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姐蒋小姐之后，重新审视高考

文 | acel rovsion

高考难，今年高考据说也很难。

从学历贬值论，内卷加剧论盛行，以及这几年的结构性就业难开始，高考的难度和卷度被摆在了舆论众矢之的的位置。不过今年舆论则有些不一样。

连续曝光的董小姐和蒋小姐们，让人们不得不承认，只要这个社会还存在职业分工，还存在岗位上的三六九等，那么只要高考的权威性被削弱一点，硬性标准被松动一点，就会有大量的董小姐和蒋小姐会绕过高考这个独木桥，用轻松得多的方式坐在本应是寒窗苦读的做题家们的位置。

抑制阶层固化，或者说抑制以不公平的手段实现岗位和阶层的分化，以一个大家都公认的方式合理分化，并保持阶层的流动，就成了董蒋小姐们曝光之后人们对高考价值的重新肯定。就比如说，小镇做题家桂海潮能上太空，没人觉得不公平；小镇做题家梁文峰年纪轻轻名利达到顶峰，没人觉得不公平。但董小姐蒋小姐们，不行。

高考对阶层固化的抑制只是一方面。像这次蒋小姐在哈佛，以及在网络，在内外媒体上代表中国留学生，甚至代表中国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牵扯出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哪个群体才应该中国的主体，是本土做题家以及各行各业的劳动群众，还是权贵富豪阶层的二代世界公民？

从历史角度看，做题家世界观并不是中国独有产物，每个国家几乎都存在那么一个长期而稳定的上升期。这一世代的人面对几乎空白的各行各业和整体上升期的经济形势，仅仅把握几个关键做题节点，就能够获得命运的转折，于我们的语境就是高考——大学——学位深造——工作——生根——结婚生子，并按资历获得事业提升。在日本就是团块世代，在美国就是赶上里根经济学的战后一代和赶上克林顿时期信息产业发展的婴儿潮一代。

这种认知伴随着长期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话语塑造，也伴随着从父辈那里日常耳濡目染来的价值观，以及一两代人探索的教育上升路径的经验沉淀。这种做题家价值观既是改开后几十年历史的一种折射和历时性认知，也是直接以此建构自我的这一世共时性的认知，这使得个体与集体目标形成同构，个人因做题成而功，国家因有大量的做题家而发展。

但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狂飙突进几十年后，做题家这一国家和社会的主体开始在经济和社会文化话语地位上被边缘化。

从经济上直接的变化是资产置业阶级和资本服务职业群体的资本回报率过高，导致这些群体脱离传统生产导向的经济秩序，而教育回报率愈发降低，不仅导致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空间陷入瓶颈，甚至这种高学习成本的做题回报无法得到一个看得过去的下限兜底。做题家不仅往往与教育带来的再生产捆绑，也同时与现代性社会的生产性秩序捆绑，而这两者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主导的世界网络秩序中显得很弱势。

金融就业降级，这总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其次是不确定性和要素市场导向带来的劳动力配置供给的局部过剩，以及对应的技术职位供给不足，甚至于对应产业的衰退。而劳动力配置成本问题，让大部分劳动力雇佣都集中在本土市场，无法向全球市场转移，资本却很容易往全球市场转移。这让无论教育背景还是个人人生取向严重路径依赖的群体感到前所未有的落差，以及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无所适从。

做题家们还面对着文化生产上的弱势，在消费主义秩序和审美中，做题家往往被定义为隔绝于消费文化的边缘者，成为一个反现代性社会的他者，被视作嘲讽的对象，成为主流消费文化建构的反文明、不时尚、价值观落后的不洁者。不过这点中国还是好得多，中国历来都有着尊重学霸的社会氛围，在美国，霸凌nerd群体则属于一种社会文化。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全球产业链关键节点技术产业的主导、文化工业输出的重视，以及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公共事务提供国际公共品。这些全球性事物和国内结构的互动中，使得不管是我国还是美国，都存在世界城市和跨国资本主义构成的“全球化世界”，与作为传统经济腹地和衰退产业转移地的“本土性世界”之间的对立。

全球化阶级的诞生带来了一种极端的“文化脱域”，这种脱域不仅限于地理上的脱离，更多是制造了一个完全脱离于本土化语境的交互制度、集体记忆表征和文化身份制造的自我意识。仿佛这个虚构的世界叙事变成了一个叫做“现代性文明”的机器，在重构的世界城市跨国空间之外仿佛只有一片荒原，被排斥的本土性世界群体就成为游荡在荒原上的野人。

这最终将造成一种本土性世界的失落。本土性世界失落的世界什么样子，大洋彼岸已经通过特朗普从一进宫到二进宫的这九年时间给我们生动上演了。

霍赫希尔德的《故土的陌生人》是论述这个问题非常好的著作，作为传统liberal和精英女性，她完全可以在liberal的共情之墙内保持世界观的清晰和稳定，以一种道德优越感俯视这群人就行了。但她却主动去探索liberal共情共同体中完全不可理喻的疯癫的保守红州人士。而这本书讲的一个本土性世界的深层故事:

在全球化的创造性毁灭制造的全球化世界和本土性世界隔离，本土性内部的不平等语境下，越来越稀薄的经济机会和传统上升渠道的解体，带来的是一种整体性格的失落，而且这不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再生产和社会分配上的，还是群体地位（传统秩序遵从者）、文化生位和社会尊严、自豪感以及文化主体性的一种整体性失落，仿佛一座金字塔的坍塌。

其实如果蒋小姐稍微能接点地气，有点务实能力的话，身在美国应该会比国内的我们看得更清楚。可惜，就以她用自己加入美国在蒙古搞的NGO的资历来回应网友质疑的水平，可能还真就“什么都不知道”。

目前来说，我们的社会当然还远没到大洋彼岸“本土性世界的失落”这一步，我国的全球性世界局限于一线城市和新一线的消费名利场和全球性社会分工体系中，而我国的本土性世界虽然局部性衰落但依然有着有活力和烟火气的市井文化和本土性生活，消除地区发展差异还能够提供一些内生经济动力和就业创造。治理者本身对这种割裂也在通过各种经济和政策工具包进行均衡，并在文化上给予统合，使得两种世界的矛盾被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微妙错开。

这种力量被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马苏米称为本体权力，是一种对整个共同体提供工具理性组织以及统合化的社会取向，用治理者的稳定本身弥补这一切。这也是为什么做题家世界观里面，象征化的官方如此重要，且能够作为整个世界观秩序的基础。

所以，当蒋小姐们开始以世界公民的身份要代表中国人去融入全球化世界，本土性世界观的基础就感受到了根本性冲击。某种角度来说，做题家世界观曾经是本土性的社会共识和承诺，不管是不是做题家，身为本土群体都无法置身事外。于是，重新确认和维护高考的权威性唯一性，以高考含金量去衡量董小姐蒋小姐们的成色，又成为本土群体对抗全球化阶级的核心屏障。

在这个过往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必将解体，也必须要解体的当下，以董小姐蒋小姐们的争议为契机，越早将这个问题点爆，并进行对抗和纠正自然越好。终究，拥抱全球化，不等于拥抱跨国资本主义主导的一切；拥抱本土性，也不等于不剔除本土性里面已不适应时代的部分。

不过对高考价值进行再确认后，人们的困惑仍然在那里。以文科就业问题为代表，今天的教育的确是面临结构性过剩的；教育和前途间越来越高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教育投入无意义内卷，也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另外，我们始终要明确，在市场经济机制下，高考始终是一个“最公平的分流器”。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对“社会公平”这个认同的底线，而远不是我们对社会公平的终极追求。这个底线当然不能被突破，但也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停留在这里。

所以，随着从全球到国内，过去固有的经济秩序在快速消解，社会的教育再生产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我们将在后面文章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