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需要一位国王吗?
理论者
1小时前
在冷战时代的中东，伊朗的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或许并非一位伟大的君主，但他是一位体面的君子。在一个革命发生时，主动选择离开王宫而非血腥镇压，在一个充满极端与暴力的时代中，显得格外不合时宜，也因此被指责“软弱”。
但正是这种软弱，正是他“不愿屠杀本国人民”的克制，构成了巴列维家族最珍贵的政治资本——仁慈的声望。
回望1970年代，巴列维的伊朗宛如波斯湾的璀璨明珠，不仅是中东的工商业强国，更是发展指标优于同时期韩国的国家。那个时代的德黑兰，地铁在建，女性无头巾，大学讲法语，国家拥有充沛的石油美元，连“波斯猫”都出口欧美。当时伊朗的经济增长非常夸张，最低年增长率也有7%，最高达到28%，到1978年，伊朗成为了世界第九大经济体，伊朗的人均GDP增长了13倍，从不足200美元暴涨到2500美元，以黄金为基准，相当于现在的3.5万美元。石油财富喷涌（日产550万桶，全球第二），高楼与工厂拔地而起，
这一切，离不开巴列维的“白色革命”（1963-1978）。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宛如波斯版的“明治维新”，以现代化为刃，斩断传统桎梏，尽管被很多保守派和伊斯兰神权人士视为对传统的摧毁，但在推动教育普及、女性解放、土地改革和工业现代化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似乎一代人内将迈入富裕社会。
教育普及：1978年，识字率从1925年的10%升至50%，高校女性比例达40%，奠基2025年伊朗58%女性入学率与纳米技术全球第四的成就。
女性解放：1967年《家庭保护法》赋予女性离婚与继承权，废除面纱，德黑兰街头裙摆飞扬，宛如巴黎。
土地改革：400万农民获地，削弱地主阶层，催生乡村中产，却也触怒宗教基金会（waqf）的既得利益。
工业化：钢铁厂、炼油厂、汽车厂林立，1975年伊朗成为中东首个核能研发国。
然而，荣光背后暗藏隐痛。改革激进却未配套政治包容，贫富差距拉大，他没有处理好(其实很难处理好)，而他个人又不愿强力镇压。
巴列维的白色改革触怒神职阶层，他公开斥责毛拉为“中世纪遗物”，无异于向祖坟挥剑；宗教基金会失地后，借清真寺与巴扎尔（市场）动员群众，点燃革命火种。
1978年，革命烈焰从库姆蔓延至德黑兰，数百万民众高呼“打倒国王”。巴列维的秘密警察（萨瓦克）曾以酷刑震慑异见，但面对街头怒潮，他犹豫了。
1978年9月8日“黑色星期五”，军队开枪致百人死亡，国王震怒，撤换军方高层，试图妥协。
1979年1月16日，他在卡特政府劝说下，携王后法拉流亡埃及，留下空荡的尼亚瓦兰宫
对比同期独裁者，巴列维的退场近乎温情。他拒绝内战，换来伊朗免于血海，对比同一时期南美、非洲和亚洲那些以血海筑稳王座的独裁者，如扎伊尔蒙博托。。巴列维至少保有了一份未被血污浸透的底色。
这份克制，被普遍视为“仁慈”，却被革命者讥为“懦弱”。
华盛顿邮报1980年评论：“巴列维的软弱，既是他的失败，也是他的救赎。”
与这份“退场的优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斯兰共和国此后的四十余年统治。巴斯基民兵对女性的殴打、对头巾运动的镇压、对异议者的围捕、对青年学生的枪口，构成了今日伊朗政权权力运行的“常态”。
曾被革命承诺“解放”的人民，如今在极端保守的律法与秘密警察之下惶惶不可终日。
巴列维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改革内容毫无价值，而在于他没有配套制度上的包容与稳定机制——而这恰恰是虚君立宪制能够提供的。
在很多地方，世俗的官僚政府没有王权压阵，难以稳定，欧洲有君主和山寨君主(虚职总统)压阵，明显比美国的两党大乱斗稳定得多。
这些实行立宪君主制的国家，都在纷乱的现代世界中维持了高度的政治稳定，原因很简单：君主没有实权，因此不会直接“做错事”，但其象征地位却使其在危机时刻成为自然的调解者；君权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正当性，使其高于党争，超越选举周期的短视；君主无需讨好任何政党，却能在社会矛盾激化之时，起到一种安抚情绪、平衡权力的“软性权威”作用。
历史上也有这种先例：英国克伦威尔统治至1658年，其子理查无能，政权崩溃，厌倦内战与清教徒专制的民众与贵族，邀请流亡法国的查理二世回国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伦敦民众夹道欢迎，查理二世承诺接受议会权力，国王成为象征性元首，议会掌控立法与财政，查理二世虽保留名义行政权，但需与议会协商。再如1993年柬埔寨西哈努克复辟。
在当代伊朗，极端的神权体制已经将“宗教威望”与“政治统治”强行捆绑在一起，任何对政策的质疑，都被视为对神明的冒犯；而任何政治上的失败，也会反向侵蚀宗教的公信力。
在这样的体制下，既缺乏宗教的纯粹性，也没有世俗制度的竞争性与纠错能力，最终必然走向社会对整个政权与信仰体系的双重幻灭。
王储雷扎，18岁流亡，却并非一位狂热复辟主义者，相反，他多次公开表态愿意接受或者“立宪体制”，将君主权力限制于象征性层面。他甚至提到，真正重要的是伊朗走向一个“非暴力、民主、世俗”的国家，是否复辟并非核心，真正关键的是团结与稳定。
巴列维时代的“白色革命”遗产——识字率从1925年的10%飙至1978年的50%、女性投票权、纳米技术全球第四的根基——在记忆中发酵，70%伊朗青年渴望世俗化，58%高校女生的课本里藏着对神权的质疑，巴列维王储雷扎无需急着收拾行囊归国。时间是他的盟友，伊朗教士集团的每一次失策，都是他声望的加分，到时候他回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当人们再也无法从现政权中找到希望，转而回望那个“虽不民主，但至少不野蛮”的旧时代时，巴列维家族的形象与声望，反倒可能成为一剂稳定人心的镇定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