋村—北角邨落成

1969年第一届香港节

第三个最常被忽略的关键变量是冷战造成的特殊地缘政治格局。二战后在全球非殖民化浪潮中，香港的命运显得格外独特。它没有像其他许多殖民地一样走向独立。对英国而言，香港是其在远东遏制共产的战略资产，不能轻易放弃。而对中国而言，中方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决定了中方在时机不成熟时不会强行收回香港。

于是香港被置于一个奇特的政治真空之中。它在政治上与内地隔绝，又因主权问题而无法独立。这种非殖民化但未独立的特殊状态恰好为非国家主义的、地方性的公民身份的成长提供了土壤。香港人不必像其他新兴国家的人民那样围绕着国旗、国族等宏大叙事来构建认同（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相反，他们的认同可以围绕着这个城市本身，它的生活方式、它的核心价值、它的日常文化来展开。

3.“狮子山下”的想象共同体

战后的人口沉淀和社会改革为香港身份的形成提供了基础，70年代兴起的粤语流行文化则为这个身份注入了灵魂，并最终将其建构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时期电视机成为香港家庭的标配。成立于1967年的无线电视（TVB），成为了塑造集体意识的强有力工具。

1967年无线电视（TVB）开播时刻

它制作的粤语电视剧如《狂潮》描绘了香港社会的悲欢离合；综艺节目《欢乐今宵》则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电视剧主题曲的流行极大地推动了粤语流行曲的兴盛。

《狂潮》剧照

《欢乐今宵》剧照

以许冠杰为代表的音乐人用最地道的粤语俗语唱出了小市民的心声。他们的歌曲关乎打工仔的辛酸、生活的压力、草根的梦想与挣扎。这些歌曲通过电视和电台传遍了香港的每一个角落，从徙置区的公共屋邨到中环的写字楼。当全城都在传唱“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释义：我们这些打工的人，一辈子都在为金钱而工作，像奴隶一样被金钱所束缚。）”时，一种深刻的集体共鸣便产生了。这种共鸣让所有在这个城市打拼的人都辨认出了彼此共通的命运。

许冠杰《半斤八两》碟片

电视剧《狮子山下》及其同名主题曲则将这种共鸣升华为一种精神象征——“狮子山下精神”。它讲述了香港人如何同舟共济，携手踏平崎岖，在逆境中奋发图强的励志故事。这个故事成为了香港人自我身份叙事的核心。它将香港塑造成一个凭借自身努力，从无到有，创造经济奇迹的地方。这种叙事既是本土的，又是现代的，它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庭价值，而不是民族主义或阶级斗争。

1972年《狮子山下》剧照

这种新兴的本土意识也开始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1970年代香港的大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中文运动成功争取到中文（粤语）的法定地位。这不仅是一场语言权利的斗争，更是一次本土文化主体性的政治宣告。它标志着香港人开始要求在这个殖民地城市中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声音。

70年代中文运动时期的宣传画

可以说在70至80年代，通过粤语流行文化的全面渗透，一个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日常经验、共同的奋斗故事为核心的香港人身份最终被确立起来。这是一个在狮子山下诞生的独特的城市共同体。

4.当回归突然来临

正当香港人的本土身份日益巩固之时，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使得香港人的未来不再是模糊的，而是被明确地指向了回归中国。这个答案对于在过去几十年间在与内地隔绝的状态下逐渐形成自身身份的香港人来说，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深刻的焦虑。

1996年申领BNO护照的港人挤满湾仔入境处总部大楼内外

这种焦虑，催生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移民潮。而对于那些选择留下或无法离开的人来说，他们开始通过一种他者化的方式来重新加固和定义自己的身份。在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和大众文化中，内地人常常被描绘成“阿灿”式的，落后、不文明的形象。这种文化上的区隔本质是在政治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通过凸显香港与内地的不同来确认自身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网中人》中的阿灿形象

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这种身份的拉锯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区试图通过推行国民教育等方式进行一场再中国化的工程，以培养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身份塑造，往往与香港社会自下而上形成的意识产生冲突。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出现了：香港人开始策略性地挪用和重构殖民历史。在后殖民时代，人们开始回望殖民时期，并将其中的某些元素，如所谓的法治传统、所谓的廉洁的公务员体系、所谓的言论的空间视为香港核心价值的来源，并以此作为区别于内地的文化符号。对皇后码头等殖民地建筑的保育运动便是在这种集体情绪下产生的。这不是简单的恋殖，而是一种复杂的后殖民身份策略：从殖民历史的遗产中寻找定义和支撑“香港独特性”的资源。

2007年保留皇后码头事件

5.两种身份叙事的冲突

追溯至此，我们或许能够触及今日陆港矛盾的底层逻辑。矛盾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摩擦，或是具体政策的分歧，而是在于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身份叙事。

香港的身份叙事是一部由外而内的城市史。 它的起点是一群无根的、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它的核心是在一个与政治母体隔绝的特殊时空里，通过几代人的共同奋斗所创造出来的一套独特的、以公民价值观为基础的本土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个身份是地方性的、公民性的，它的合法性来自于对个体权利和程序正义的重视。它的形成恰恰是在去国家化的背景下完成的。

而内地的身份叙事是一部由古至今的国族史。 它的起点是五千年文明的传承和百年国耻的记忆。它的核心是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宏大叙事中，所有华人，无论身在何处，本质上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香港的百年殖民史是国族叙事中的一段伤痛，而香港的回归则是这段伤痛被治愈、民族走向完整统一的必然要求。

当这两种基于完全不同历史经验和逻辑的叙事相遇时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国族叙事的框架下，爱国被视为一种天然的情感和责任。因此当香港人表现出对国家象征的疏离时，很容易被解读为数典忘祖或受殖民思想的荼毒。而在香港的公民叙事框架下，对一个政治实体的认同，并非无条件的，而是取决于该实体是否尊重和保障本地的核心价值：法治、自由和自治。

因此关于国民教育的争论就不仅仅是课程内容的争议，而是两种教育理念的冲突：一种旨在培养国族情感，另一种则强调培养独立思考的公民。关于内地游客行为的摩擦也不仅仅是文明素质的差异，而被上升为两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摩擦。

6.历史的回归与身份的融合

从作为英籍华人的精英阶层，到冷战时期被西方话语塑造为自由世界的堡垒，再到七十年代后被赋予的、与内地相对立的后现代价值观，香港人的自我认知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始终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塑造。我们所谈论的许多所谓的独特的香港特点并不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在特定的政治意图下被精心培育和强化的人造物。

既然如此，那么固守于这些被历史层层包裹的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身份建构，是否反而会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桎梏？当外部势力依然试图利用这种被建构的差异将香港渲染成一个与祖国对立的“文明冲突”前线时 ，我们应该思考，这种强调独特性的叙事的真正受益者是谁？

真正的出路是要主动地地超越这些话语的束缚。就是要主动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一国两制”为这种融合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它在尊重历史差异的同时，更为香港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当香港人不再将目光局限于那些被建构的不同，而是抬头望向与国家共享的广阔未来时，香港人的身份才真正获得了新生。香港人就不再是殖民历史的遗物或地缘政治的筹码，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中一个自信、自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24年7月1日庆祝香港回归人士举起多幅中国国旗及香港特区区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