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民：从新发现的唐代实录残片看其史料价值与文化流传

近期，两件唐代写本残片的相继出现，经考证，被确认为早已散佚的《唐高宗实录》与《唐太宗实录》的唐代写本遗珍。这一系列发现，其意义非同寻常，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唐代官修实录这一核心史料的原始写本实物，亦为深入探索唐代的史学传统、书法艺术的黄金标准，以及中日之间深刻而久远的古代文化交流史，提供了极为珍贵且不可替代的“活化石”。

2024年7月25日，在日本一家小拍现场，一件被标注为“唐 显庆五年写经”的三行古笔切，最终以一千三百万日元，约合六十万元人民币的天价落槌。这一价格在古籍与书法收藏界立刻激起了巨大的波澜，社交媒体上“史上最贵写经”的称号不胫而走。然而，在这件看似寻常的“唐经片”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足以改写认知的重要学术发现。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许全胜博士经过研究，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论断：此件残片并非普通的佛教写经，而是早已亡佚的官修史书——《唐高宗实录》唐代写本的珍稀残页。

此论一出，可谓石破天惊。唐代各朝实录，乃是后世编纂《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等正史的核心资料来源。然而，除却韩愈所撰写的《顺宗实录》因被完整收录于其个人文集而侥幸传世之外，其余各朝实录的原文，几乎已全部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唐代实录的研究，不得不依赖于从后世史籍的引文中进行辑佚和考订。因此，即便是区区三行残文，一旦被确认为唐代实录的原始写本，其文献价值超越了任何存世量相对丰富的唐人佛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唐史大家黄永年先生所指出的那般：“宋以后唐代实录除顺宗一朝外都已佚失，仅《资治通鉴考异》引用若干片段。” 

许全胜博士的考证并未止步于此。他进一步指出，此件带有“显庆五年”字样的残片，从其内容与可能的编纂时间线索推断，应当属于由令狐德棻续修、后由史学大家刘知几与吴兢最终审定完成的三十卷本《高宗实录》，而非许敬宗等人最初编纂的二十卷本。这一发现，实质上意味着我们首次获得了能够直接研究《唐高宗实录》编纂过程、文本形态与原始面貌的实物证据。

不久之后，另一件书法风格呈现出高度一致性的唐人写本断简亦浮出水面，即将现身于另一场重要的拍卖活动中。这件残页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唐太宗与唐高宗时期的事迹，且同样为传世文献所未见。至为关键的一点是，经过研究者严谨细致的笔迹比对，基本可以断定，这件新出现的残页，其书写者与前述《高宗实录》残片应为同一人。这表明新发现的《唐实录》残页可能是一批出自同一位抄手、甚至同一官方机构（如唐代史馆或与其相关的抄写部门）的系列写本。基于其内容，此件残页被合理地推断为《唐太宗实录》的唐代写本散页。

除了其令人震撼的史料价值，这两件《唐实录》残片的书法艺术水平，亦堪称典范。它们的书风，完美地展现了初唐至盛唐时期书法的核心特质与最高成就。其结体方圆并济，气象宏大雍容，字形结构既有楷书的端方严谨，又不失行书的灵动与自如，法度谨严之中蕴含着圆融与气度，充分体现了唐代宫廷书法的宏阔气象。在用笔上，则清劲挺拔与温和圆润兼而有之，起笔、行笔、收笔的痕迹清晰可辨，笔锋在转折与牵丝映带之间表现出极强的控制力与节奏感，墨色浓淡相宜，整体呈现出一种自然流畅、神采飞扬的动态之美。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件残片的书风，与一系列传世的书法名作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与同源性。例如，敦煌出土的《唐写本·晋书》、藏于日本的《唐写本·史记·河渠书》、唐代大书法家徐浩所书《不空和尚碑》的拓本，乃至被金原泰介教授誉为“日本奈良时代书法最高水准”的日本东大寺正仓院所藏《国家珍宝帐》，在“太”、“皇”、“大”等特定字形的结构处理和用笔习惯上，都与这两件实录残片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这清晰地表明，其书写者是一位深受初唐至盛唐时期官方书法范式深刻影响的顶级书手，其作品无疑是那个时代书法艺术的标杆与缩影。

实录，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创举，其体例以编年为纲，内容贴近原始记录，为后世了解一代之历史风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根基性价值。《唐实录》系统地记录了唐朝各代帝王的言行、政令以及国家的重大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事件，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与“国之大典”。唐代朝廷对实录的编纂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设立了专门的史馆机构，汇聚了如房玄龄、魏征、褚遂良、令狐德棻、刘知几等一大批当时最顶尖的史学家和学者。实录的修纂遵循着严格的流程和取材标准，其资料主要来源于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记录宰相议政内容的《时政记》、由史馆官员按日记录国家大事的《日历》，以及中央各部门定期上报的档案文书。这种取材于第一手官方档案的编纂方式，从根本上确保了《唐实录》内容的原始性和高度的可靠性，使其成为后世修撰《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唐纪》时最主要、最根本的史料来源。

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此重要的宫廷秘档，何以能够流出宫禁，甚至远播海外？与明清两代实录修成之后即被深藏于皇史宬、严格保密不同，唐代对于实录的管理，采取了一种后人看来颇为开放的政策，即一种“严格控制下的有限开放”。这恰恰为实录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流传提供了可能性。例如，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下诏，将刚刚修成的《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这条法令明确规定，至少京城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是有机会接触并抄写实录的。虽然存在着严格的级别限制，但手抄本一旦产生，便可能通过转借、馈赠等方式在士大夫阶层中进一步流散。更有甚者，在开元年间，洋州刺史赵匡甚至大胆倡议，将包括本朝实录在内的史书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实录在当时的士人社会中，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社会流传度。这种有限的流传，正是《唐实录》抄本能够跨越国界、最终流传至日本的根本历史前提。

尽管有少量的抄本得以流传，但《唐实录》的主体部分，最终仍未能逃脱散佚的命运。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北宋王朝对前朝史料的重新整理与选择性保存、古代文献保存技术的天然局限、管理上的疏漏，以及手抄本自身作为物质载体的脆弱性，都是导致其大规模亡佚的复杂原因。也正因其主体已然亡佚，任何残存的片段都因此显得弥足珍贵。此次发现的两件残片，作为唐代的原始写本，其价值更是超越了任何后世的辑佚本。它们不仅仅是历史文献，更是承载着唐代书法艺术、造纸工艺、写本制度等多重文化信息的复合型文化遗产。

那么，这两件国宝级的《唐实录》写本，又是如何漂洋过海，最终流落于日本的呢？历史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线索与答案。在唐代，中日两国之间通过派遣使节——即“遣唐使”——的持续往来，构建起了一条稳定而高效的文化传播通道。大量的中国典籍，涵盖经、史、子、集，正是通过这条“文献丝绸之路”传入日本，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古代文明的进程。成书于九世纪末期的日本古代书籍总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由著名学者藤原佐世奉敕编撰，其中就明确无误地记载了日本当时官方收藏有《高祖实录》、《太宗实录》、《高宗实录》这三种唐代实录。这一条记载，是无可辩驳的铁证，它证明了唐代实录早在唐朝存续期间，就已经通过遣唐使等官方或半官方的途径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皇室和上层贵族的珍贵藏书。

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教授在其名篇《唐朝实录与日本六国史》中，对此问题有更为深入的研究。《唐实录》在日本的传抄，很可能与一位名叫船花张善的“渡来人”写经生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奈良时代的文献《皇后宫职移文》中，有一条天平五年（公元733年）的记录，其中记载了船花张善曾奉命抄写“《实录》十卷”。池田温教授推测，此处所指的“实录”，极有可能就是当时已经传入日本的《唐太宗实录》。

另一位学者山上宪太郎博士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些“渡来系”写经生在日本写经事业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船花张善以及另一位名叫辛金福的写经生，在当时的官僚体系中拥有“大初位上”的位阶，他们并非普通的技术工匠，而是具备高级专业技能的官员。他们不仅是技术精湛的抄写员，甚至还承担着书写教官的职责，负责教授和传承来自唐朝的最先进的抄写技术与书法范式。日本朝廷通过将这些掌握着核心文化技能的渡来人纳入其律令制的官员体系，从而得以有效地学习、维持并系统性地发展源自唐朝的写经事业与书法艺术。

因此，一个清晰的文化传播链条得以构建：唐代宫廷的官方史书《唐实录》→ 经由遣唐使带回日本 → 奈良朝廷组织以船花张善为代表的、技艺高超的渡来系写经生进行复制抄写 → 抄本被珍藏于皇家府库或官方机构。此次新发现的两件实录残片，极有可能就是当年这批渡来写经生的杰作之一，它们是初唐至盛唐的书法范式在日本被完美复制与本土化传承的直接物证。

然而，历史的风云变幻，也同样决定了这些珍贵文献此后坎坷的命运。随着平安时代的结束，日本的律令制逐渐松弛，皇室权力日渐衰微，曾经被秘藏于宫廷府库中的珍贵典籍开始不断地向外散佚。到了战国时代，随着茶道的兴盛，一种独特的审美风尚开始流行。许多完整的古代写本被当时的茶道家、武士和贵族，根据自身的审美需求进行切割，将其中书法精美的片段分离出来，精心装裱成挂轴或粘贴在名为“手鉴”的册页上，用于茶会鉴赏或雅集交流。这些被切割下来的书画片段，被称为“古笔切”。这两件《唐实录》残片，无疑也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完整的卷轴写本上被无情地切割分离，最终以“古笔切”的形态流入私人藏家之手，历经近千年的辗转流传，才得以在今日重现于世。它们破碎的形态，本身就在无声地诉说着一部颠沛流离、充满沧桑的文献史。

综上所述，这两件《唐实录》残片的重现，其意义是多维度、深层次的，远非“高价成交的艺术品”这一标签所能完全概括。它们是唐代严谨的史学修纂制度的直接产物，是盛唐书法艺术黄金时代的典范之作，也是中日文化交流那段黄金岁月的有力见证。其从唐代长安的史馆出发，经由遣唐使的航船，抵达日本奈良的宫廷，再由技艺精湛的渡来写经生精心传抄，后经千年岁月的风雨，被切割为“古笔切”散入民间，最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重现于世——这一流传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荡气回肠的文化传奇。

“断简残编，可以觇一朝之文化”。这两件《唐实录》残片的惊世再现，雄辩地证明了此言不虚。它们如同一道划破历史尘封的微光，让我们得以直接窥见失传千年的唐代官修史书的原始样貌，触摸到盛唐的制度、气度与温度。它们也提示着我们，历史的真相与文化的细节，往往就潜藏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碎片之中，静静等待着后世有识之士去发掘、去解读、去珍视。

对收藏者而言，守护它们便是守护与传承中华文脉的无上功业；而对学术界来说，研究它们则是深化唐史认知、重构历史记忆的绝佳契机。这薄薄的几页故纸，承载的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厚重历史，连接的是中日两国千余年来无法割裂的文化血脉，它们无愧于“国宝”之名，其无尽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必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愈发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