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打脸马克龙，多边主义脑死亡后谁说了算？

文 | 丁毅超

　　2025年6月17日，随着特朗普意外宣布他将提前返回华盛顿，G7的剩余会议已经实际上演变为残余的G6。原本对与特朗普会面满怀期待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短暂出席后提前回国。与此同时，鉴于特朗普政府的明确反对，G7也仅以加拿大总理发表“主席声明”的方式发表对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的简单看法。

　　实质上，绝大部分观察家对本次G7会议几乎都没有抱有过多期待。与会的各国政府也仅仅试图在最后一刻指望特朗普能否回心转意，在伊朗和乌克兰问题上支持它们。甚至在特朗普提前回国的情况下，马克龙还挽尊表示“美国保证他们会达成停火协议，而且由于他们可以向以色列施压，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

　　然而特朗普毫不留情地批评“一心想出名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误以为我离开加拿大的七国集团峰会，是为了回华盛顿推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停火’。错了！”这种直接“打脸”的行为显然展示出特朗普对马克龙小丑行为的不耐烦。

　　回想起上一次在加拿大举办G7会议时，默克尔率领“正道同盟围剿特朗普”的不同表现，西方建制派日益屈从美国单边力量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英国首相斯塔默跪在特朗普面前捡文件只是媒体拍摄画面下的象征意义，那么对俄罗斯制裁的失败则更能说明这种地缘政治上的从属性。

　　为了对特朗普政府进行施压，欧盟率先在会议前宣布将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进行制裁，从每桶60美元下降为为45美元。特朗普在会议期间不为所动的结果，就是欧盟承认在没有美国的支持下这种制裁很有可能效果不佳。

　　笔者已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讨论过欧洲地缘政治的独立性问题，这里不再多赘述（见《欧公子，择日而死》）。G7正在从曾经的最强工业国集团沦为小丑，背后不光是西方国家的迅速衰落，更深远的影响是多边主义或者说多边治理结构在地缘政治变动中日益萎靡的事实。

　　在短短一个7年的周期内，作为多边治理机构重要一环的G7就从反抗变成顺从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随着各国民族主义保守派的日益崛起，这种多边主义结构也将愈发流于形式。多边主义确实还会存在下去，但濒临“脑死亡”的多边主义已经无力承担全球治理这样的宏大愿景，以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为主导的大国协调机制更有可能成为新的主流。

　　多边主义的兴衰

　　对多边主义的任何追溯都需要回到近代主权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没有主权国家这一概念，就不可能有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商谈。但多边主义框架的形成却是相当晚近的历史。国联是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观念的第一次系统性尝试。为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在战后主要国家的支持下，国联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宗旨、拥有广泛成员国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其核心机构大会和行政院为成员国提供了常设的多边协商平台，并通过委任统治制度、国际劳工组织等附属机构尝试处理特定领域的全球性问题。

　　国联的失败命运很快显示出多边主义框架的脆弱性。但在自由主义霸权强烈的普世倾向影响下，经过修正后的多边主义诞生今日被称之为联合国体系的战后全球治理框架。只不过这种对大国或者说强权妥协的多边主义依旧离自己的梦想遥不可及。

　　古巴导弹危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面对真正的政治问题，美苏不约而同地摒弃了联合国这一平台，转而采取以双边主义为主导的对话和沟通机制。换言之，冷战最大危机的缓和不是多边主义的努力而是双边主义的结果。同时，由于美苏经常性地行驶否决权，联合国安理会在许多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上直接陷入瘫痪。

　　普遍多边主义外交的失效导致小团体多边主义或者说小多边主义的流行。今日被称之为七国集团（G7）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七国集团的最初形式是1973年由美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召集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与会者包括来自西德、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长，被称为“图书馆小组”。随后，日本也加入了进来，形成了“五国集团”（G5）。1975年随着意大利正式加入，该会议被提升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间的峰会，并在1976年加拿大加入之后固定为今日所熟知的G7，或者说七国集团。（在1997年至2014年间，俄罗斯作为第八个成员加入过该集团，但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被暂停资格。）

　　由于决策人数的大量精简以及制度以及国家利益上的相似性，G7这样的小多边主义反而能够更好地通过灵活高效的多边协商应对复杂问题的需求。这也是为何冷战后G7没有趋于消亡，反而不断扩大自己关注焦点的原因。并且由于苏联的解体，西方道路的胜利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共识。这为恢复普遍的多边主义治理提供了新的共识基础。

　　这是一个多边主义者无法忘怀的黄金年代——欧盟一体化进程蒸蒸日上；所有国家都想要加入WTO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一部分；联合国也提出了目标极为宏大的千禧年发展计划。

　　G20是冷战以后多边主义外交的最大成果。通过吸收大量新兴经济体，G20成为一个GDP总量占全球约85%，人口占近三分之二的关键地缘政治平台。与已经高度官僚主义且僵化的联合国不同，G20在应对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全球增长战略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或者更毫不客气地说，那时候的联合国就已逐渐陷入脑死亡。它更多是一个官僚主义化的执行机构，维持多边主义具体运作的需要。

　　然而普遍的多边主义希望随着08年经济危机的到来再次陷入颓势。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衰弱将冷战后被乐观主义所遮蔽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等问题都削弱了多边主义的共识。虽然绝大多数主要国家依旧抱着多边主义的历史惯性认为可以解决其中的问题但现在我们已经知晓这种想法的结果。多边主义不但无力解决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反而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本土派支持者。以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为标志，多边主义遭受了迎头痛击。

　　多边主义的支持者很快展开反击，然而这种反击的结果就是各国政府民族主义保守派的日益壮大。WTO已经陷入事实性瘫痪，联合国也处于脑死亡状态，甚至G7这样的小多边主义团体也难以维持其内部共识。没有什么比气候议题的变迁更能反映出这种变化的残酷性。

　　当特朗普第一次退出《巴黎协定》时，欧洲各国发出了漫山遍野的批评；然而当特朗普第二次上台时，甚至连欧洲各国都开始放弃自己宏伟的碳排放计划，转向繁荣和安全这一议题。或者不妨把话说得更明确点，以多边治理框架为基础的全球环境治理已经丧失了推动力，现在环境保护将成为各国政府自行衡量的议题。

　　多边主义的结构性困境

　　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的衰弱是冷战后多边主义衰弱的直接原因。即便不断扩大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下各国的内生性问题依旧无法解决。换言之，只要还奉行这一体系，西方发达国家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产业空心化。

　　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从WTO自由贸易理念后撤的关键原因，只不过大部分国家会以各种技术性壁垒的方式掩盖自己的保护主义立场。这种不彻底的掩藏无法避免问题的激化，最终只会诞生出特朗普直接粗暴的关税大棒。本次G7会议的表现是这种新自由主义走向极度衰弱的表现。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共识机制。特朗普在彻底看穿欧洲西洋镜之后，自然会选择以真实的单边主义钳制已过时的西方共同价值观念体系。

　　多边主义的问题远不止新自由主义，其逻辑本身也存在结构性缺陷，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将政治还原为经济的反政治想象。然而政治的本质是一种决断，无论如何谈论多边协调的好处，承担主权者这一位格的主体必须对事态进行决断。

　　用通俗的例子来说，无论列车究竟是要碾死一个无辜人还是五个不无辜的人，都需要手握摇杆的人作出即时的决断。现在的问题是，在多边机构的情况下，不同的主权者之间如何能够保持决断的一致性（也就是共同声明或者协议）。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通过虚假的多数决断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想法忽视了主权者的至高无上性。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意志屈服于某种更高层级的决定，那么在代议制结构中必然会产生民众应当听谁的问题，这也是为何欧盟会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全体一致的原因。

　　当然更现实的说，在现有的多边治理机构中，它本身就不具备暴力的强迫性。无论G7如何发表联合公告，主权国家才是具体的惩罚者。或者说，没有相关主权者的配合，惩罚只能暴露出多变机构自身的脆弱性。

　　共识机制显然达成一致的关键前提。这种共识机制以某种共同需要或者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为基础。这也是为何康德会强调必须通过民主国家联合的方式达成永久和平，这里隐藏的假设显然是具有相似民主制度的国家更有可能催生出相似的价值观念。拜登任期内一直反复强调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就是一种西方世界内部的共识机制。

　　拜登时期的G7，看起来还是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

　　问题是，多边主义治理框架是共识机制的结果而非原因。就如同西方国家在石油危机上面临共同相似的危机才会诞生G7一样，而不是有了G7之后西方国家才对石油危机有了共同看法。一旦共识不存在了，多边框架的前提也就消失了。由于美国国内日益强烈的反干涉主义倾向拥护特朗普二次上台，才会导致拜登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无法成为G7的内部共识。

　　对多边主义更为不利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的共识机制将进一步崩溃。笔者早已多次强调过其中的关键，整个近代政治机制无限制拔高个体意志的结果，是在最大限度解放个体的同时也会导致个体意志冲突的难以调和。这种个体意志会反过来凌驾于理性论证之上，走向绝对的唯我论。今日性别争议中性别本质主义压倒一切就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在唯我论的主导下，你可以觉得工业繁荣创造就业很重要，他可以觉得环境保护大于天。在这些价值判断上双方都缺乏妥协的可能性。

　　决策人数的多寡则是另一个无法绕过的棘手难题。人数越多意味着需要越强的共识机制，这也是为何联合国几乎无法承担决策功能的真正原因。争取两百多个主权者的一致认同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难度及其高昂的事情。以气候变化为例，COP大会只能在生态保护最为流行的数年中能够推出一些看上去较为有力的方案；但随着这种环保共识的消失，COP大会的声音极速地被边缘化。如今，《巴黎协定》的约束力几乎和废纸没有任何区别，剩下只有公开退出还是公开违反两种选项。

　　重回大国协调时代

　　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梦想已经陷入脑死亡并不意味多边主义本身会消失，而是让多边主义重新回归到现实政治之中。笔者并不否认还有许多多边组织依旧在持续运作，但这更类似于一种本能的膝跳反应。

　　无数的技术会议无法掩盖上一次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事实。甚至G20这样的平台也极有可能无法在今年发表出一份联合声明，从气候变化到数字媒体权利再到自由贸易和国际援助，G20国家之间也越来越无法达成共识。今年的外长会议和财长会议皆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就是不祥的征兆。

　　甚至在今年的财长会议中，包括中美在内五个国家的财长都没有参加会议。无论各路官方、媒体和学术界如何赞扬，G20的多边全球治理含金量究竟还剩下多少是一个闻者自清都问题。更不用说印度公开指责上合组织没有征求其意见就谴责以色列的情况，是否暗示上合组织在内部共识机制上也存在某些问题呢？

　　特朗普在G7会议上的表现是普遍多边主义进一步崩溃的信号。与上一个周期默克尔的“正道联盟”不同，残存的G6实际上意识到自己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幻想已然结束。为了维持剩余的影响力，他们转而进一步软化了多边主义的身段，以更为适应性和妥协性的方式让他们的多边主义适应美国单边主义的需要。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G7会议上表示欧盟应该与美国一道对抗中国就是这种讨好的表现。通过假装自己的多边主义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愿景一致，这些多边主义者可以宣传多边主义仍未失败。

　　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共识已普遍崩塌，且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出现新普遍共识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应当如何构建更能够适应后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恢复以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为主导的大国协调机制是一个更具有适应性的答案。

　　第一，这本身就是现实政治中的实际转变。正如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的直接谈判一样，这种大国协调机制不再寻求以联合国这样的多边主义平台为商谈基础，而是两国利益之间的谈判交换。（所以不是大国坐在一起开会就叫做大国协调机制）

　　事实上今日中美在贸易战领域上的谈判就是如此。两国会根据自己的直接意志控制谈判的整个进程，联合国和WTO这样的组织只能事后承认谈判的结果。俄乌谈判亦是如此，无论欧洲诸公如何想上桌，但没有美国人的同意，他们只能在这一问题上坐在儿童桌。

　　第二，大国协调机制也意味决策人数，或则说决策的主权国家更为精简。这有效降低了在整个共识日益弱化的时代中达成决策一致性的政治成本。数量的减少意味少数国家之间更有可能通过在具体议题上的利益一致达成有效协作，而在其他议题上保持灵活态度。

　　第三，这种大国协调机制已经在历史中证明了自己在中短期内抑制大国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有效性。各个大国也能集中精力满足自己国家的优先外交事项，降低大国对外干预的直接参与成本和责任。

　　与19世纪以殖民体系为主导的，具有明确势力范围边界的维也纳大国协调体系不同，后自由主义时代的大国协调体系将呈现出多层次和相互重叠的叠床结构。比如，英法在政治领域衰弱的同时，却在传统的商业规则制定和文化辐射上保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可能无法在区域外投射影响力，但在本地缘政治板块中却拥有与中美这样的全球级主导力量对抗的能力（俄罗斯可能算半个主导力量）。维度的多元化也导致今日的大国协调机制很难出现19世纪那种单向度的霸权主义模式。

　　以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为主导的大国协调机制远非完美，显然它会极大程度压制中小国家的意愿。但在国际政治中本来就不存在完美的方案，更重要的是找到能够适应时代变化的方案。毕竟当下的关键问题是，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普遍全球治理只会在全球权力日益碎片化的现状面前丧失自己的治理能力，这是多边主义者无论如何否认都不会改变的现实。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联合国也会从多边主义梦想的可持续和平建设框架，退化为大国在短期危机中的信息传递平台，而老欧洲将毫无疑问成为这一轮变化的最大输家。欧洲显然意识了到这一点，这也是它如此频繁地将多边主义挂在自己口头的原因。

　　反而那些与多边主义纠葛不深的民族主义保守派政客在这一问题上更加坦诚。正如意大利国防部长吉多·克罗塞托所说的那样，“以前，美国和欧洲曾是世界的中心——如今，还有其他一切事物需要建立关系。……我们常常谈论问题时仿佛还停留在 30 年前，但一切都已改变。”更为讽刺性的是，“联合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微不足道，甚至还不如欧洲，不如一个国家的国家队，不如中国，不如印度，也不如以色列。”

　　正如笔者在本文中所强调的那样，多边主义时代的结束不等同于多边主义本身消失了。甚至在大国协调的时代中，小多边主义依旧会以各种方式存在下去，它会将自己与大国的单边主义诉求融合在一起，实现出一种狐假虎威的效果。

　　多边主义时代的结束是以多边主义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梦想丧失了实存性，而自由主义霸权所塑造的普遍主义话语也将被地缘政治的现实不断祛魅。我们更为需要关心的是，如何在日益激烈的多极竞争中，寻找管理大国间冲突的有效机制，防止其升级为直接的、破坏性对抗。

　　在这种重构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地缘政治上的阵痛，秩序动荡也会对中小国家的抗风险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无论如何，在多边主义“脑死亡”的时代，防止大国直接对抗的务实主义，比空泛的全球治理理想更具生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