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交接：超越日不落帝国的美国逻辑

赛格特约作者 余绍清 郭陈韵

1925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中坐上了头把交椅，这意味着美元地位实质性超越了英镑。但当时的金融界，却并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早在1913年，纽约证券交易市场的市值就已经排名第一，伦敦拱手让出了全球金融中心的位置，华尔街的钟声已悄然敲响金融新秩序的序曲。

1920年代的美国华尔街

比金融地位下滑更早的，是英国的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一战爆发前，不要说美国，就连德国的经济体量也已超过英国。为此，英国历史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莱斯利·汉纳(Leslie Hannah)曾不无遗憾地感叹：

“在1914年，英国最大的三家制造业公司都是外资企业：排第一英国西屋电气，是美国西屋的子公司，排第二的汤姆森—休斯敦公司，是美国GE的子公司，而排第三的西门子兄弟公司，则是德国西门子的分公司。”

回望1925年之前的美国，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1906年美国GDP超越包含海外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到1913年，美国完成了工业、经济和金融三个维度对曾经的宗主国英国的超越，为后来成为全球霸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将聚焦从1865到1925年期间，美国在结束南北战争后，如何在60年的时间里超越日不落帝国的历史进程。这势必涉及到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一、内战之前，美国工业基础处在什么情况？

第二、内战之后，美国何以实现对英国的追赶？

第三、20世纪后，美国为何能迎来创新爆发期？

01 内战之前：建立在“技术走私”上的工业

1787年，13个州的代表在费城成功制定了宪法，美利坚合众国终得建立。而为了防止美国崛起，早在1785年，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在输掉美国独立战争后，选择用立法的方式封杀了纺织机、图样和模型的对美出口，并禁止熟练技术工人移民美国。

今天的中国人，对这一现象可谓再熟悉不过，两个多世纪后，美国用几乎同样的做法针对中国的芯片、AI等高科技产业。不过，当技术一旦与商业完成双向奔赴，就无法阻止技术扩散的脚步，因为这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定律之一。

1789年，素有美国“制造业之父”之称的塞缪尔·斯莱特，成功将英国先进的纺织技术带到美国。塞缪尔1768年生于英国德比郡，14岁起学习纺织，21岁冒着被抓捕的风险，乔装成农场雇工登上了去纽约的客船。

1793年，当塞缪尔·斯莱特在1793年复刻出阿克莱特纺纱机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的“技术走私”会成为美国工业化的起点。1830年，马萨诸塞州的棉纺厂工人数量已达到2.5万，而英国同期仅约1.8万。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惊叹：“这里的工厂不是机器，而是社会的器官。”逝世于1836年的塞缪尔，临终前在全美拥有13家纺织厂，是一名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

18世纪阿克莱特纺纱机

如果说塞缪尔是美国工业发展的奠基者，那么联邦政府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称得上是美国早期工业发展背后的主推手。

1790年，刚刚担任财政部长不久的汉密尔顿就推动联邦政府通过第一部《专利法》。该法规定将"任何新发明的有用的技术、制造、发动机、机器或设备，或任何之前不为人所知或从未使用过的改进"都认定为专利。

与另一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迥然不同，汉密尔顿坚持认为，“美国只有大规模工业化才能摆脱在经济上严重依赖英国的情况，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彻底实现政治上的独立，而经济独立的实现则需要使美国成为像英国那样拥有先进工业技术的国家。”

1791年，著名的《制造业报告》在以汉密尔顿为首的“工业党”的护航保驾下得以通过。这份报告犹如一剂强心针，催生了美国最早的产业政策。他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甚至主张“鼓励偷窃外国技术”，这一策略在19世纪中叶产生明显“成效”——1840年，美国钢铁产量仅为英国的1/40，但专利申请数量却已超越英国本土。

1917年《制造业报告》通过，成为美国的“工业宣言”

该报告主张一国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往往不具备国外其他发展较早的公司所具备的规模经济，因此需要对其予以保护，直到这些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获得类似的规模经济能力。

比如在专利保护上，美国的主张是，鼓励本国人盗取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并授予他们专利权，同时禁止外国发明家获得该项专利，这种今天看起来十分“强盗”的做法，构成了美国工业发展早期的一枚切片：为了吸收先进技术，鼓励技术扩散，无所不用其极。

整个19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口都在快速增长，从1790年美国人口仅390万，到1860年内战前增加到了3150万；领土面积也在迅速扩张，联邦政府先后从法国手里买了路易斯安那，从西班牙手里购置了佛罗里达，用战争吞并了德克萨斯、加利福利亚等上百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业更在疯狂发展，内战爆发的1860年，美国工业产值实际上已经超过法国，仅次于英国。

不过，1860年的美国，至多算是工业大国，绝对称不上工业强国，原因在于两点：其一，在钢产量这样的核心指标上，英国大约占了全球一半，而美国只有1.2万吨，在英国面前可以忽略不计；其二，在核心的机械设备方面，美国主要依赖进口，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

对美国而言，根本性的挑战在于南北经济、产业结构的极不平衡。内战前，北方工业产值占全国70%，银行资产占80%。 南方依赖棉花出口和奴隶制，工业几乎空白，仅1万纺织工人，不到北方1/6。由于缺乏统一的交通、关税和市场，南北双方面临分裂的危险，遑论在经济上赶上如日中天的英国。

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地图

在此情形下，南北战争几乎成为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为期四年的战争，让美国付出了超过70亿美元的战争开支，并造成60万青壮年男性死亡的代价，但毕竟扫除了南方种植园经济下的奴隶制，这大大增加了自由劳动力的规模，同时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为美国接下来的政策创新和技术扩散做好了准备。

在内战期间，林肯于1862年签署了《宅地法》和《太平洋铁路法案》，不仅解放了劳动力，更将横贯大陆的铁路提前15年建成，使得美国铁轨总长超过英国。这些法案或鼓励开发，或支持建设，汇聚起来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目标：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

也因此，当1865年战争结束时，从废墟中走出的美国人，并未太久沉湎于失去亲人的悲伤，而是很快投入到19世纪美国版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中去了，并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欧洲新发明技术在美国的扩散。

02 内战之后：美国成了“新技术消化机”

内战结束后的美国，堪称“新技术消化机”。爱迪生在门洛帕克实验室点燃电灯时，西门子的直流发电机专利已经在欧洲尘封了十年之久；卡耐基的贝塞麦转炉炼钢法，其实是源自英国工程师亨利·贝塞麦的发明。只不过此时不像建国初期，英国已经无法阻挡欧陆新技术的跨洋传播。

而美国“技术拿来主义”的背后，实则创立了独特的制度创新。例如，1870年修订的《专利法》允许外国人技术落地后立即申请专利，前提是必须在美国生产。

对新技术快速吸纳，使得1880年美国钢铁产量已超英国，达到250万吨，同期英国仅200万吨。到1900年，美国铁轨总长突破30万公里，是英国的3倍，相当于每5个美国人就拥有1公里铁路。

有意思的是，尽管英美两国当时关系不错，但是，当美国工业大爆发后，英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变得不可避免。1900年，英国钢铁协会就抱怨“美国倾销”，彼时，美国的钢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达到1000万吨。

“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在自传中写道：“我摧毁了英国的钢铁神话，因为他们拒绝相信机器的力量。”卡耐基领导的钢铁公司早在1890年就占据了美国钢产量的30%，他的商业秘诀在于采用了“垂直整合”模式，彻底颠覆了行业规则。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进行供应链整合，通过收购铁矿、焦炭厂和铁路线，卡耐基将钢铁成本压低了40%。而此时，英国的钢铁大亨们仍固守“贵族式垄断”，拒绝投资新技术。  

比卡耐基拥有更多影响力的美国企业，是约翰·D·洛克菲勒创立了标准石油公司，他用“托拉斯”模式垄断了90%的美国石油市场。他的“铁路回扣”策略让标准石油的运输成本比英国同行低30%，而石油提炼技术的快速迭代（如裂解工艺），使美国汽油产量在1880-1900年间增长50倍。  

同一时代，托马斯·爱迪生和乔治·威斯汀豪斯所推动的电力革命，也开启了一个属于电力的全新时代。从1882年爱迪生在纽约珍珠街点亮世界首个商业电网，美国只花了18年就在发电量上超过了英国，并通过电力驱动工厂提高数倍的生产效率。

标准石油公司产品广告

尽管并非技术原创者，但美国企业的技术扩散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嵌入了本土化的系统创新：贝尔实验室的专利池模式、杜邦公司的研发体系、IBM的打孔卡片机，都证明了美国将外来技术转化为“可量产系统”的能力。

到1906年，美国GDP已超越包含殖民地的大英帝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工厂。不客气地说，1865年之后的英国负责守护旧世界的荣光，而美国则用制度创新和规模优势，将技术革命转化为生产力的跃迁。

03 迎来创新爆发：从管理、金融到诺奖

1908年，当亨利·福特推出T型车时，美国汽车市场仍然被欧洲品牌所主导。但福特一手打造的“流水线革命”，很快改变了这一局面，他将底特律的工厂改造成一条连续运转的生产线，工人不再需要走动，只需在固定工位重复单一动作。

这种“科学管理”模式将单辆汽车的装配时间从12小时缩短至90分钟，成本降低60%，售价从850美元降至300美元甚至更低。到1914年，福特汽车年产量已经突破30万辆，占全美汽车产量的将近50%。

1908年，Model T型车正式上市

效率革命迅速蔓延至其他行业。早在1910年，通过铁路网络覆盖全国的西尔斯百货已通过目录销售模式实现年销售额突破6100万美元；1917年前后，杜邦公司开始对现有化工厂进行升级改良，逐步建立能够生产尼龙、塑胶、油漆、涂料等多种化工产品的综合生产线，实现从火药业务向化工领域的战略转型；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贝尔实验室则着手推动电话交换系统的自动化，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部署。

1920年，美国工业产值约为160亿美元，工业增加值约占全世界的66.4%。1929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生产率，是英国的250%，成为全球唯一能将技术扩散与规模化生产完美结合的国家。

当福特的流水线轰鸣时，华尔街的铜铃声也在1913年迎来了历史性时刻——《联邦储备法案》签署，美联储正式成立。这一制度创新终结了美国“银行自由放任”的传统，通过跨州货币清算系统和贴现窗口，将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值推升至伦敦的1.5倍。  

1913年12月，美联储成立

1914年，华尔街的资本运作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终极验证。当欧洲深陷战火时，美国通过发行“战时债券”成功筹集了约215 亿美元，约近2000万人购买自由债券，为战争融资做出重要贡献。

这种金融优势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1910年起，Morris Plan 银行便开始为中产阶级提供分期贷款，累计发放超3.2亿美元，这些贷款多用于汽车、家电、住房等消费。1919 年，通用汽车成立了通用汽车金融公司（GMAC），率先引入分期付款信贷模式，大幅降低了购车门槛期间。到1924至1925年期间，约68%至75%的新车通过分期付款购入。

与此同时，1920年代美国广播电台和收音机企业迅速崛起，同样离不开依赖债券和股票融资支持。到1925 年，美国拥有收音机的家庭超500 万户。这也解释了，1933年时任总统罗斯福用“炉边谈话”的方式，为什么可以赢得民心，因为信息传播的方式已经部分转向了广播。

进入20世纪，美国的理论研究也迎来了突破。1900年，美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记录还是空白。但到1925年，除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外，这一数字已增至3人，其中包括1907年因光学精密仪器及光谱度量研究获奖的艾伯特 ·迈克尔逊（Albert A. Michelson）、1914年因多种化学元素原子量精确测定的获奖的西奥多·理查兹（Theodore W. Richards）以及因对基本电荷测量与光电效应实验做出重要贡献而于1923年获奖的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A. Millikan）。  

1921年，爱因斯坦访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美国物理学界迎来重要的学术交流契机。当时的美国物理学会已开始定期举办学术会议，并运营学术期刊，会员人数持续增长。1923年7月2日，美国正式成立了以“无线电与声音”为核心的研究部，并陆续开展了“无线电遥控”无人机飞行实验和高频脉冲技术实验，为日后雷达和计算机技术奠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美国学术界的鼎力支持者，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是全美第一个采用欧洲研究型医学教育模式的医学院，此外，诸如哈佛、麻省理工、康奈尔等顶级名校都曾受到该基金会资助。而成立于1901年的洛克菲勒大学，于1912年获得了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且该校至今已走出35名诺奖得主。

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识教育委员会

可以说，这一时期，美国已经不再只是技术的搬运工，而开始蜕变为科学知识的重要创造者。1920年代的美国，尽管尚未成为全球科学研究的中心，但却已经形成了特有的“技术扩散-规模经济-金融支撑-理论创新”闭环，为接下来从英国手中接过全球霸主的衣钵做好了准备。

结语：超级大国的诞生密码

从1865到1925年的六十年里，美国的快速崛起并非偶然，而至少存在以下四个重要因素：

第一、制度红利：从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到美联储的建立，美国始终在制度上为技术扩散提供沃土；  

第二、规模优势：美国一方面不断扩张领土、人口，另一当面建立起横贯大陆的铁路网，让技术一旦落地就能迅速实现规模经济；  

第三、务实基因：从塞缪尔·斯莱特的“技术走私”到福特的“流水线革命”，美国始终保持着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对实利的追求贯穿美国200余年的建国历史；

第四、开放精神：无论是吸纳全球移民还是吸引顶尖科学人才，美国自始至终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乐意培育“美国梦”诞生的温床。  

或许，正像塞缪尔·斯莱特在1793年复刻纺纱机时预见的那样：技术一旦与自由、规模和制度相遇，就会迸发出改变世界的能量。

一个甲子的高歌猛进，虽然积累了不少社会问题，贫富悬殊、食品安全、种族歧视等等都使人触目惊心，但也令美国积累了深厚的产业基础，这成为美国穿越1929年危机的底气，并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迅速释放出巨大的军工产能，为整个盟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军事补给。

到1945年，当两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上空爆炸时，美国终于成为“原子时代”的领航者，也同时宣告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