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苏南“三无村庄”的集体产业社区之路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稻田 村民

数改开先锋，还看苏南

1936年，费孝通回到老家吴江养病，经过长期调研、总结，陆续写下《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社会学著作。

从此，他致力于“从具体的社区研究到对整个中国社会整体把握”，并立下“志在富民”的人生志向。

1957年，费老重回苏南调研，他看到，农民分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恢复，但政府和农民普遍意识到，要发展好农业，单靠小农是不够的，因而较为自愿地进行土地合并集体经营。合作化后，地方农业大发展，粮食产量持续上升。

另一面，他又看到，乡村工业没有恢复，副业被忽视，市镇上的商品经济萧条，小城镇萎缩等现实问题，遂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乡土工业，在村里办小型工厂，促进农民富裕。未被采纳。

随后十余年，费老被划为右派，失去了做学术研究和“志在富民”的机会。但他应该放心，因为民间的愿望和行动，无形中正在按照他的设想演进。

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激增，加之村集体剩余被提取过多，粮食普遍不够吃，各地农民千方百计寻觅生财之道。苏南地区率先反应过来，很多村庄悄悄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下放技工结合，开办“队社企业”。

现实问题当然很多，比如没有资金、设备、缺乏技术，那他们是怎样解决的呢？

温铁军教授讲过这么一个例子：原苏州吴江县有一个村没有村办工业，队长就动员全村劳动力，每年大家少分配500工分，集中起来去交换工业生产资料。第一年，将这些工分对应分配的钱、粮、肉、菜、蛋等物资拿到城里工厂引进了一个铸造工序，为城里企业提供铸件产品，第二年大家又用工分换来了清砂，第三年换来成型。这样全村节衣缩食三年，就换来一个有三种程序的铸件厂，村庄的工业基础就这么建了起来。

这就是苏南队社企业原始积累的典型案例。一步快，步步快，改革开放后，这些队社企业又迅速发展壮大为乡镇企业，并创造出乡镇企业引领、城-镇-村平衡发展、公共建设和社会治理有序的苏南模式。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将发展重心转向城市，以及地方企业“抓大放小”，乡镇集体企业的光环褪去。彼时，以华西村为代表的一批集体经济村庄横空出世，他们坚持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一度创造了集体主义共同富裕的典范。

进入2010年代，华西村光环逐渐褪去，但其神话破灭，是否就意味着集体经济失败呢？笔者曾在《集体主义的余晖：大寨、南街、华西 || 大地上的中国》一文中做过阐释，华西村的失败，败在重工业转型不及时、各项重投资导致的高负债，以及家族企业管理的弊端。并非是集体经济制度所致。

随后，新时期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号角吹响。以笔者的调研来看，不论工业发展与综合实力，还是国企-外资-民营经济均衡发展，不论区域与城乡融合发展，还是基层治理、共同富裕，综合来看，苏南依然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只是，还缺一个新的典型样本。

那么，鹅村来了。

曲项向天歌

2018年，吕岗华43岁，他架不住镇领导“三顾茅庐”，放下上海、宁波的工程生意，选择了回村做书记。坐标——常州市溧阳市竹箦镇姜下村。

他说，最终打动他的是镇领导说的一句话，“你不回来他不回来，那这个村还有什么希望”？

彼时的姜下村，经济差，建设差，是让镇里头疼的“上访村”。上访的事儿，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无非是“村庄不好”“路灯没有”“道路不好”这类寻常事，本来没什么，跟周边村庄一对比，农民扎堆一闲聊，各种问题就浮现出来。

就这么个远离城市，没有资金，产业、风景、文化又都没什么特色的“三无”村庄，怎样发展呢？

2017年起，江苏省开始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依靠政府资金美化环境搞建设，后借机发展文旅，是当时流行的好选择。但吕岗华并没有选择“找市长”，而是选择了“找市场”、自我造血。

他瞄上了村里一个叫陈澎的农场主。

陈澎，在姜下村租地做农场多年，主要为地方几个单位做配送，生意稳定。一天，吕岗华找上门，跟他谈合作。吕书记提出的方案是：他借用农场的食品配送资质出去跑业务，主要跑企事业单位配送，陈澎继续负责擅长的生产、品控，出资扩大生产；双方共同建设“丫丫农场”品牌，品牌归陈澎所有；陈澎原来的生意不受干扰，新增利润，陈澎和村集体各一半。

“生意人”之间的沟通简单直接。吕岗华放弃生意回来，本来就让陈澎惊讶，他的一句“多为村里做点好事，省得平日里去烧香拜佛”，更激发了陈澎的热情。

就这样，吕书记成了丫丫农场的首席业务员。这事儿难不倒在市场上搏杀多年的他，跑了大半年，他创造了480万元新增销售，年底分利40多万，全部进了村集体账户。

辛苦大半年，虽不如跑几趟政府要个百来万轻松，但村庄切切实实找到了自我造血之路。以此项业务为依托，第二年村集体的经营性收入就涨到了81万元，然后是145万、245万…直至2024年的550万元。

相对应的村集体收入，也由2019年的137万，上升到2024年的1380万。但这样就够了吗？显然还不行。

从镇里开会被刺激，到被作为典型表扬，吕岗华来不及骄傲。他深知，虽然姜下村的农产品配送管理、渠道体系已十分成熟，但一者，配送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上下游挤压，利润一路下降至只有3～5个点；二者，做过服务业的都知道，没有自己的品牌和产业链，迟早身陷内卷，发展难以长远。

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除了拉好农产品配送这辆车，一直都在抬头看市场之路。2020年，他继续盘活村庄闲置资产，开启了从姜下村到“鹅村”转型的新故事。

| 水乡中的新鹅村

产业振兴为本

回顾大多数乡村振兴典型，大致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依托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以村庄美化、亮化为核心，以工代赈，带动村庄就业、农民收入提升；

第二阶段，“政府投文旅、民间搞民宿”，围绕文旅、民宿产业带动村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也是过去多年各地搞乡村振兴通用的一个方法。

但须知，凡是大搞文旅的乡村，基本上天赋都中不溜秋——道理很简单，条件充分的，早就变成旅游景区了。此时，用大投资砸钱，或大肆涂脂抹粉，急于推向市场，搞点网红、流量就希望实现产业振兴，本身并不符合经济规律。

另一方面，短短十余年间，文旅、民宿经历了三波投资热潮，已陷入阶段性、局部性产能过剩和产业升级。伴随城市中产消费降级，以及政府文旅投资大缩水，许多乡村的文旅、民宿项目连维护费、物业费都赚不回来，已陷入明显的可持续困境。

今天的乡村振兴3.0，一定是以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产业振兴为基础的乡村振兴！

巩固农产品种植、配送之余，吕岗华开始建设在地化的特色农业产业链。作为本村人，他很清楚村里还有哪些“闲置资产”，他找到了常州市非遗传承人吕震。

1998年，吕震一家在姜下村开办了一家风鹅加工厂，他们采用本地散养大鹅，养足8～10个月，现杀现做，凭借独特工艺和出众品质，快速发展。尤其过年前，拿货的经销商要一直排队到村口。

零几年的时候，地方要求考核外商投资指标，一家知名台商看上了吕家的风鹅厂，在政府撮合下，台商投资200万美元，占股70%，建设起现代流水线，以期做大风鹅产业。

如何做大？产量、效益成为关键。

不顾吕家反对，台商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大量购买北方冻配鹅制作，质量与口碑很快塌方。眼看风鹅销售遇阻，企业又跟风转行，先后投资了养猪场、养鸡场，同样不成功，不些年就倒闭了，空留土地、厂房荒废在原地。

村集体有了钱，吕岗华就想着把厂房收回来，还给吕震一家，重振风鹅雄风。但吕家早在2004年就退出了，多年不做风鹅生意，重启又需要1000万资金，心里很没底。

作为一个老生意人，吕岗华很理解吕震一家的顾虑，这次他的方案是：村集体拉上周边两个经济薄弱的村子，共同投资49%，由吕家控股51%；村镇政府负责宣传，并承包一部分销售；姜下村以“鹅村”为品牌，重塑村庄形象……村集体的保障和丫丫农场的成功，让吕家重拾信心。

2020年，姜下村风鹅厂重新开业。他们恢复传统工艺，当年生产风鹅1万只，整体销售顺利，但年后一看，还积压了1000多只。吕家和村集体一商量，邀请质监局见证，将这批临期产品进行无害化销毁。

这看似损失，却无意间做了一个响亮的广告。随后的2021年，企业定量的1万只销售一空。到2023年，销售翻番达2万只。临过年前，仓库里一只都没了。

由于风鹅产品销售主要集中在下半年，中间出现半年真空期，企业决定发展真空包装的卤香鸡产品。有了品质和品牌保证，很快发展到年销售四五万只。这又进一步拉动了村庄的养殖业发展。企业核算下来，预计2025年就能实现盈利。

风鹅厂的发展只是缩影。期间，村集体围绕农产品配送产业链，持续加大农业投资，建设起姜下村现代农业产业园，并陆续引进了西汤花房蝴蝶兰种植基地、隐居乡里亲子民宿、鲁溧蓝莓种植家庭农场、鹅主题农场乐园等项目，并邀请“隐居乡里”公司进行一二三产、农文旅深度融合及整体运营提升。

现代农业产业园也发展成为常州市唯一村集体四星级农业企业。

至2024年，姜下村全产业销售额达1.14亿元，固定资产积累超2亿元。市场导向，整合资源，从无到有，不断创业，鹅村产业振兴已开始乘风破浪！

如何社会治理？

下乡创业者或多或少地都清楚：不赚钱还好，村民还会同情你；一旦赚了钱，不患寡而患不均、流言蜚语、利益挤占……各种问题，恐怕更多。

何况，村里还赚大钱了，村集体账户上的钱，越来越多。谁看不眼红？栽在上面的村书记又何其多？

“做集体企业，比做个人企业难。关键是收入+公信。”吕岗华说。

他不把自己当“官”，而是用管理企业的方式管理村集体。作为“总经理”，首先是要为企业赚钱。

五十多岁的吕洪芳，以前是村里上访最多的人之一，为了家里征地补偿一点差额，她还经常去吕岗华办公室吵架。村里配送企业建起来后，她应聘上了分拣员，渐渐没空去吵架，刚刚过去的3月份，她拿到5220元的工资。但她觉得还不行，因为还有人拿到了6800元，因而工作积极性高昂……多年下来，从去办公室吵架，到在车间聊怎么多赚钱，现在，她跟吕岗华成了朋友。

像吕洪芳这样被市场淘汰的，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是配送厂工人的主力。配送厂主要工作时间是晚上，白天村民们可以干农活、做家务，晚上八点左右就可以到厂里上班。

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吕岗华又为配送厂设立了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如此，大家都忙着赚钱，鸡毛蒜皮的事儿就没有了市场，村庄的治理就变得顺起来。

另一面，村集体有了钱，以往各项民生、建设资金，也就不再“等靠要”。现在，姜下村27个自然村，已村村装了太阳能路灯，通了柏油路面。村里还自建了物业管理公司，除了日常维护，还不断向外发展，承包外村或企事业单位的物业管理，又解决了几十个中老年人的就业。

村民们做事有了积极性，还不够，还得讲商业伦理。比如，分拣时发现破损的水果、蔬菜，村民们觉得浪费不好，就收集起来带回家，对此，平时很温和的吕岗华发了火，他把视频拿出来给大家看，“如果你在银行上班，看到破损的钱就拿回家，那行吗？”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村干部和管理层。比如，一些村干部搭集采的便车，低价为家里带一些瓜果蔬菜，在农村，这算是人之常情，加上村干部收入不高，适当倾斜一下也无关大体。但吕岗华严肃叫停，“采购不允许给任何人干私活，这是商业规则”，而且，“村干部这么做，老百姓会理解吗”？

但他也不是不通人情，于是定了一个制度，凡逢年过节，搞全村统一集采，大家公开公正，这样就谁都没有话说……长此以往，公信自然建立。

而事实上，他要求的“公信”，首先是对自己——“这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他说。

作为姜下村最大的“业务员”，吕岗华除了政府规定的工资和考核，自己一分钱都不多拿。甚至跑业务经常贴油钱，连驾驶员还是从自己的公司带回来的，工资也一直自己开。他自己公司已基本搞成了合伙人制，基本撒手不管，团队只需要给他交一点利润就行。

而村集体企业，股权全部归村集体，他不占一分钱的股份，也不拿额外奖金。这样，上班的每一个村民，既是员工，也是股东，和“总经理”、村干部完全平等，村民的主人翁精神也就无需宣贯。

除了把城市商业文明带到乡村，他还把党政防腐体系注入集体企业管理。家里的亲戚想承包业务，他一概拒绝；村集体和企业账目，他主动邀请镇纪委和审计部门监管，保障了公开、透明。

接下来，他思考更多的是制度建设。“账上钱多，没制度交代不了，对下面也是个震慑”“小病需大治，不比私人企业，治理集体企业，更不能马虎”。

“治大国若烹小鲜”，做好发展，加强公信力，规则透明，防微杜渐，取信于民，才能把村庄治理好。

治村如此，治理社会，何尝不也如此？

新型集体经济产业社区

我在即将出版的《乡村振兴与时代觉醒》一书中指出，一个村庄就是最小的社会单元和“集体命运共同体”，搞好乡村振兴、集体经济，就是新时期，在地化、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佳实践场域。

回到今天的鹅村，已初步、相较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且不断验证着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譬如，我们一再强调的“耐心资本”。现实中，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者”相对空泛，主人翁和创业精神难免不足，且早已经过了资本积累阶段，甚至资本靠划拨，守成有余，变革创新、可持续发展难免不足；而许多私企民企，利润导向，报表压力、投资人压力、竞争压力，生存且不易，要真正做到耐心资本、长期主义，现实中又何其难。

反观鹅村的集体产业社区探索：

首先，“集体”规模适当，就在眼前，收益更直接、改变更显见，村民主人翁意识也更强，因而积极性也更高；

其次，集体经济不片面追求利润、增速，一般以村民就业-带动村民共同富裕为导向。只要制度合理、管理者市场化素质较强，决策更容易跳脱眼前私利、小利，更容易谋于长远，也更具备灵活性。

比如，鲁溧蓝莓农场创办人王晓亮就回忆，去年来村里投资时，只看了一眼就定了下来，因为村里给的条件实在太好：农场就在村里的产业园，大棚刚建好，还配了免费使用的水肥机，直接把苗木搬过来就可以生产；大棚调试、维修、维护，村里自有团队，随叫随到；村里为配送和品牌宣传需求，还承包了一定销量，而村里自有文旅流量，发展采摘也不在话下；农场可免费使用“鹅村蓝莓”品牌，连一揽子的包装、设计方案都是免费的；这不，前不久村里还联系了自媒体前去拍摄、宣传，同样免费。

那试问，村集体这样费心费力，还搞这么多免费服务，究竟图个啥？

耐心是相互培养的。答案其实很清晰，一是带动就业，二是补充和提升核心产业链，不断巩固、做大“鹅村”品牌。

再次，集体经济的稳定性更强。不论是对河南省南街村等一批老牌集体经济村庄的调研，还是这次鹅村调研，集体经济品牌对员工、对客户、对上下游合作方来说，都具有更稳定的信用背书，和更强的黏性，这有助于企业保持长期、稳定运行。

第四，村集体企业实行在地化管理，对市场信息反馈更敏锐，更利于降低成本。

譬如，鹅村农产品采购原本普遍采用月结方式，因为就近采购、管理扁平，对市场信息反应更为灵敏。因此展业过程中发展出周结、日结方式，相对应地，采购价格也更贴近市场，整体下降不少。

再如招投标管理，集体决策更加简便。如前不久企业新采购一批冷链车，就免去了招标代理费等中间费用，光此一项，每辆车就可以便宜六七千元……

最终，在集体共同治理结构下，实现了最重的成本和风险由集体共担，以及利益共享、集体发展托底；另一面，集体须杜绝大包大揽，譬如家庭消费是个性化的，必须分开，走向市场化。如此共有、共担、共享、共治，有统有分，并按市场结果二次分配，堪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创新发展。

负责鹅村整村运营的“隐居乡里”团队负责人钱京认为，集体经济没有那么急功近利，平台也稳定。以一产为基础、二产为核心、三产做导流和提升，鹅村的产业融合之路，是乡村振兴3.0阶段的样本。

鹅村的“新型集体经济产业社区”之路，正在走出新时期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光荣与梦想

一个企业家、创业者，既然选择了市场化路径，就没有回头路。然而市场万变，说着容易，真要做起来，每日都难。

作为鹅村核心产业的农产品配送行业，已今非昔比。一面是利润大幅降低，另一面是要新增就业和工资，品质和流程管控更是丝毫不能松懈。同时，市场端还在不断变化，学校和一些企事业单位，招采调整为每半月一次，然后又要根据变化不断调整采购、用工、配送……吕岗华和管理团队没有一天是清闲的。

对村干部和管理团队来说，他的心中又有许多亏欠。私营企业，乃至国企还可以论功行赏、拿提成，但他不允许他们从村集体经济中拿好处，因为大家是公职人员。所以大家拼死拼活，都还拿着政府规定的基本工资和考核收入。

他只好跟他们谈党性，谈服务，谈平台，以及将来可能的升迁。其实，像鹅村这样的村集体产业社区平台，处在基层治理和市场创新一线，培养出来的人才，既懂基层治理又懂市场，既接地气又思维开放，应当侧重提拔。

聊到动情处，全村内外、政府上下都十分尊敬的吕书记，眼中泛起泪花。原来几十年做生意，他从未流过泪，但做村集体企业7年，他已经偷偷抹过十几次泪水了。

作为一个村书记和“总经理”，他既要面对行政管理，又要直面严峻的市场生存、发展压力。要做事，要跟上市场，必须有担当、敢拍板、能变通，但一担当、变通，就难免触碰各种条条框框。比如，这几年，他已被有关部门叫去做了五次笔录（还好，主要是用地问题）。

正如此前一次采访中，一个村支书的经典总结——抱着“大不了不做了”的想法，才能真正干好村支书。真要一心想着做好，面面俱到，就更加做不好。这也是将来基层治理改革中，要面对的一大现实问题。

吕岗华做好村支书的一大底气，其实也在于家庭经济基础不错。他深知，自己可以支付得起成本、经得起诱惑，不代表其他人可以。因此，除了创业、发展之外，近年他的另一大工作重心，就在于建立科学的工作程序和制度，确保将后来者的权力和人性的欲望框到制度的笼子里。

末了，他感慨道，我们这代村书记最难当，既要四处开创，又要建立规范，到下一代就好多了。而最让他骄傲的，是解决了原本被市场淘汰的800多个父老乡亲的就业，所以每每感到最难的时候，他就愿意去车间里、田地里转转。

“看到老百姓对你内心真正的认同，一切就都值了”，他说。

此刻，从江村到鹅村，从队社企业到新型集体产业社区，从乡土中国到新时期城乡中国，从“志在富民”到共同富裕，我看到了一种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明传承和希望——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