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度自诩“全球南方领袖”，为什么非要悖逆主流支持以色列？

作者 | 丹尼尔·马基（Daniel Markey）

编译 | 江怡

编者按

2024年2月，美国和平研究所南亚事务高级顾问丹尼尔·马基（Daniel Markey）发文比较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印在这一热点事件和地区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作者指出，两国在这一地区利益相近，鉴于影响力受限，中印安全政策均以维护自身利益、规避风险为主要特征，在危机进程中未担当核心角色。但从外交层面出发，中印两国在外交层面的处理方式存在着非常有趣的重要差异。这些差异映射出两国全球和地区层面截然不同的战略目标，凸显出其显著的政策转变。中国着力塑造“巴勒斯坦捍卫者”形象，试图将危机转化为与美国博弈的外交筹码，从美国所陷入的战略困境中获益。而印度则坚持与以色列的伙伴关系，除了出于“伊斯兰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共情外，印度希望继续推进“新中东”战略，避免“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计划搁浅。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外媒

加沙战争威胁着中印两国的重要物质利益，尤其在其干扰红海航运、可能升级为更广泛地区冲突等方面。这些威胁自然也影响了中印在战事应对政策上的许多方面。

然而，由于中印两国均未将此次战争视为重大威胁，且对冲突行为或结果都缺乏足够影响力，因此两国的应对政策反而映射出偏狭的目标。首先，中国更倾向于将战争作为与美国博弈的外交筹码，而印度则囿于战前“新中东”战略的设想。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策略似乎回报更明显，而印度的政策服务于了国内重要政治目标，从长远来看仍有望获得成果。

一、共同物质利益影响政策

尽管本轮巴以冲突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但中印两国都未受到以色列、加沙或约旦河西岸暴力局势的直接威胁。然而，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运导致的冲突升级已造成严重损失。由于集装箱运输改道好望角，安全风险增加，运输周期延长，全球生产商和消费者均受波及。上海至北欧的20英尺标准箱运费从战前的581美元飙升至2024年1月的3000美元以上。对印度而言，其约一半的出口和30%的进口货物通常需途经苏伊士运河，本财年出口因战争将损失预计300亿美元。

在某些方面，中印对这一威胁做出了相似回应。两国都未选择加入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联盟，也未主动攻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而是将这类高风险任务移至他国。然而，据报道，中国海军正为少量通过红海的中国商船提供护航，而印度海军则扩大了反海盗和救援任务的范围，以配合其他海上安全行动。

在外交方面，中印均对伊朗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但都未寻得有效的手段迫使伊朗向胡塞武装施压。对中国而言，鉴于其现在是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目前情况可能令人尤为恼火。中印两国外交官可能都在试图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但迄今为止还未有突破的迹象。

地区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将威胁到中印两国的其他利益，包括两国在海湾及其周边地区大量工人的安全，以及在以色列的越来越多印度工人的安全。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印两国不会为了任何目的而参与高风险的军事任务，除非是为撤离本国公民。

二、外交分歧

在全球外交舞台上，中国和印度对加沙战争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些戏剧性的时刻主要在联合国和其他一些论坛上上演，中印领导人在这些论坛上向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发表讲话。总体而言，他们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出了各自与加沙战争本身关联有限的其他诉求和关注。

从哈马斯10月7日发动恐袭至今，中国始终将自己塑造成巴勒斯坦事务的坚定捍卫者，试图向许多一贯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发出呼吁。在公开声明和政府支持的宣传中，中国未对哈马斯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谴责，反而一贯模仿普遍的、甚至明显反犹的叙述。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始终坚定地投票支持停火决议，并在国际法院声援巴勒斯坦的事业。

然而，在整个事件中，中国的主要目标实际上是美国。中国未采取重要的实质性措施来援助巴勒斯坦民众，但嘲讽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是对自由原则的“双标”，是美国虚伪的体现。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式说教的批判者，并热衷于质疑美国的动机，以削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如今，中国兴致勃勃地抓住了这一机会。

与中国相同，印度也在寻求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发挥领导作用。但不同的是，印度早期将其公共外交重点置于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袭之上，之后才逐渐调整立场，支持12月联合国大会对加沙人道主义停火的投票。对印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而言，伊斯兰恐怖组织构成的威胁仍然是这场冲突中最具政治相关性的特征。这标志着一个与前几届印度领导人不同的重大转变，前几届领导人往往不愿将印度的恐怖威胁视为类似于以色列的恐怖威胁，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并对美国在中东的角色更多持批评态度。

三、对以色列问题的决定性转变

的确，中印两国对加沙战争的反应最鲜明的差异在于如何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如上文所述，尽管中印都与阿拉伯海湾国家和伊朗保持着重要联系，但中国的政策使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受到严重质疑，而印度则更加坚决地加倍深化与耶路撒冷的伙伴关系。

以色列对中国的任何行动都不满意。2023年10月，中国接待了谴责以色列早期在加沙进行军事行动的阿拉伯联盟领导人。随后的11月，中国发布的政策声明只字未提恐怖主义或哈马斯，反而将关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2024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声称已经发现哈马斯使用的中国武器库存（尽管中国否认提供武器）。

相比之下，在10月7日袭击发生后，莫迪发表推文称，“在这艰难时刻，我们与以色列站团结一致。”这一信息建立在数十年来日益友好的双边外交基础之上，但在莫迪2017年访以时被突然公开。除长期安全合作、国防和科技贸易外，两国还共享“伊斯兰极端主义受害者”的世界观，莫迪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携手构建中东新愿景。

在10月哈马斯袭击前数周，印度公布了新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IMEC是继“I2U2”（由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和美国组成的非正式组织）等其他几项创新外交倡议之后推出的，其创建基于2020年《亚伯拉罕协定》的基本逻辑。所有倡议都基于一个共同假设，即巴勒斯坦问题可以被搁置，而中东（包括以色列但不含伊朗）调动集体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并深化与欧亚伙伴的互联互通。

自10月以来，印度始终坚守IMEC的承诺，其领导人持续称赞其作为一项长期战略的潜力。印度没有将加沙战争视为致命打击，而是继续推动与欧洲领导人的议程，并强调其潜在的地缘经济价值。印度还进一步深化与海湾伙伴的直接关系，特别是与阿联酋的关系。比如，莫迪总理2024年2月第七次访问阿联酋。显然，除非以色列能重返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国家的谈判桌，否则印度难以实现IMEC。但是，印度显示出的种种迹象表明将竭力保持这一选择的开放性，并仍致力于与以的伙伴关系。

四、对未来的教训

总体而言，在提供集体安全方面或在领导核心外交倡议方面，中印都未在加沙战争中发挥核心作用。两国的安全政策的特征以自身利益和风险规避为主，这与人们对这两个崛起的亚洲大国的过度期待相悖。

话虽如此，自加沙战争暴发以来，中印两国在外交层面的处理方式存在着非常有趣的重要差异。这些差异映射出全球和地区层面截然不同的战略目标，凸显出其显著的政策转变。中印的反应肯定与十年前大相径庭。

目前，中国的做法似乎更为明智。不可置否，中国从美国陷入的战略困境中获益。中国不仅能轻松地将自己与受支持的巴勒斯坦事业联系在一起，而且在美国再次卷入中东（更不用说欧洲）冲突的漩涡时可以袖手旁观，至少现在是如此。即便算上运输成本，中国仍可有所获益。

与此同时，印度因其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甚至倾向于美国的态度）在全球南方和世界其他地区付出外交代价。但是，这一代价也不算很高——在国外，印度长期直言不讳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使其免受诸多批评；在国内，莫迪的政治主导地位及其兴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同样也使其免受严重批评。甚至其对内塔尼亚胡强硬的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令其在核心选民中大受欢迎。展望未来，若加沙战争能在变成更具破坏性的地区冲突前平息，印度在该地区持续培养的多边关系或将重启IMEC经济走廊，推出类似的跨区域合作倡议。

作者简介：

丹尼尔·马基（Daniel Markey），美国和平研究所南亚事务高级顾问，兼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本文编译自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re on Asia and Globalisation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2024年2月29日文章，原标题为Chinese and Indian Responses to the Gaza War，原文链接：https://lkyspp.nus.edu.sg/cag/publications/centerpublications/publication-article/detail/chinese-and-indian-responses-to-the-gaza-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