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狗屁工作”和“诗与远方”

文 | acel rovsion 天书

随着自媒体，主播，带货等流量经济的全民开展以及诸多传统职业和岗位的快速变化和淘汰，当下年轻人面对工作开始呈现出两种共存的矛盾倾向。

一方面，羡慕那些日常时间自由，可以旅游探店兼顾赚钱和“诗与远方”的自媒体博主；一方面，市场经济内的岗位需求变得比以往更加不稳定，又让年轻人更加渴望非市场化的，入职就等于上岸的体制类工作。然而这类工作一旦“上岸”之后，也就意味着想辞职都变得轻易不可能，失去了在市场经济中离职或裁员后会获得一段虽然没保障但可以自由“喘息”的机会。由此常常会陷入一种更矛盾的，对上班和工作意义进行内耗式追问的心态中。

对“诗与远方”的向往又产生另一个问题。从前，“诗与远方”式的工作仅限于作家，影像师，文艺工作者，高自由度类型的媒体人等少数职业领域。但在流量经济时代，“诗与远方”式的工作是如此迅速扩张。绝大部分人都会承认，如果每个人都不劳动，那么这个世界马上就会崩溃；但在当下，“诗与远方”式的工作是如此让人欣羡如此“有意义”，以至于正在取代着传统上对劳动的定义，所以才会出现类似苹果笔记本适合作图剪视频就被称为“生产力工具”的幽默现象。

不论如何，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确实该重新思考劳动和工作的定义，以及劳动的价值回报问题了。

青年人对劳动和工作的认知在被谁影响

文化和政治传统上，中国人更熟悉我国古人以及马克思体系对劳动的定义。不过当代年轻人对劳动的认知恐怕越来越多的受到西方现代思想家们的影响。

这里举一例。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对劳动和工作概念的区别辨析就是一例。阿伦特把理想的劳动视为一种“行动生活”，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沉思生活”相对。沉思是符合古希腊哲人传统的，带有自我律令的自足和愉悦，可以作为行动所需要践行的终极目的，而行动伴随的人类公共活动是为了“创造历史”。

阿伦特认为在资本主义语境下，日常化的公共活动已经不是19世纪巴黎的广场政治和街垒，也不是20世纪维也纳环城大道咖啡馆里的雄辩，更多是“工作”，但它不等于“劳动”。

阿伦特把劳动当作对劳动所产生的持久物自由地领有，而工作则是完全来自生存必需和与生俱来不可逃避的欲望。或者更简单来说，劳动是一种创造，工作只是一种生存必要的工具性活动，它俩的区别在于目的和手段的倒置。资本主义从投资－生产－消费全链条重构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和她想要讨论的“行动生活”是完全背离的状态。

今天的消费主义和文化传媒机器把阿伦特的观念简化再简化，就变成了现在对“诗与远方”的追求和对日常工作的否定。博主们在自我创造，而打工人们在不断重复指令。这套理论的简版的确深得当下年轻人的心，但如果现实真的按如此定义“劳动”，那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乱套。

阿伦特对劳动和工作的抽象定义基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在黑格尔那里，“劳动”概念被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劳动突破个体性阶段也带来社会交往或者“伦理阶段”的社会交往——我们能够确证自身、又确证他人，独立和自由意识诞生于此。

但是黑格尔这种用从物质劳动转向精神劳动的过程，从精神的起源在实践基础上去解释社会阶段的发展和演变的推演，到市民阶级阶段就走入了死胡同，正如同当代“市民阶级”无限扩大精神自由的价值，但没有实质性内容一样。

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下，黑格尔这种带有抽象劳动性质的论述带有某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提到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很多人都能想起“异化”这个词。1844年的马克思，一方面把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现实存在物的双重面向引入了理论，一方面对于工人实际社会活动的观察，他敏锐地发现了“异化劳动”，资本主义下工人出卖劳动并不是自愿的，这不是黑格尔描述中积极的自我肯定，而是一种基于被迫因素的自我否定。

也许1844年的马克思的劳动观和后期作品相比还没有那么成熟，但是这种视角让“异化”这个理论楔子成功贯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一方面，异化理论对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问题仍十分有力；一方面对其的滥用也导致了不好的一面。

20世纪之后，异化理论有几次引爆点，一是卢卡奇在没看到1844手稿的情况下提出“物化”理论，在1844手稿面世后得到确证，由此打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视角；二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东欧国家以异化和卢卡奇相关理论展开的对苏联体系的反思以及人道马克思主义运动（尽管卢卡奇本人不太认同）；三是1844手稿引入我国之后，80年代周扬、李泽厚等人开展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东欧的讨论和我国八十年代的讨论在事实上将现实问题导向了某种灾难性结果，这是“异化”概念泛化之后的另一面。

但这个概念确实很符合当代人的观念和心态，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从西方到中国，从哲学科普UP到小明剑魔，异化概念仍然频繁的被使用。

作为一种理想，我们不会否认“异化劳动”最终会在共产主义理想中回归到作为历史创造驱动力的“劳动”。只是眼下，理想还无法用来直接解决现实问题。

“狗屁工作”和“狗屎工作”

如果我们把1844的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论述和阿伦特对工作的论述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归纳出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中工作的一些特性。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周期性经济活动时所需要的一种重复性活动，大多不具备创造性。同时工作作为异化劳动，它摒弃了劳动本身作为积极自我认同、自尊心的面向，而变成了自我否定、出卖劳动力而获得生存所需的公共活动。

对现代工作的反思发展到大卫格雷伯那，就出现了“狗屁工作”这个概念。这也是当下在我国网络上广为流行的一个概念。“狗屁工作”的大体含义是不直接创造劳动价值，而是科层制组织和晚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强行制造出来的“中介性”工作。本质是庞大系统中内生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管理成本增加所诞生的工作——为管理而管理诞生、为监管而监管、为撮合而撮合的工作。

比如信息传递成本随着科层制组织复杂度和规模提升而变高，你又要制造一些工作去“监管”“督导”反向穿透到一线去了解信息，反而又变成形式主义对抗官僚主义的人间喜剧。为了用单一目标考核一线而设置一套指标体系，最后又不得不在机关安排一堆人专门去管这几个指标，结果一线人缺员，机关不断膨胀，指标还不断加码。

这种对科层制中间层工作的批判确实深刻犀利。但是作为人类学家的格雷伯在这方面带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幻想，他本人也确实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于科层制的感受是一个巨大无孔不入的机器，但很少去近距离观察，而是大而化之认为，科层制本身应该被取缔，连通这些狗屁工作一起化作历史尘埃。

在无政府主义的人类学家心中，这些当代社会的日常工作都可以被简单划到“无效工作”，结果反而定义不出来什么是“有效工作”了。天才般的格雷伯甚至还发明了“狗屎工作”的概念，这个概念更多来源于他对城市空间中，服务于城市基本运转的底层人员观察，这些工作低报酬、无保障，更没有尊严和社会认可，晚期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都在城市这个经济机器里面诞生了服务这个城市最基本运转的服务岗位。这在恩格斯时代也许会把这些人作为城市贫民来纳入分析，但现在，这属于是“灵活就业者”。

当下“灵活就业者”们所承担的工作，显然是异常重要的，整个社会得以维持日常运转的基础。以我国的情况来说，这些工作也绝非没有尊严和社会认可，实际上社会认可度和肯定度很高。典型如外卖员，社会起码在舆论上是有着相当的尊重。过往的劳动待遇也并非单纯的低报酬问题，而是在监管迟滞甚至纵容下，平台资本利用算法宰制和用户监督进行最大效利压榨，这方面问题一直被饱受病诟，虽然目前解决成效不明显，但起码社会机制是在推进，保障问题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我们试图去正视科层制本身，试图去感受这种组织规则，我们其实会发现，“狗屎工作”本身并不是工作形式问题，作为城市运转的基础，缺失的是现有社会机制中能够给予足够的报酬和意义，让回报匹配经济社会基础运转底座的位置，这或许是我们该从“仪式性批判”真正落到实处的思考模式。

过往在以市场经济和利润价值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中，价值回报倾向于直接创造利润本身的工作。但在今后社会，价值回报应该转变为趋向计算社会整个环节意义上的“生产要素贡献”。

打个比方，比如网上经常有类似“某某省GDP已经多少多少了，是不是该停止对该省转移支付了”。这就是典型的以单纯利润价值为导向的视角，认为谁创造了直接利润谁就有价值，而把转移支付当成了扶贫和做慈善。实际上，之所以叫转移支付而不是转移援助，就是说你要为别人给你提供的，对你创造利润有关键作用的生产要素支付回报。

放到社会岗位上也是如此。过往，由于人类社会的结构形态和信息技术限制，这种全环节生产要素贡献很难计算，只能凭哈耶克大手任性调节，但未来在技术进步加持下则有希望得多。当然，前提是我们的社会要朝着这个追求公平的方向发展。

AI冲击与“狗屁工作”的拉锯战

虽然这些年来，年轻人都喜欢跟着格雷伯骂狗屁工作，但现在，狼真的来了。在AI的创造性破坏中，“狗屁工作”或者说中介性、中间层、代理人工作，作为现代社会的胶水和黏合剂，开始被平台、数据层和大模型慢慢掏空，在数据算法的高效能面前，基础管理、撮合交换、中介代理、非创造性表演等工作面临的冲击都在增加。

而且受冲击的可不只年轻人眼中的“狗屁工作”了。那些“创造性工作”，如画画，写歌，写作等等比很多“狗屁工作”更先受到冲击，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变成了“狗屁工作”。

战老教你人类如何不被AI取代

这就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狗屁工作”多了会本末倒置增加社会总体运行成本，但是“狗屁工作”也制造了大部分中产阶级，AI短时间把这些“狗屁工作”都干掉似乎又会动摇就业基础，会让社会进程又进入加速状态。

于是我们又看到，AI冲击叠加疫情后的全球经济不振，从美国大搞制造业回归和驱逐国外留学生，到中国的稳就业举措，让“狗屁工作”平稳持续又成为了头等大事。不管是什么工作，似乎只要是可以稳定的工作，在当下就又成了绝对要维护的事物。在稳就业的目标下，很多本该面临出清的企业又得以存续，又变向给劳动回报改进和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了阻碍。

所以，问题似乎并非“狗屁工作”和“狗屎工作”本身，现代社会确实会需要很多没实际意义的工作作为胶水和缓冲，但也需要有更合理的价值衡量体系，需要在这些工作到了该被转换时，能及时得到有效的转换以及对从业者妥善的安排。这对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社会来说实在过于困难。

我们的国家社会也好，整个人类社会也好，始终远没有进入一个凭社会需求合理各司其职，各得所报的理想社会。或者说，这种理想的合理社会反而是无政府主义者们，思想艺术家们，和很多苦于“狗屁工作”的当下青年们所恐惧的。这要求整个社会的治理没有死角，科学合理，这又变成了很多人恐惧的“大爹”、“大他者”，前面所说的那种“市民阶级”无限扩大的精神自由又会非理性的对此产生排斥。

社会的前进步伐就在这里陷入了泥泞。又不想被干涉自由，又需要兜底。于是一种“高保障无政府主义”许愿又开始大行其道，成为众多媒体和学术快餐生产者们竞相输出的流量内容。

没有理想的劳动，但有更公平的劳动

抽象的理想劳动状态的哲思并不能改变现实的复杂和困难。还是拿阿伦特来举例。她将劳动从重复到创造的过程理解为艺术的原始冲动。她用匠人来说明，匠人在重复制作东西时是工作而非劳动，当匠人在长年累月凝视自己的制成品，自己的造物的过程中，开始疲于重复性机制带来的单调感，产生了超出自己谋生所需的想法，就会打破过往对工作的认知逻辑，会去试图创造对谋生而言最无用，但是对生命而言最持久的东西。这也许就是艺术的原始冲动。

这种思考确实展现了有效劳动的一种可能形式，但是这在现实中是不可及的，阿伦特无论提到的无论是匠人还是艺术家，都依赖资源网络的支撑和庇护。“闲暇”和“创造”本质是一种特权，你在闲暇创造时，就会有别人在重复搬砖为你的闲暇提供支撑。除非在某个理想社会中，大家一三五去搬砖，二四六去创造，周天睡大觉，或者大家平等的轮流去扫厕所。

在阿伦特的时代，政治哲学对技术还不感兴趣，也无法超脱时代的认知局限去畅想。于是阿伦特在草草点了也许可以通过技术解决之后，就直接转向了关于行动网络的论述。

今天随着AI的爆发，我们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技术。那么问题解决了吗？目前还没有。AI本身掌握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手中，在工作场域施加监控和数字指标的高压力，在生活领域把所有人囊括进平台的内容数据流中，充当无偿的数据工人，就像刷社交网络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工作。

用数据算法制造看似有趣但尤为乏味的舆论冲突，把每个人的表达欲和分享欲也变成一种数字劳动，仿佛除了睡眠以外，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增殖链条中慢慢归于一体，当然脑机接口出现后，睡眠也许都不是你自己的。

这种担忧或许迫在眉捷，或许言过其实，总归，可能性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往坏的方面想，一方面，是西方已经从现代理性的高峰不断滑向理性崩塌，社会治理失序；一方面是中国和日韩类似的后发高速增长地区，在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处于一种被压缩的现代性中。西方现代社会目前出现的种种内在矛盾，如果不加干预，在后发地区的压缩的现代性中更是会矛盾集中性地展现、暴露甚至交叠。

这会导致社会精神状态不稳和价值模因冲突日趋激烈的同时，却建构不出任何有效的东西。最终，“狗屁工作”们将从现代社会的必要产物彻底走向反面，掏空公共生活的内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动力，让整个世界陷入一种长久的倦怠和脆弱中。或许，这也是我们理解西方这些年加速去工业化现象的一个有效角度。

往好的方面想，相比已经深陷资本主义晚期阶段的西方来说，我国起码目前还有着直面问题和解决的内生动力和能力，事情还没有走到不可挽回；即使技术已经极大进步了，我们可能还是无法想象一个能让每个人都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以及一个有创造性和自足感的不令人乏味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样的，但我们的社会还是有能力去想象一个通过全环节生产要素贡献计算工作回报，而不是任凭哈耶克大手去定价的更公平的劳动工作环境，以及相应的社会运行的新形态。

就整个第三世界而言，面临的问题还是处在国际分工秩序底部，劳动和工作没有合理回报，远没到谈论是需要重复还是创造的时候。甚至，第三世界的重复劳动同时撑起了发达国家大量“狗屁工作”与“创造性劳动”的存在基础。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打破这种这种不平等的劳动价值秩序才是真正的有意义。这也是我们的世界还有变革的内生动力的希望所在。

终究，要看我们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