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印度的大国妄想

图源：Matt R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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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丨印度的大国妄想

阿什利·泰利斯

Ashley J. Tellis

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一度谋求帮助印度崛起为一个大国。

小布什总统任内，华盛顿与新德里达成了一项支持印度民用核计划的重要协议，哪怕这个国家实施了有争议的核武器开发。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印度开始了国防工业合作，旨在提升印度的军事能力并帮助其投射力量。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美国开始与印度分享敏感情报，并使其有资格获得此前仅限美国盟友获得的先进技术；拜登政府时期，华盛顿向新德里提供了先进的战斗机发动机技术。这里提到的每一届美国政府都深化了与印度的外交、技术和军事合作，兑现了小布什“帮助印度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主要大国”的承诺。 

这一承诺的理据是简单明了的。华盛顿希望超越那种曾在冷战时期分化这两大民主国家的积怨。随着苏联解体，印度和美国不再有理由对立。此外，随着印度移民越来越多地影响到美国经济，加之新德里在冷战后推动的经济改革吸引了美国企业和资本进入其市场，两国民众之间的深度联络使得两国关系愈发密切。在这些转向背后，潜藏着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机遇：印度和美国官员意识到，两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这包括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更重要的是应对中国崛起的威胁，同时捍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华盛顿正确地得出结论：一个更强大的印度将成就一个更强大的美国。 

但印度和美国没有在所有议题上都达成一致意见。新德里不希望世界由华盛顿永远充当唯一的超级大国，相反，它追求一种多级的国际体系，在其中，印度可以充当一个真正的大国。印度的目标不只是遏制中国（近期挑战），它还寻求遏制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渴求唯一霸权地位的国家。 

印度认为，多极是全球和平及其自身崛起的关键。它执迷于捍卫自身的战略自主，回避正式的结盟，并与伊朗、俄罗斯等西方的敌对国家维持纽带关系，同时它与美国的关系已变得更加密切。这种行为意在帮助推动一种多极国际秩序，但可能无济于事，甚至也不现实。尽管过去二十年间，印度的经济实力有所壮大，但其增长速度没有快到可以平衡中国的地步，更不用说平衡美国了。

到本世纪中叶，就相对经济总量而言，印度会成为一个大国，但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军事上，印度是南亚最重要的常规力量，但在这方面，相较于其地区对手，印度的优势一样并不巨大：在今年五月的作战中，巴基斯坦使用中国提供的防空系统击落了印度战机。一个方向是中国，另一个方向是与其敌对的巴基斯坦，印度始终必须担心一种难捱的两线作战前景。与此同时，在印度国内，采纳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侵蚀这个国家的主要力量之一即自由民主制度。这一演变可能加剧社群紧张关系，恶化与邻国矛盾，迫使其将安全资源转向国内而损害对外力量投射，进而危及印度的崛起。这个国家的非自由化转向进一步削弱了曾为其带来巨大利益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印度的相对弱势、对多极化的渴求及其非自由路线意味着，哪怕印度可以无可非议地自认为是大国，其全球影响力也将低于其强烈的期盼。成为世界第四（或可能是第三）大经济体理当预示着该国实力显著壮大，但对印度来讲，这不会成为事实。哪怕到2047年，即其独立一百周年时，它可能仍必须仰赖外国伙伴方能对抗中国的实力。此外，因对结盟甚至是密切的伙伴关系始终不快，获取外部支持可能成为挑战，尤其是当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变得越来越具有交易特点，且假如华盛顿也开始担心新德里成为竞争对手时。

未来数十年，印度无疑会变得更强大，但在有效运用自己的力量方面会更乏力，其全球影响力也会受限。 

远大前程

冷战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印度的经济表现都低于内在潜力。尽管克服了独立前作为那个世纪标志性特征的经济停滞，但在1950至1980年间，印度经济增长率仅为年均3.5%左右，远低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政府开始实施温和的改革，之后印度的平均增长率提升至5.5%左右，但相较于其他亚洲国家，这一增速依旧不温不火。 

1991年，总理纳拉辛哈·拉奥（Narasimha Rao）和财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以大刀阔斧的方式改革了印度的管制经济，废除了通过过度监管、生产控制和封闭国内市场扼杀了印度经济增长的“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随后，1990年代中期，印度经济终于开始增长。自那以后，印度的经济总量以大约6.5%的年均速度递增，这一段可持续增长维持的时间之长出人意料，并且是史无前例的。随后，数百万印度人摆脱了脱贫，印度作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再度融入了国际经济大家庭。这是美国视印度为重要伙伴和制衡中国的可能力量的主因之一。 

但不论更近期有多么优异的经济表现，印度仍落后于与中国改革时代的成就。据世界银行数据，自1970年代末实施开放政策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年均将近9%的速度增长，1979至2023年间有十五次达到两位数。同样的数据显示，相较于中国，印度从未录得两位数的经济总量增长。结果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在1980年与印度大体相当，到今天已达到印度的几乎五倍。

北京还假手其财富收获了远超新德里的影响力。它建起了规模更庞大、技术更先进的军事力量，并通过增强其经济实力，提供巨大、有时令人窒息的政治影响力，而更深度融入了印太地区。这有助于解释，何以新德里往往口头自信满满，但除非蒙受压力，于正面对决北京始终犹疑不决，哪怕有华盛顿撑腰时也是如此。

当然，印度人对如此劣势是不快的。许多官员寄望于未来他们会赶上自己的北方邻国。毕竟，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已显著放缓：目前的年均增速维持在4%至5%之间，已落后于印度。包括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务高企、进入西方市场时遭遇越来越多的限制在内，拉低经济增长的多重挑战冲击着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中国正经历人口结构上的强劲逆风。多年增速放缓后，中国人口于202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且老龄化持续加速。劳动力持续萎缩将进一步危及其更长期的经济前景，进而危及其国力。反观印度，尽管生育率下降，人口总量仍在增长，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有数量庞大的适龄劳动人群。

至2050年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增长预测。红色双线条和单线条分别为中国4%增长率和2%增长率，黑色双线条和单线条分别为印度8%和6%增长率；左栏数字为经济总量，自上而下为50万亿至10万亿美元。

但中国增长放缓不会确保印度将迎头赶上。事实上，根据当前趋势，印度经济到本世纪中叶都不大可能比肩中国，哪怕有一点可能。要真正与中国平起平坐，印度需要在未来二十五年连续每年保持8%的增速，同时中国年均增速需放缓至2%。这不可能发生。印度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制造业部门（且因为缺乏必不可少的比较优势，可能永远无法发展出），执迷于妨碍出口的保护主义政策，且在研发方面投入太少。尽管拥有众多优秀技术企业，其整体技术水平依旧落后。印度没有在提升其庞大的人力资源质量方面进行充分投入。

所以，根据世界银行截至2023年的数据，印度未来二十年更可能以6%的年均速度增长，这是其在过去十年间的平均水平。假如这种情况发生了，且中国年均增速仅为2%，新德里与北京交手时的地位毫无疑问将获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印度的经济总量可以略微超过中国的一半。但在未来数十年间，中国经济依然可能实现高于2%的年均增速。尽管面对重重挑战，相较于印度，中国仍拥有巨大优势，这包括：具备读写能力、劳动技能熟练、相对健康的人口；更高的技术水准；更充裕的资本积累。中国已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能源存储、信息和通信等关键技术领域投下巨资，这可以抵消人口方面的约束，提升增长水平。假如中国经济增速略快一点，比如达到年均3%，哪怕印度保持6%的增长，中国经济规模仍将达到印度的近三倍。

必须承认，长期经济增长预测是一桩难事。然而，假如过去算是前奏，那么到本世纪中叶，印度将成为一个大国，但它将成为包括中国、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四强中最弱的一强。它不会有机会与中国分庭抗礼，也肯定没有机会与美国分庭抗礼。

印度之道

所以，假如新德里想制衡北京，它就必须仰仗华盛顿。到2050年，印太地区没有其他哪个大国会强大到足以取代美国的地步，甚至澳大利亚或日本也不行。欧盟或许具备取代美国的集体经济和军事能力，但其成员国没有如印太国家那样遭遇中国的威胁。那么，未来数年，新德里与华盛顿将继续合作，事实上也必须合作。

但期待两国结成无限友谊关系的那些人会比较失望。哪怕实力不济，印度也绝不会将就与美国的任何同盟关系，双方的伙伴关系也会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印度不想加入任何集体防御安排。相反，它积极守护着自己的不结盟地位。

印度强烈要求避免正式的联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历史上遭遇殖民的产物。考虑到印度在英国统治下历经几个世纪的苦难，首任总理尼赫鲁曾誓言印度绝不会成为任何大国的“阵营追随者”。但这个国家坚信，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绝不能做任何同时会损害其崛起后就将享有的行动自由的事情，这同样促成了它的立场。印度决策者担心，接受伴随同盟关系（尤其是包括与更强国家的结盟）而来的约束不只会导致该国的从属地位，还将限制其在国际体系的形形色色分化之间辗转腾挪的空间。本质上，新德里的取向是现实主义的：它不相信其他国家的行事不是出于自利的考量。它料定，只有当援助方适当获利时，它才会接受外部支持。既然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制衡中国的实力时有利益考量，印度便期待，它自己不必做出任何确保获得如此帮助的重大妥协，就能获得它们的支持。

出于世界的如此评判，新德里将持续推动国际秩序迈向多极，哪怕那并非华盛顿一心想要的。2004年，总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具体阐明了这一雄心，他宣示：“印度不认为单极是当今世界的平衡状态。”他坚称，印度将致力于建设一个“合作、多级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容纳其所有组成极的合法愿望和利益”。印度各党派领导人普遍接受这一愿景，认为多级是世界的自然状态，国际体系正在进入一种多级状态；或者，多级对全球和平而言必不可少，因为它确保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其意志强加到他国头上。

外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在其2020年出版的著作《印度之道》（The India Way）中认为：新德里理当“通过发现和利用全球矛盾创造的机会”增进其“国家利益”，通过“广结善缘”实现利益最大化。单级秩序会损害这一战略，因为它使新德里丧失了左右逢源的机会。两极秩序更可取；譬如，在整个冷战期间，印度就曾周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以谋取自身利益。但多极是最佳局面。毕竟，一个多级世界将涌现更多罅隙和亲密关系，印度可以用来满足其利益需要。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印度谋求与个别国家和国家群体之间兼容并蓄的伙伴关系，哪怕其中一些伙伴正在实施令人侧目的反美议程。新德里经常在这些论坛中充当调解力量，为美国谋取利益。但有时，即使印度在双边层面深化了与美国的关系，它也会在更广阔的全球舞台上限制美国的力量。例如，印度在气候政策、贸易优惠、数据主权、电子商务规则和全球治理等议题上与美国唱对台戏。即使在高层政治领域，印度也反对美国对友好的第三方国家实施制裁，在其反对西方主导权的运动中支持所谓的全球南方，并保持与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家的传统关系，无视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了可怖的战争。印度甚至在设法维持与中国的稳定关系，尽可能展开合作，以维护两国共同边界上的些许和平。与华盛顿不同，新德里不能容忍其与北京的双边关系出现剧烈波动。而且，根据美国政策的未来走向，新德里可能随着形势的需要逐步向中国靠拢。

但迄今为止，印度的这些努力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比以往愈加多极化。事实上，假如经济趋势持续下去，真正的多极化仍将难以捉摸，因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和美国自身将处于一个阶层。那时，世界将是两极的。假如这种情况发生，印度可能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舒服的位置。它会令华盛顿沮丧，因为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非西方论坛中，印度依旧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只不过发现北京在这些组织和许多非西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大于新德里。到目前为止，印度摆脱了这一困境，因为历届美国总统都有意忽视了这些嘲弄。但一个更具偏见的政府，比如目前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就可能难耐诱惑，因这一行为而惩罚印度。例如，新德里试图用当地货币而非美元进行一些双边交易，尽管这是为使印度免受美国对第三国的制裁，但这可能刺激民族主义的美国政府限制与印度的合作。

哪怕印度避免了这样的报复，该国也应出于其他原因对多极化持警惕态度。在一个真正的多极化体系中，新德里从美国提供的集体产品（例如保护印度洋的海上航线）那里的获益将有缩减。为弥补这一点，印度将不得不承担多过它迄今为止愿意承担的更大一笔财政和安全负担。假如另外两大强权 (美国和欧盟) 决定，抛下印度这一混合体中最弱的一方，要求它自保，它也可能无力抗衡北京。在多极体系下，印度可能要比在美国的单极或美国与中国的两极体系下收获更糟糕的终局。因此，印度目前的做法，即谋求美国继续支持自身，同时着力倡导一个可以限制华盛顿运用实力的多极体系，既无济于事，又欠缺明智。

多数的暴政

印度作为一个大国的特质不只体现在其对待其他国家的方式上，还将由其国内政治定义。在这方面，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危险的转变。

几十年来，印度在民主方面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自 1947 年赢得独立以来，该国已举行了十八次全国性选举。这些选举中的平均投票率为 60%，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投票率还增加了。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公民不分性别、种姓或经济状况，从一开始就享有普遍的成年人选举权。他们还享有自由、平等和宗教方面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可以通过司法行动加以强制落实。政府确实在 1975 年至 1977 年间暂停了这些权利，当时，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臭名昭著之举是宣布“紧急状态”，此举允许她作为独裁者实施统治，并监禁反对者。但印度人民抵制了她的威权主义，并在她呼吁举行选举，期待她的独裁统治获得正名时，将她轰下了台。

但印度民主之所以尤其与众不同，是因为它是在民主通常以失败告终的条件下兴盛起来的。政治学研究表明，民主的成功与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例如，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作为民主国家诞生后，要么沦为专制国家，要么在独立后不久很快就变成了独裁统治。但印度不是这样。尽管国家穷困，印度的民主却蓬勃发展，因为其领导人通过公开竞争管理国家的政治命运。

这个国家在维持民主方面的成功，可以部分归因于其宪法。这份文件的多项条款确保了对所有民众的尊重。例如，为防范多数的暴政，印度定义公民身份是完全依据出生地原则，而不是依据宗教、财富或种族等属性标记。除了为所有公民提供自由信奉、实践和传播他们的宗教的更广泛自由，印度宪法还为少数群体提供了有意义的法律保护，包括管理他们的宗教和慈善机构的权利。该国还创设了一种联邦制度，在这种联邦制度下，多个语言团体得以成立自己的邦，以保护该国的文化多样性。印度的宪法有意限制了行政权力，赋权于联邦和省级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使它们可以充当制衡力量，同时为公民社会创造了空间，使公民能够真实地表达他们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等等自由。

2025年2月，华盛顿特区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图源：Kevin Lamarque / Reuters

这使得印度的政治制度不只是民主的，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正如尼赫鲁所说，该国的开国者谋求“通过公正的手段建设一个公正的社会”。他们相信并证明了，一个贫穷的国家可以积极捍卫个人权利，并拒绝威权主义对更快经济增长的承诺。

但眼下，印度正在疏远这些源头。今天的印度不同于冷战时期哪怕在经济方面表现欠佳也依旧维持了稳健自由局面的那个印度，尽管经济上更加成功，却明显为非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所玷污。其悠久的世俗政治传统，如今因印度教民族主义而黯然失色；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土地，其宗教少数群体充其量是二等公民。这一被称为“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的意识形态曾遭该国的建国者拒斥，并打入另册，但从未销声匿迹。自二十实际九十年代以来，它在印度政治中复活了，并在那个十年的后期借道印度人民党而首次斩获权力，然后自2014年总理莫迪上台后变得更具决定性。印度教至上主义的崛起催生了疏远印度近两亿穆斯林和近三千万基督徒的诸多政策。在那段时间，印度人民党试图重新吸纳先前被疏远的低种姓印度教徒，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印度教投票集团，他们的总人数接近十亿，哪怕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试图推广这样一种主张：印度的许多其他少数民族信仰，尤其是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实际上是伪装的印度教。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更宏大信念的一部分，即只有那些属于在印度次大陆兴起的宗教传统的追随者才是真正的印度人。

伴随这一对印度宪法世俗理念攻击的是威权主义的兴起。这一趋势并没有通过修订宪法本身表现出来，尽管一些人提出了完全替换宪法的主张。相反，变化的发生是通过蓄意侵蚀涉及归属感的基本规范，以及将曾经中立的机构武器化。莫迪政府重提紧急情况，利用了税务当局和其他法律工具，恐吓印度的反对党、公民社会、监管机构和一些反对党执政的邦。

但印度民主并没有死亡。该国仍然存在竞争性选举，且有微弱的迹象表明它可能再次实现自由化。在上次全国大选中，印度人民党失去了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地位，眼下不得不在一个联合政府中施政。事实上，它从未赢得过大众投票的多数；它之所以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细微，是因为印度实行的是得票多者当选的选举制度。尽管印度人民党付出了最大努力，印度教至上主义似乎仍未收获最大多数印度选民的支持。反对党仍在印度三分之一的邦执政。印度的自由派遭到围攻，但他们持续抵制印度教至上主义浪潮。偶尔，司法和其他裁决机构仍会阻止行政部门的越权之举。因此，印度是否会成为一个非自由主义大国，这一难题依旧悬而未决。

 但假如该国的政治没有回到正轨，对世界而言那将造成严重后果。在一个世界迫切需要自由民主的时代，印度或将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典范。这不会增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承诺了和平的政治和经济繁荣，但已蒙受越来越多的攻击。事实上，假如印度和美国最终都持久沦为非自由民主国家，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将严重受损；两国都曾极大获益于该秩序，尽管它们目前的抱怨恰恰相反。两个前自由民主国家持久的非自由主义将夯实其他国家类似的政治力量。2015 年，奥巴马总统在新德里的一次演讲中有先见之明地宣称：“若美国展示其自身为丰富多元，但有能力求同存异、为共同目标协力前行的典范；若印度这般幅员辽阔、纷繁复杂、差异巨大的国度，有能力始终坚守民主，——这将为地球上所有国家树立楷模。” 如今，美国和印度似乎都铁了心要搞砸这场考验。

一个非自由的印度还可能也变得不那么强大。印度人民党的政策已经使印度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走向极化，而关于印度变化中的人口形势在议会中如何被代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加剧地区和语言分歧。这使得印度看起来越来越像是高度分裂的美国。极化对美国人来说已经够糟糕的了，妨碍了他们的制度，激发了民主的败坏。但对印度来说，情况将更加糟糕，因为印度的国家和社会要孱弱得多。例如，极化可能加剧长期以来就存在的针对新德里的武装叛乱，为外部势力在印度边境内制造混乱创造机会。随着针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敌意加剧了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这些冲突也可能蔓延到印度周边地区。极化还会增加印度的国内安全负担，消耗新德里必须用于向海外投射影响力的资源。哪怕极化不会制造更多内部麻烦，它也将削弱新德里在积累国家力量过程中动员其人口的努力。

实力失败

不温不火的经济增长、持续谋求与所有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但不与任何国家建立专有的关系，加上国内愈发增进的非自由主义，这些因素的结合成就了一个全球影响力将落后于其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的印度。尽管印度将成为全球第三或第四大经济体，但其滞后的发展指标意味着其相对庞大的人口既不会享受生活水平，也不会相应地贡献于国家实力的生产，而中国人、美国人和欧洲人是这样做的。即使印度的经济规模无可争议壮大了，它仍将面临剥夺和委屈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可能威胁到该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实力。

假如印度的持续增长仍主要与国内市场扩张密切相关，而非像中国那样，已经实现国际一体化（这与印度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印度实现更快增长的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同样，印度将失去影响到其更广泛的邻国做出何种选择的机会。学者们经常认为，一个大国的最低限度特征是能够决定性地影响到其直接边界以外的地区的结果。不幸的是，今天的印度在东亚和中东都未能通过这样的考验，而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在这些地区可能的活动，未来几十年内，这一局势都不大可能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将印度的经济命运与这些地区发生的转型更紧密联系起来的必要性无可否认，这尤其是因为，印度已遭遇到将其在南亚内部的天然主导地位转变为持久的地方霸权的强大障碍。

因为，哪怕印度经济在接下来差不多二十年间以 6% 的速度增长，中国仍将在亚洲地区令它黯然失色。印度必定会仰赖外部平衡力量，即与外国大国展开全面合作，以遏制中国。这时，最佳候选国仍然是美国，因为，在未来几十年里，无论其在国内面临何等失能状态，美国仍大可能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

2025年4月，印度中南部城市蒂鲁布尔（Tiruppur），一家制衣厂的工人正在劳动。图源：Francis Mascarenhas / Reuters

近年来，新德里和华盛顿在平衡中国力量方面共同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印度对与美国建立紧密伙伴关系的畏首畏尾妨碍了这一结果。考虑到两国天然的互补性，两国间的经济关系没有如同它们能够实现的那般强劲。但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印度专注于通过多边结盟推动多极，这意味着印度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可以比肩中国、美国和欧洲的有意义伙伴，随后将能独当一面，平衡中国。

这一前景不只遥不可及，还妨碍了两国精心构筑一个真正的合作性防御体系以对抗中国的努力。假如印度能够充分壮大其军事能力，独立抵消中国的威胁，并帮助其他受到中国威胁的印太国家，这一不足将是可以容忍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会发现它很难实现任何一个目标。考虑到目前和在可能的未来印度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印度将难以在国防现代化方面与其北方邻国一争高下。北京的军事能力已超过印度；鉴于其国防负担（军事开支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更低，中国还可能扩大其国防支出，但相较于印度，这将更少妨害其经济增长，同时进一步壮大其军事优势。

印度不愿与美国在构建合作性国防方面结成更密切的伙伴关系，不论这是多么可以理解，都使得制衡中国变得困难。雪上加霜的是，在一个携手华盛顿理当是更迫切要务的时代，印度推动多极的雄心使其在许多国际秩序议题上与美国发生龃龉。印度不应自欺欺人，认为它能够独自遏制中国（它没有这个能力），同时又呼吁建立一个美国在其中地位弱化的多级世界。

以往，美国容忍了印度的这些行为，部分原因是两国大体而言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随着两国都走上非自由主义道路，它们将不再受共同价值观的约束。交易性的习惯可能开始主导两国关系，而华盛顿可以要求新德里付出更多，作为伙伴关系的代价。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与印度打交道的方式已预示了这样的演变。事实上，印度未来无力与中国一争高下，加上它致力于多极化（这从根本上讲忤逆美国利益）, 这将给美国造成严重不便。印度似乎将在涉及中国的一些事情上与美国合作，但它不大可能在每一个重要领域都与华盛顿合作，哪怕与中国有关。

假如新德里无法有效平衡北京在亚洲的影响，华盛顿必然会考虑它应当在印度投下多少资源和多少信任。一个自由的美国可能会继续支持一个自由的印度，因为帮助印度本质上是值得的（前提是代价没有令人生畏，且新德里的成功仍然符合美国的一些利益）。但假如印度或美国依旧维持非自由局面，那么美国就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去帮助印度。

诚然，以利益而非价值观为中心的更有限美印关系，对任何一国来说都不会是一场灾难，但那代表萎缩了的雄心。冷战后两国双边关系的转型一度被认为是改善和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如今，这一关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试图约束一个共同的竞争对手，即中国。而假如真是如此，印度、美国抑或整个世界，都不会因之而变得更美好。

（作者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作为小布什政府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高级顾问，参与过美国与印度之间的民用核协议谈判。本文原题“India’s Great-Power Delusions”，见于美国《外交事务》2025年7/8月号，6月17日上线。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正，并对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