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建设指标体系构建

朱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0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被赋予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系统部署了社会建设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当前，我国社会建设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表现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社会结构优化有较大空间，离人民群众的期待仍存差距。同时，实现社会建设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面临着发展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在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与发展差距的张力下，要衡量社会建设的成果，离不开一套比较完善科学的指标体系，即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梳理，用一系列结构性变化的指标来解释发展事实和评价引导体制机制改革，并随认识的深化动态调整指标体系，完善发展战略。为此，本文在回顾社会建设相关指标体系研究基础上，力图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建设的理论逻辑，完整准确地理解社会建设的内容及现代化目标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立足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有力应对社会建设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挑战。

图源｜澎湃新闻

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研究进展

指标是概念在现实中的标示，但自社会建设概念提出以来，在评价其现代化程度方面还没有一套比较成熟通用的指标体系。鉴于社会建设的宏大指向和复杂性，要说明其全部内容较为困难，因此只能转而关注社会建设的关键方面，即社会建设的若干指标或标准等。

（一）涉及社会建设的综合性指标体系

在这类指标体系中，社会建设现代化往往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相并列，基本集中在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范围内讨论社会建设。一是现代化指标体系。国外的现代化评价包括“箱根模型”“列维模型”“布莱克标准”“英格尔斯标准”等；国内的现代化评价典型的如中国《社会指标》课题组的指标体系、《中国现代化报告》中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二是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典型的如经国家统计局多次修订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陈友华的“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宋林飞的“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许宪春的“中国平衡发展指数”。三是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典型的如刘培林等从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李实从收入、财产、基本公共服务三个方面提出分阶段共同富裕的相关指标，上述指标体系综合性较强，社会建设相关指标往往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且被拆解分散在经济、文化等各类子指标体系中。

（二）聚焦社会领域的指标体系

此类指标体系主要从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社会支出、社会治理等角度展开研究。一是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其主要内容包含物质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经济发展及环境支持等，关注提升个人的生活水准进而提升社会成员的幸福感。二是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其研究焦点从对个人生活的考察转向整个社会，沿着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倡导包容性社会政策理念以改善所有社会群体的总体福祉状况。三是民生或社会支出指标体系。其侧重反映政府在民生投入与增进人民福祉上的作为。如岳经纶等构建了中国社会支出指标体系。四是社会治理指标体系。代表性的“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标体系”涵盖多元共建、有效共治、社会共享三个方面的31个客观指标和16个主观指标。这些指标体系侧重点分别落在个人生活、社会生活、社会支出和社会治理方面，难以全面体现新时代社会建设内容，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对社会领域、社会建设的理解。 

图源｜澎湃新闻

综合来看，既往社会建设的指标体系名目繁多，其构建思路和评估标准各有特色，但聚焦社会建设的指标体系研究仍比较薄弱。其突出表现在社会建设概念被拆解于相关的社会发展类概念中，社会建设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还不够明确，且随着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的持续推进，诸如“如何准确把握其全新时代内容、如何从理论逻辑上明确其具体衡量标准并回应现实等”，都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我国社会建设的理论演进为逻辑起点，进一步勾连理论逻辑与具体指标设计以界定新时代社会建设的评价维度和标准，尝试更有效地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建设实践，并以指标体系来评价引导体制机制改革和研判发展战略。

社会建设的理论逻辑及现代化指向

（一）社会建设的理论演进

从字面看，社会建设既是历史概念又是时代概念。作为历史概念，1917年孙中山先生撰写的《民权初步》一文最早提到“社会建设”，其内容大体包含民权和民生建设。在知识界，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人讨论社会建设，影响较大的如1935年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对社会建设的定义，“依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民的愿望而从事的各种社会事业，谓之社会建设”。不过，上述对“社会建设”的早期历史理解，与现今“社会建设”这一时代概念存在差异，目标和任务也相去甚远。

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和政策命题，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提出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建设”。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社会建设作为“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党章。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指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2022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等角度将社会建设的意义提升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高度。可见，社会建设事关人民的美好生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现代化强国建设中负有重大使命。综合来看，作为政策命题的社会建设，其内容相对稳定，涵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理、收入分配、中等收入群体等方面。

伴随“政策范式”的推动，社会建设的研究不断深入。一是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和内容，典型的有民生事业论（社会福利与社会需求理论）、社会管理论（社会冲突与社会控制理论）、社会重建论（市场转型与能动社会理论）、社会结构论（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理论）、资源和机会合理配置论（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理论）等。二是关于社会建设的目标，典型的如建设社会现代化、改善民生与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与建设和谐有序社会、以公共性促进当代社会团结等。三是社会建设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得到承认和尊重，但社会建设一词极具中国特色，在国外没有直接对应的概念。一些研究在介绍新中国社会建设的历程以及国外相关经验时，将社区建设、社会事业改革、社会福利政策、社会治理乃至社会整体发展变迁等内容均纳入社会建设范畴。

由此可见，尽管社会建设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复合概念，但其内在理论逻辑在当代日渐清晰，即不断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民生福祉，完善社会治理秩序，优化社会结构，进而实现社会领域的全面现代化。社会建设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之中，社会建设的现代化是对社会建设各方面优劣程度的价值判断，不仅包含社会建设的过程和结果，还涉及对社会建设产生影响的多重因素。

（二）社会建设的现代化指向

遵循社会建设的理论逻辑，社会建设现代化具体可表现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建设（动力层面），社会建设的民生福祉、社会治理和社会结构维度（内容层面），兼具过程和结构属性的社会建设（特征层面）。

1.动力层面：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建设

经济发展是社会建设的动力源和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社会建设需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是因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呈现出跨越式、并联式发展特征，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1.27万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在经济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中，我国社会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和不足，需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量力而行，是因为规划社会建设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福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不同规则，民生保障要随经济发展同步提升；也要警惕福利的超经济增长，不能超出国家财力盲目与西方福利国家攀比，违背“量入为出”准则会让经济发展背上难以承受的重负。

2.内容层面：社会建设的三个维度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场域中，国家担当现代化建设的支柱力量并处于强力规划指导的地位。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在内容层面侧重突出民生福祉和社会治理的政策导向，同时体现社会结构的变迁态势。

在民生福祉维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意味着要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体体现在劳有所得（就业）、学有所教（教育）、病有所医（医疗）、住有所居（住房）、幼有所育（育幼）、老有所养（养老）、弱有所扶（救助）等方面，民生福祉维度重点反映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体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在社会治理维度，核心内容是妥善处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以往的社会管理带有较浓的维稳色彩，更强调国家主导下的秩序稳定，而倡导社会治理意味着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新理解，在多元共治中兼顾活力和秩序，既要通过丰富和畅通社会连结，培育和增进社会团结，激发社会活力；也要通过规范诉求表达，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等实现社会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总体和谐稳定，形成“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在社会结构维度，要反映资源和机会在不同社会成员中的配置，具体包括城乡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阶层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等。在实践中，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缩小城乡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都是社会结构优化的重要表征。

图源｜央视新闻

3.特征层面：兼具过程和结构属性的社会建设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建设兼具过程和结构属性。一方面，现代化通常被描述为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的全面转变，实际是连续谱式的结构改进过程。由于现代化本身就是作为走向现代的过程性概念，社会建设现代化就是关于构建现代社会建设体系的问题，其本身体现过程属性。如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应随着社会建设现代化而相应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建设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都包含各系统要素的现代化建设，通过诸要素来实现整个体系的现代化，这体现了其结构属性。如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反映了社会建设中社会结构的发展水平，但该比重也应与一国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相适应。

可见，社会建设现代化需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物质保障前提下不断促进民生福祉、社会治理和社会结构三个维度的建设，同时“现代化”兼具过程性和结构性特征，需要不断调整优化。因此，构建指标体系不仅要关注各要素的功能性及其建设绩效，也要对各要素的现代化水平进行动态评估；既要考察当前的社会建设状况，评价其与判断标准的差距，也要探讨达到判断标准的方法路径，前瞻性应对社会建设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实现对社会建设全方位、深层次和动态性的评估。

社会建设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和核心指标

基于以上理论逻辑，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愿景，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本文力图构建一个富有新时代特点的社会建设现代化指标体系。

这一指标体系的构建遵循如下思路：一是充分反映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内容和理论逻辑，从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社会结构三个评价维度出发，包含13个核心指标以科学评估社会建设现代化的进展；二是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评价指标，便于统计、观测、评估，使得各项指标易于动态跟踪，体现过程和结构属性；三是突出指标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所选指标充分反映社会建设各关键领域发展变动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建立指标体系所选择的指标不可能面面俱到，否则会使指标体系十分繁杂，过多过滥的指标会大大影响指标体系的使用效率。相关研究表明，指标越多，解释指标的故事就越复杂，指标之间关系的假设就越多。基于上述思路，本文设计了社会建设现代化指标体系（见表1），并将根据评估内容对各个指标予以说明。

表 1　社会建设现代化指标体系与主要指标

注：作者自制。

（一）民生福祉

社会建设的民生福祉指标需衡量现代化的社会富足水平，满足人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主要包含就业、教育、医疗、住房、育幼、养老、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内容，需立足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到2035年争取实现民生“七有”到“七优”的发展。该维度的目标值既体现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的过程，也反映民生类指标的结构特征。

1.就业状况选择的指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该指标全面反映全国城镇就业形势，充分体现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2018至2023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4.9%、5.2%、5.2%、5.1%、5.5%、5.2%，根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将调查失业率设定在5.5%以内视作基本实现充分就业，处在社会可接受、政府可控的范围之内。

2.教育状况选择的指标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该指标反映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占国家规定高等教育年龄组人口总数的比例。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2%，总规模达476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计在2030年超过65%，2035年将达到70%左右，接近OECD国家平均74.4% （2019年）的水平。只有大多数适龄人口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才能凸显中国式现代化中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导向。

3.医疗状况选择的指标是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1980至2022年，我国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从1.17人增长到3.15人，其中城市地区从3.22人增长到3.84人，农村地区从0.76人增长到2.53人。另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24年8月的统计公报，2023年我国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已达3.40人，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医疗基本现代化，预计2035年将达到4人。

4.住房状况选择的指标是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020年我国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1.76平方米，其中城市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52平方米。当前我国城乡居住面积差异较大，农村、小城镇的人均居住面积通常远大于城市。住房状况以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作为衡量指标：一是因为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住房还比较紧张，如2020年北京、上海的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3.41平方米、30.58平方米；二是因为城市的流动人口中，不少人在农村的老房子面积还不低，但他们实际在城市生活工作，农村的房子往往是空置的。也因此，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更能反映人民住有所居的情况。

上海市黄浦区建国东路68街坊和67街坊东块所在区域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5.育幼状况选择的指标是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该指标是指学前教育在校学生数占学前教育国家规定年龄组总数的比例。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2035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超过95%，力争超过97%，更加体现幼儿教育的公平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学前教育具有极高的私人收益率（ 终身受益） 和社会收益率，普惠性学前教育符合人民对“幼有所育”的期盼。

6.养老状况选择的指标是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该指标是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口/政策规定应参保人口（16周岁及以上人口减去其中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和现役军人）×100% 。202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已超过91%。按照应保尽保、自愿参保原则，考虑到参保人员基数已较大、少数人口自愿选择不参保等因素，预计2025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可达95%，到 2035年可实现基本养老保险接近全覆盖。

7.社会救助选择的指标是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率也称贫困人口比重指数，指生活在贫困标准以下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贫困标准是变动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两度提高贫困标准，共使用过三条农村贫困线，分别是 1978 年标准、2008 年标准和 2010 年标准，三个贫困标准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水平。当前我国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缓解相对贫困仍是长期的任务，2035年实现基本现代化既要继续重视农村返贫问题，也要关注城市低收入者的贫困问题。

（二）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是活力与秩序，可区分为社会活力、社会秩序两个一级指标，在“活跃有序”中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其中，社会活力具体化为基层民主参选率指标，社会秩序具体化为社会安全感满意度指标。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治理本身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一般包含社会组织建设、矛盾纠纷化解、治安和犯罪防控、公共安全等多个领域。但一些采用“大社会治理”观的研究将民生福祉类内容也纳入社会治理。本文考虑到整个社会建设指标体系不能过于繁杂，在社会治理维度选择两个核心指标来对应“活力”与“秩序”，而非枚举各个具体领域。

一是基层民主参选率，即在基层居（村）委选举中，参与投票的居（村）民选民数占登记选民总数的比例。作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当前我国各地的参选率一般保持在80%以上，预计2025年参选率能稳定在90%以上，2035年将达到93%以上。当然，能体现社会活力的指标还有不少，如国外常用的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但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光看数量增长，我国也已明确提出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从“多不多”“快不快”向“好不好”“稳不稳”转变，从注重数量增长、规模扩张向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转型。

二是社会安全感满意度，即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环境和自身安全的感受以及对政法机关执法办案工作的满意程度。安全感水平是衡量社会稳定和治安环境的综合指标，与人们的生活品质和社会治理成就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广泛通过电话随机抽取调查对象的方式来开展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内容涵盖居住安全感，对政法机关工作满意度，对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扫黑除恶、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工作的满意度等。

上海市官方委托第三方“零点公司”，通过电话、入户等形式对各街镇辖区内治安环境、警务服务情况开展的随机抽样调查。

图源｜天目西路街道派出所

（三）社会结构

社会建设的社会结构维度包含分配结构、阶层结构、城乡结构、数字社会结构等。指标的变化需体现不断优化社会结构的趋势，其中构建合理的阶层结构是关键，而数字社会结构尤其关注当前数字社会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渗透态势。

分配结构选择的指标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伴随共同富裕不断推进，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从2010年的2.99倍下降至2023年的2.39倍，到2035年应力争降至2倍以内，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阶层结构选择的指标是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国家统计局测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的28%，约4亿人。但在国际比较中，学术界更倾向于使用相对标准，用居民收入中位数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约40%，约5.6亿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在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仍保持基本同步的背景下，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将推动更多低收入者迈过中等收入门槛，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将持续给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人力资源储备。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普遍超过50%，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应力争达到55%。

城乡结构选择的指标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稳步推进，2023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相对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发展空间。预计到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达到约70% ; 2035年将达到75%左右。这一比重虽然低于 OECD国家（超过80%）的城镇化率，但考虑到农业大国的国情，该指标值较为稳妥。城乡融合发展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消费和公共服务等差距，在尊重城乡地域特色的基础上消除生活品质的差别，使城乡居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

数字社会结构选择的指标是互联网普及率。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升，已从2010年的34.3%升至2023年的77.5%，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其中，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83.3%，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从省级层面看，上海、北京的互联网普及率约为90%，而甘肃、云南、贵州的互联网普及率不到70%，非网民的主体是农民、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差距均较为明显。从国际经验看，2023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67.9%，其中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超过85%，北美、英国、日本等超过90%。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数字产业发展壮大，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将进一步提升，预计2035年能达到85%以上。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观众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操作一款全息智能医学影像系统  

图源｜新华社记者黄宗治

上述社会建设现代化指标体系，分设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社会结构三个评价维度，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兼具。从现阶段看，对标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大部分指标发展态势良好，也有一些指标（如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等）的发展状况相对薄弱。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人文环境、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不可能齐头并进、整齐划一地推进社会建设现代化。社会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在全国层面有总体的要求，具体到每一个地区则必然有先有后，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此，社会建设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也应是动态调整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指标体系的构建既要有助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赶超，体现社会建设现代化的过程性特征；也要立足国情突出我国社会建设的特点，展现新时代社会建设的结构性变化特征。

达成社会建设现代化预设指标面临的若干风险及防范机制

在现代化的连续谱式结构改进过程中，从温饱到小康，到全面小康阶段，再到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阶段，不同的阶段要解决不同的突出发展问题和突破不同的发展瓶颈社会建设肩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使命，但社会建设现代化必然有一个过程，新时代新征程达成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建设现代化的各项预设指标依然面临着风险挑战，还需加以防范。

（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与社会建设并举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第一步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按照世界银行当前的标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门槛大致是1.27万美元左右，我国已经站在高收入的门槛线上，但并不意味着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发展历史看，后发国家的赶超和转型并非易事，目前只有极少数中等收入国家成功晋升至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会出现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社会建设的民生福祉支出、社会治理支出等以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为基础。一方面，需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大蛋糕”；另一方面，社会建设也是一种社会投资，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资本和稳定环境，有助于克服经济风险。为预防“中等收入陷阱”，如期达成社会建设现代化指标，一要积极开展教育和卫生健康类的社会建设来产生正向的社会回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提升发展的人口质量红利；二要改革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通过高效的社会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三要在社会结构上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并缩小差距，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

（二）警惕“高福利负担陷阱”，立足国情纲举目张

社会建设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立足我国超大规模国家的国情。就人口规模而言，14亿多人口是社会建设的基数。2023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4%；同时，我国人口总抚养比连续多年上升，而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2023年仅为6.3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超常规老龄化、低生育率已是我国社会建设的深刻背景。就疆域规模而言，我国幅员辽阔意味着不仅有较为发达的城市和东部地区，也有欠发达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是重要的国情。用社会建设的标准衡量，我国的发展软肋是较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集中体现为不同地区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特别是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资源在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集中。因此，共同富裕不是无差别的富裕，也不是超越国情发展阶段的高福利。

图源｜央视网

本文提出的社会建设主要指标，主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值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是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社会建设。为化解社会建设罔顾国情而被“高福利”绑架的风险：一要强化民生基本保障，明确政府承诺兜底保障的范围，对基本公共服务重点保什么、保到什么程度要按照国家标准、各地具体实施标准来；二要在治理中明确不同权责，政府承担基本公共服务主要保障责任，引导市场主体和公益性社会机构补充供给，非基本公共服务则需要政府、社会、公民个人共同承担；三要提倡因地制宜，不同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增项、提标、扩面时，需根据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加强事前论证评估。

（三）警惕“数字鸿沟扩大”，深化数字社会建设

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迭代创新，数字社会迅猛发展，数字化的辐射范围和影响程度前所未有。在民生福祉领域，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线上办公等蓬勃发展并同线下经济深度交融，提升了教育、医疗、就业等重点民生领域数字化、均等化、便捷化水平，但区域、城乡、人群、行业之间的数字鸿沟仍然明显，如适老化设施和产品不足，数字化在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上还存在短板。在社会治理领域，政府部门在线上就可为群众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服务，开展智慧治理，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但需警惕数字社会中的治理风险，如有研究显示我国传统犯罪全面触网，互联网从犯罪对象和工具嬗变为犯罪空间，网络犯罪占我国犯罪总数的1/3且呈上升态势。

而在社会结构领域，数字技术创新以多种方式影响收入和地区差距，一方面是数字化促进商品、技术、人才和资源自由流动，降低要素报酬和商品之间的城乡差异，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是数字高技能、高层级管理工作形成了一批高收入人士，也出现了低技能劳动者收入的持续下降。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政策和制度环境开放，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数字社会建设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弱势群体更容易被“甩”在数字社会之外。

中国移动工作人员正在为老年人科普手机营业厅APP使用界面

图源｜绍兴网

面向数字社会，为消弭“数字鸿沟”扩大带来的风险，一要增进数字民生福祉，让弱势群体感受到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便利，如推进智能终端产品与服务的适老化改造，通过数字技能培训服务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二要提升数字化社会治理水平，如针对涉网新型犯罪，相关部门应重点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窃取国家和企业数据、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网络平台应履行责任，升级监管技术及时发现风险。三要缩小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的数字化发展差距，如加强农村、欠发达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高质量互联互通；发挥人工智能在推动优质资源普惠中的覆盖作用，实现“互联网+”教育、医疗、就业等向农村深度延伸。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整体性、全方位的历史变革。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高质量的社会建设能有效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为推动对社会建设成效的科学评估，以及社会建设各具体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本文尝试构建社会建设现代化指标体系，明确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社会结构三大评价维度。社会建设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兼具过程性考察和结构性要素。相应的指标体系不仅要关注各要素的功能性及其建设绩效，也要对各结构要素的现代化水平进行动态评估。而以往涉及社会建设的综合性指标体系、聚焦社会领域的指标体系对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界定不够明晰，枚举重点的指标设计方式难以体现社会建设的理论逻辑，也未能及时回应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发展趋势。这就促使本文以社会建设的理论演进为逻辑起点，衔接理论逻辑与具体指标设计以界定新时代社会建设的评价维度和标准，并根据发展阶段变化动态调整指标体系。

实现社会建设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发展过程中面临国际国内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为更好地规避各类风险，需发挥社会建设预设指标的战略导向作用，既要立足国情，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高福利负担陷阱”等以防社会建设脱离实际，也要从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社会结构等具体维度开展积极的社会建设，实现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当然，本文的研究尚存在不足，如在核心指标的选择上，指标的代表性意味着反映某一方面社会建设内容的局限性；指标体系的组成内容存在动态变化的可能，各项指标的目标设计也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等。因此，未来持续而深入地追踪研究社会建设实践创新仍将是完善指标体系构建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