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胡高辰等：为什么核平衡还是不能阻止印巴不断爆发冲突？

​内容提要

自1998年各自进行核试验并宣布拥有核武器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时有爆发小规模常规军事冲突，印巴成为全球两个实际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时常爆发常规冲突的唯一案例。战略学界对核均势与常规冲突关系的传统研究理论以及基于印度核政策的解读都无法解释印巴两个核国家间常规冲突不断的原因。实际上，在核均势背景下印巴两国常规军事冲突发生的原因与两国的核“红线”有关，印巴两国各自使用核武器的“红线”框定出了核“红区”。领土争端等问题导致两国不断发生军事冲突，但在核“红区”内，两国又控制着冲突的烈度和强度，避免常规军事冲突发酵升级。然而严重对抗的安全竞争态势难以对突发危机实现理性且有效的管控，南亚地区爆发冲突甚至升级为核冲突的可能性仍存在，因此在地缘、领土、民族问题混杂的局面下管控危机对南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印度  巴基斯坦  核均势  常规冲突  核冲突“红区”

图源网络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上共有九个国家拥有核武器，除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合法拥有核武器，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也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于核武器日趋扩散的风险，部分学者却持较为乐观的态度。美国学者斯科特·萨根（Scott D. Sagan）和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等认为，核武器和核威慑的存在，会使得两个国家在冲突中认识到要避免出现过激的举动，从而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面对可能的冲突都变得很谨慎，两个国家慑于对方的核武器而维持和平。这一观点又被称为“核武器和平论（nuclear peace theory）”，一经诞生便成为支持全球核武器扩散的最大理论拥趸。

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却是“核武器和平论”的例外，两国不仅拥有一定数量的核武器，还经常爆发小规模的常规冲突。1998年5月印巴两国公开试验核武器，但并没有使得双方间的冲突减少，印巴两国之间依然出现军事对抗行为。例如1999年双方死伤千余人的卡吉尔冲突；2001年12月，一伙不明身份武装分子发动了对印度议会大厦的袭击，印度随后认定此举为巴基斯坦支持所为，调动军队威胁实施大规模报复，印巴双方在边境两侧集结重兵，对峙了数月之久。碍于巴基斯坦的快速准备，印度最终没有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此外，印巴两国围绕克什米尔领土争端经常爆发小规模常规军事冲突，从1998年至今，印巴两国之间爆发的小规模常规冲突多达上千次。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却不和平，印巴成为“核武器和平论”最大的反例。

分析发现，虽然印巴两国都是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然而两国却频繁爆发常规冲突，似乎不惧怕常规冲突引爆升级成为核冲突。那么，印巴两国之间之所以在对手拥有核武器的背景之下敢于放手早打、大打，甚至出动包括陆军、空军等多军种参与常规冲突，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探究。本文的研究问题在于：为什么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在形成核均势后不再出现常规冲突，然而印巴两国常规冲突的出现却较为频繁，印巴两国是否存在一条触发核冲突的“红线”？印巴两国从常规冲突上升到核冲突的界限究竟是什么？

二、已有观点的解释力及其不足

核均势与常规冲突的发生一直是战略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核武器和平论”认为核威慑效力会慑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维持和平。斯科特·萨根和肯尼思·华尔兹的《核武器扩散之辩》(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 A Debate Renewed)一书的核心要义即核武器的存在和战略稳定关系的形成会使得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不敢发生常规层面的军事冲突，以免冲突无法控制，升级为核冲突，进而认为核武器的存在有利于维持和平。

从理论角度看，“核武器和平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间在形成核均势后不再爆发冲突。大部分国家间的事实也正是如此。美苏两国冷战期间以及冷战后的美俄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中美两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直接军事冲突，例如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在中国南海的空战，但在中国拥有可靠核威慑能力后，中美之间就没有再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中国和苏联在1969年发生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多次边境冲突，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战略威慑能力逐步可靠后，中苏之间不再发生直接冲突；中印两国在1962年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1962年前后中印两国在中印边界的朗久地区、空喀山口地区、乃堆拉山口和卓拉山口地区发生过小规模军事摩擦。此后中印两国之间不再有直接军事冲突发生，在印度1998年公开核试验且宣布拥有核武器后，中印边境地区依然没有发生军事冲突。

按照“核武器和平论”的核心观点，核武器维持和平，阻止了战争的爆发。但是，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印巴两国的情况，印巴两国在各自宣布拥有核武器后，常规冲突依然发生且烈度频率不减。有学者从另外一面看待这个问题，既然战略层面没人敢轻举妄动，拥核国家不用担心冲突升级，那么小规模的常规军事摩擦可能会增加。战略学界把这一观点称之为“稳定—不稳定悖论（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即战略层面的稳定，有可能会导致常规层面的不稳定。

西方战略学界梳理“稳定—不稳定悖论”逻辑较为著名的学者是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1961年，格伦·斯奈德在其著作《威慑与防御：迈向国家安全的理论》（Deterrence and Defense：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一书中提到，苏联考虑到（美国）大规模报复的风险，但是还有一系列小的不受惩罚的冒险行为可以尝试，尽管在客观上依然存在遭到报复的风险。斯奈德站在美国学者的视角，对苏联在冷战初期的作为、基于美苏两国当时核威慑现状而做出了对苏联在常规军事层面可能做出不稳定举动的表述。四年后，斯奈德对“稳定—不稳定悖论”进行了更为精炼的逻辑梳理，他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战略层面存在稳定的平衡，然而，低水平的层面、即非战略层面或常规层面的稳定性就会降低，各种低水平的暴力会出现。

西方战略学界对这一观点异常青睐。在西方学者看来，“稳定—不稳定悖论”为他们找到了美苏核均势背景下苏联进行常规层面军事扩张行为的理由。冷战时期，美国战略学界学者常用这一理论描述和阐释苏联的扩张行为，把苏联在第三世界进行军事活动、实施军事援助、扶植代理人战争等行为归结为是美苏核均势所导致的。理论上看，“稳定—不稳定悖论”似乎解释了印巴两国在1998年之后为什么会发生常规冲突。学界也的确如此认为，尤其是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后，学界认为“稳定—不稳定悖论”是解释卡吉尔冲突发生的最有效理论。

但是经分析发现，“稳定—不稳定悖论”存在着逻辑上的不足。首先，这一观点只考察了两个国家形成战略层面稳定之后常规层面的稳定性，忽略了两个国家形成战略层面稳定之前的情况。例如考察印巴两国的历史，学界用1998年之后印巴之间爆发常规冲突来印证“稳定—不稳定悖论”的正确，但是印巴两国在1998年之前的常规冲突无论规模还是烈度都更高，例如三次印巴战争的烈度和强度远高于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因此，不能说印巴两国在拥有核武器、构建核均势或形成战略稳定后常规层面的稳定性降低。两国在战略层面形成稳定之前，常规层面稳定性可能比战略层面形成稳定之后更差。

其次，“稳定—不稳定悖论”对常规不稳定的定义过于随意。还以印巴两国为例，如果考察大规模战争，印巴在形成战略层面稳定之前的常规层面稳定性更差，1998年之后两国之间不再出现大规模战争。如果考察小规模军事冲突，因为两国边境领土争端的存在，小规模军事冲突可能在两国形成战略层面稳定前后都有发生。因此，无法衡量两国形成战略层面稳定后，以小规模常规军事冲突为代表的常规稳定性降低。有可能战略层面构成稳定前、以小规模常规冲突为代表的常规层面稳定性更低、也有可能前后都一样。因此，“稳定—不稳定悖论”难以从逻辑上恰当地解释印巴两国在核均势背景下依然发生常规军事冲突的原因。

也有解释认为印巴核均势下依然出现常规冲突的原因在于印度的核政策。1998年，在具有强烈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执政下，印度于当年5月连续进行了五次核试验，随即，巴基斯坦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核试验。印度核试验之后公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官方声明，此举被认为是印度公开就核政策进行的阐述。此后，印度又多次修订了核文件，2012年公布的《印度核文件》（India’s Nuclear Doctrine）对“不首先使用”的表述是：“印度不会对非核武器国家诉诸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但如果这些国家与核武国结盟，或协助核武器国家对抗印度，和／或在敌对期间协助核武器国家，（这些非核武器国家）将会被视为核武器国家。”

基于印度的“不首先使用”政策的解释在于，只要巴基斯坦不使用核武器，印度就不会使用，因此两国只要不使用核武器，常规层面就敢于进行常规冲突。这一解释同样存在着不足，如果仅仅基于核政策就做出敢于进行常规冲突的判断，那么同样采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中国，却并未与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发生类似于印巴之间规模和烈度的常规冲突。历史上中国与美国、苏联、印度三个拥有核武器国家间发生过军事冲突，例如抗美援朝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如果在具备了可靠的核威慑能力后，中国仍与美国、印度等国进行持续频繁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则可以支撑“不首先使用”政策使贯彻这一政策的国家敢于进行小规模军事冲突的解释，而事实恰与之相反。

综上所述，无论是理论还是政策的解释力都存在不足，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在核均势背景下常规冲突的发生，其特殊性值得研究。

三、核均势背景下印巴两国常规冲突状况

（一)

印巴核均势的出现

早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印度就启动了研发核武器的初步计划。1974年5月18日，印度以所谓“和平核爆炸”之名进行了一次核装置的爆炸试验，代号为“微笑佛陀（Smiling Buddha）”，且这一试验仅限于试验性，爆炸的是核装置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核武器。从印度进行“和平核爆炸”起，印度是有核、但不是严格意义上拥有能随时拿得出手使用的核武器。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步伐很大程度上受到印度影响。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遭到肢解的巴基斯坦启动了核武器的研发计划。1974年印度的“和平核爆炸”给巴基斯坦带来较大刺激。20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承认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始终未有公开表现。直到印度在1998年5月进行了公开的核爆炸试验后，巴基斯坦才紧随印度的脚步，在5月28日和30日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并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印巴两国不同于美国、苏联／俄罗斯等国家先有核武器再发展可靠的战略投射武器的技术发展顺序。印巴两国在公开进行核试验的同时，也已经具备了针对彼此的有效战略投射能力。

陆基弹道导弹是印巴两国战略威慑力量的骨干。印度在“和平核爆炸”试验之后不久即启动了投射武器的研发。1983年，印度启动了“大地”（Prithvi）型短程地地导弹和“烈火”（Agni）型中程地地导弹的研发工程。1988年2月至1996年2月，印度试验了“大地—Ⅰ”和“大地—Ⅱ”型地地导弹，两款导弹射程分别为150公里和250公里，射程足够覆盖巴基斯坦的主要城市目标。巴基斯坦也不甘落后。1989年，巴基斯坦进行了“哈塔夫—1”型和“哈塔夫—2”型导弹试验，其后还相继进行了“哈塔夫”后续型号试验。印巴两国还都具备一定的空基核打击能力。印度空军的“美洲虎”战斗轰炸机（Jaguar IS）和“幻影2000H”（Mirage 2000H）战斗机可以搭载核炸弹，实施临空核轰炸。而巴基斯坦则主要依靠美制“F-16”、法制“幻影”（Mirage Ⅲ／Ⅴ）等战术作战飞机实施核轰炸。印度还具备一定的海基核威慑能力。2009年，印度第一艘国产核潜艇“歼敌者”（Arihant）号下水，使得印度成为世界上第六个装备核潜艇的国家，具备了理论上的海基核威慑能力。

印巴两国的核弹头数量基本相当，2020年印度的核弹头数量为150枚，巴基斯坦则有160枚。虽然印巴的核武器数量不及战略学界所普遍采用的构成相互确保摧毁的数量标准，即“麦克纳马拉标准”，但是印巴两国的地理位置使得两国少量核武器即可以对对方带来较强的威慑效应。

印巴两国核对抗具有不同于美苏等大国核对抗的三个特点。第一，印巴两国的争端是领土问题，这与美苏、美俄等大国的战略竞争博弈互动不同，领土争端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也就决定着印巴两国的对立情绪较之大国对抗而愈发严重。第二，印巴两国边境接壤，两国紧挨着对手，不存在供决策者考虑的时间和空间缓冲。第三，印巴两国都不具备可靠的战略预警系统，意外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加剧。相对于美苏两国依靠远程甚至洲际投射能力才能实现战略威慑的情况，印巴两国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去发展远距离的投射技术即可实现相互威慑。从前文的技术能力可以看出，两国1998年已有的战略打击武器在射程参数上足够对对手的首都、主要城市、军事基地实现有效的覆盖。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的1998年即是印巴形成核均势的时间点。 

（二）

印巴常规军事冲突状况

军事冲突按照规模和烈度可以分为战争和低于战争的小规模直接军事冲突两类。以1998年为界，印巴核均势形成后，两国之间的战争数量和强度明显减少。印巴两国在1947年、1965年和1971年爆发过三次大规模战争，在1998年之后，印巴之间爆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冲突只有卡吉尔冲突一起。卡吉尔冲突的死亡人数众说纷纭，但是起码刚刚跨过战争标准，即1000人的门槛。而印巴两国在1998年之前的三次战争，其交战规模、动用的武器装备数量和种类、伤亡人数要远高于卡吉尔冲突，这能直观地感受到印巴形成核均势前后两国战争类型冲突的烈度差异。印巴两国形成核均势后，以战争为标准的军事冲突强度减弱。

考察印巴之间规模低于战争的小规模冲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印巴之间的安全竞争格局中带有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同时还夹杂有民族、宗教矛盾。这些要素决定了印巴之间的安全对抗时间较长，其复杂性远高于美苏／俄的大国霸权竞争或是大国间的崛起与反崛起对抗等形式。印巴之间的小规模军事冲突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交火的范围、强度和烈度较小。新闻报道可经常看到类似信息，例如2017年11月，印巴边防武装力量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交火，互有伤亡。2018年2月，印巴武装力量在边界地带交火，导致6死10伤。不同于前文提及的战争，印巴军队在边境和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的交火规模较低，多是哨所之间、军事人员之间互相开枪、炮兵互相射击等行为。

第二，印巴之间的边境交火虽然规模小，但是频率较高。例如据国内媒体转引印度方面的海外新闻报道指出，自2002年以来，15年间（截至新闻刊登的2017年）印巴双方的交火超过1.2万次，导致144人死亡。

第三，印巴小规模交火的参与方存在判断难度。印巴之间的安全关系局势复杂，不排除印巴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参与方是由彼此国家方向渗透进对方控制区的地方武装势力，而不是正规军事力量。但由于冲突频率高、强度和烈度小，没有机构或个人对交战双方的属性做详细的排查定义。

第四，冲突案例搜集存在难度。前文提到的其他拥有核武器国家间的冲突案例，往往都有较为详细的交战地点、参战方、事件发展等详尽说明。国内外也有相关学术研究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且有相关名称予以命名。而印巴之间的小规模冲突由于数量较多，且印巴的小规模交火似乎已成为边界地区的“常态”，因此难有详尽的个别事件的记录，这为精准考察印巴两国小规模冲突的时间地点等细节增加了较大难度。

第五，印巴两国对发生的小规模冲突态度不一，小规模冲突的事件难辨性质。印巴两国往往在小规模交火发生后各执一词，互相指责，难辨孰对孰错，难辨是真是伪。例如2017年7月19日，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印度军队向巴境内开火，造成2死13伤。2017年11月21日的交火事件，印度发表声明，指责巴基斯坦士兵违反停火协议，扫射印度哨所，而巴基斯坦对此不做回应。2018年2月4日的一次印巴交火事件，印度军方指责巴基斯坦炮击印控克什米尔拉久里地区，造成印方4死1伤，而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则发表声明，指责印度军队当天向巴方开火，造成平民伤亡，而无军事人员受伤。印巴两国对同一交火事件各执一词，唯一能确定的事是发生了交火，但很难准确判断某一小规模冲突的性质、可信度、伤亡情况等。

基于上述特点，本文研究从已有的冲突研究数据库中找寻印巴军事冲突的相关数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UCDP)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印巴两国小规模直接军事冲突的数据。表中数据即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统计的各年印巴两国政府间直接军事冲突死亡人数。

1989年至2017年印巴两国直接军事冲突死亡人数，图源：《南亚研究》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中并没有1989年之前的数据，或是因为之前的数据由于历史久远，目前从搜集的数据中未能找到连续且精确的统计，但是这并不妨碍直观体现印巴两国小规模直接军事冲突态势。1989年前后是印巴两国20世纪末期对抗加剧的重要时间节点。1987年，若干伊斯兰教群体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组建了政党组织，这些政党在1987年地方议会的选举中失败，同时领导人也遭到逮捕。此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伊斯兰教组织开始动员和组织群众，各类反抗印度的运动在1988年后时有发生。学界也常提及“1988年以来印巴出现无数次小型冲突”，可见这一时间节点的重要性。因此，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从1989年开始收录了近三十年来的印巴直接冲突情况，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表中1999年卡吉尔冲突后，印巴军事冲突的死亡人数在2003年达到了一个峰值。但是随着印巴认识到两国边界冲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2003年11月，巴基斯坦方面宣布实施单方面停火，印度表示欢迎，印巴两国签署边境停火协议。在2003年后，印巴出现了多年的边境稳定态势，直到2010年，印巴边境地区烽烟再起。

基于已有的冲突数据库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印巴两国在1998年形成核均势之后，两国之间大规模战争不再发生，但是两国直接军事冲突的发生数量和频率并没有显著降低，而是仍然时有发生。这与前文提及的美苏/俄、中美、中苏、中印的情况有所不同。印巴两国之间的核均势并没有对两国冲突的爆发，尤其是对低于战争规模的小规模军事冲突的爆发产生影响，这有必要对印巴两国的特例进一步进行分析研究。

四、印巴核冲突“红区”分析

（一）

印度使用核武器的“红线”

虽然前文提到，印度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并不是导致印巴间常规冲突发生的解释原因，但是印度的核政策则较为清晰地标定了印度使用核武器的“红线”。印度在1998年试验核武器后，即建议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双边协议，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1998年8月单方面宣布了印度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但同时，印度把核武器作为最后的威慑手段。在1999年印度发布的被称为印度核战略的核武器学说中就提及印度秉持最低核威慑理论，印度的核武器只用于进行惩罚性的核报复打击，印度只在遭受核打击的情况下才会报复性使用核武器。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于常规军事力量占优的印度而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印度动用优势的常规军事力量对巴基斯坦施压、甚至进行作战的意愿。2004年，印度公布了“冷启动”（Cold Start）的有限战争理论。这一作战理论借鉴了“闪电战”的思想，即短时间内集中大规模常规军事力量针对巴基斯坦实施快速打击，削弱巴基斯坦的常规军力。按照“冷启动”理论，印军短时间内达成作战目的，迫使巴基斯坦妥协，但是又不会升级为核冲突。

在“冷启动”理论曝光后，印度军方立即予以否认，但是巴基斯坦却对印度存在这一战略深信不疑，巴基斯坦“以核慑常”的战略观点由此而生。同印度有着较为条目化的明确核战略学说不同，巴基斯坦的核战略较为隐晦。在1998年印巴两国分别试验核武器后，巴基斯坦拒绝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在巴基斯坦看来，为了弥补常规军事实力上与印度的差距，核武器在必要时会被首先使用。巴基斯坦方面势必存在一条触发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红线”，但是这一“红线”包括哪些条件，巴基斯坦方面刻意制造模糊态度以威慑常规军力占优的印度。巴基斯坦官方提出只有在巴基斯坦生存受到威胁时才使用核武器，但是什么样的情况是生存受到威胁并没有特别明确和精准的界定。

综上所述，在印巴对抗竞争的格局下，印度使用核武器的“红线”即是对手巴基斯坦首先使用。

（二）

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的“红线”

巴基斯坦拒绝“不首先使用”，而是强调“以核慑常”。战略核武器主要用于威慑对手，在实战使用时，则用于对人口和工业城市的大规模打击，而战术核武器往往可以与常规军力一道在战场上实际使用。为了应对印度的常规军事优势，学界有研究认为巴基斯坦近年来不断进行战术核武器的研发列装，学界的研究和分析也从侧面反映出巴基斯坦“以核慑常”的策略心态。

对于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的“红线”存在多种分析，其中包括地理位置考量。澳大利亚官员布莱恩·克拉雷（Brian Cloughley）曾指出，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的“红线”，自北向南由古杰兰瓦拉（Gujranwala）、木尔坦（Multan）、苏库尔（Sukkur）和海得拉巴（Hyderabad）四座城市一线连成。这一线主要城市沿印度河排列，北面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和克什米尔地区，基本囊括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发达腹地。还有研究对“红线”的划定从印度的军事行为来判别，例如印军切断了巴基斯坦主要交通要道、占领重要领土、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攻击巴基斯坦主力部队等。这类“红线”依然显示出了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红线”的“模糊”。还有从不同领域判别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的“红线”。例如领土红线：即巴基斯坦大部分领土被占领；经济红线：巴基斯坦的经济命脉被绞杀；政治红线：印度的军事入侵给巴基斯坦带来政权不稳定或瓦解；军事红线：巴基斯坦的陆空主要力量被印度摧毁。

上述一系列分析不无道理。同时，历史上，印巴之间的若干军事对抗行为中，核武器的威慑效应为阻止冲突的爆发起到了作用，从一些历史事件中能看出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红线”的标准。1986年至1987年，印度在印巴边境一带，尤其是拉贾斯坦邦等地举行了代号为“黄铜钉”（Exercise Brass-tacks）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几乎动员了印度整个陆军力量，演习设想模拟越过边境对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常规军事进攻。印军将领曾表述过这次演习的目的，即“黄铜钉行动不是军事演习，而是对巴基斯坦发动第四次战争的计划”。但是这次演习却因巴基斯坦释放的核信号而受到影响，印度撤回了演习军队。从这次演习的地域看，拉贾斯坦邦位于印度西北部，其对面即是巴基斯坦中部腹地，如果印度使用大规模陆军实施进攻，巴基斯坦很有可能被印度拦腰截断。面对印度可能进行的凭借优势常规军事力量“腰斩”巴基斯坦的潜在威胁，巴基斯坦表明了使用核武器的“红线”。

2001年12月13日，印度议会大厦遭到武装袭击，印度认定此事为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组织所为，随即警告巴基斯坦，印巴两国分别动员军队，进入了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印度此时计划集结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附近的大量军事力量，对巴基斯坦发动军事进攻，打击巴基斯坦境内的所谓反印武装。但是，同样慑于巴基斯坦释放的核信号，印度选择了按兵不动。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对印度的大规模军事动员和可能的军事打击实现了威慑。

结合印巴近年来常规冲突的发生情况，显然边境交火、空战等小规模、低烈度的直接冲突还没有达到触发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的“红线”。从前文的案例可以看出，巴基斯坦释放核信号即表达要使用核武器的“红线”要高于小规模直接冲突。这些案例中巴基斯坦释放核信号的前提有一个共同点，即印度动员的军事力量较为庞大，能够在作战中拦腰切断巴基斯坦或是有可能在克什米尔方向给巴基斯坦造成重大损失。巴基斯坦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在上述案例中都有所体现，印度常规军力的动员和使用规模是巴基斯坦是否释放核信号的重要考量，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的“红线”逐渐明晰。

（三）

印巴核冲突“红区”

印巴两国对核武器的使用有着如下的“框定”。印度：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巴基斯坦使用、印度才使用；巴基斯坦：面对对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外部威胁即使用核武器。如何判断“重大”，从历史案例中“红线”隐约可见，即印度的军事威胁呈现一定的规模。但是这一规模有多大？其精确标准仍存在模糊性，这或是巴基斯坦保持威慑力的表现。

印巴各自核“红线”存在一个逻辑关联。即巴基斯坦的核“红线”基于感知到印度带来的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外部威胁，而巴基斯坦的这一感知又来源于印度对常规冲突损失的判断。即在小规模的常规冲突中，印度发觉已经投入的军事力量力不从心、出现常规战场的失利或颓势，难以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因此需要用更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和行动予以应对或报复。而印度对军力投入的增加，又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刺激，提升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威胁感知。印度的举动不断接近巴基斯坦的核“红线”，而一旦巴基斯坦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即触碰了印度的核“红线”。

根据这一逻辑联系，印巴各自使用核武器的“红线”框定出了印巴爆发核冲突的“红区”。需要说明的是，印巴核冲突的“红区”并不是一个定量的表述，而是一个定性的态势表述。即：常规冲突给印度带来刺激，印度着手使用大规模常规军力应对，反之刺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亮出核武器予以威慑，释放核信号。

在这一核“红区”内，印巴两国常规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呈现波浪式前进的状态。即印巴之间常规冲突发生后，随着战场战况的发展，烈度和强度上升，接近印度难以接受的程度，例如局部战场遭到大量伤亡损失，常规战场出现颓势或战略要地被攻占等。进而印度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升级常规冲突，感知到印度优势常规军力威胁的巴基斯坦亮出核武器予以威慑。从这一刻起，印巴常规冲突开始加入核元素，也是从这一刻起，印巴核冲突的“红线”开始显现。为了避免触碰“红线”，两国开始维持着一定的克制，冲突的烈度开始下降，双方都避免刺激对方，巴基斯坦避免刺激印度投入大规模优势常规军力，印度也避免刺激巴基斯坦，不给巴基斯坦释放核信号提供借口。

前文提到的卡吉尔冲突就呈现这一态势。卡吉尔冲突始于1999年5月，有分析指出，早在1999年年初巴基斯坦武装力量即进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卡吉尔地区，控制了该地区多个战略制高点。由于天气原因和侦察情报工作的失误，印度军队并未及时发现越过实际控制线的巴方武装力量。待当年5月天气好转时，印军才发现了进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巴方武装力量且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一场冲突难以避免。这一阶段即是前文所提及的冲突起始段，随着冲突的发展，烈度逐渐上升。印度军队在交战初期寄希望于出动步兵夺回被占领土，但是巴方武装居高临下，印军遭受了较大伤亡，印方认识到只依靠步兵无法解决卡吉尔地区的巴方武装力量，决定增加重型武器。这一阶段是卡吉尔冲突的升级段，印度军队开始使用炮兵进行火力打击，此外，印度还出动空军参战，这是印度空军自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后，时隔近三十年再次进行大规模实战行动。虽然印度空军的表现未必可圈可点，但是印度空军的出动标志着冲突从地面扩展到了空中，是冲突升级的表现，印度空军的空中作战行动也被冠以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空中作战之名。

印军加大作战力量的投入使得印军逐渐获得战场优势，但是冲突开始升级，核“红线”也开始显现，处于常规军力劣势方的巴基斯坦开始释放核信号。例如冲突期间，巴基斯坦国防部官员曾声称，“巴基斯坦将会使用武器库中的任何武器以维护领土完整”，连美国官员也证实，巴基斯坦已经部署了核武器以应对可能的军事上的失败。这一表述虽然含糊其辞，却体现了巴基斯坦的核模糊政策，包含了核威慑的含义。如果巴基斯坦没有核武器或印巴两国不存在核均势，印度不但可以依靠优势常规军力挽回卡吉尔地区的颓势，还能够在其他地区对巴基斯坦发动军事打击行动。巴基斯坦提出了核威慑的措辞，实际上是一种“低成本”的举动，但是其结果“收益颇丰”，阻止了印度进一步使用武力，阻止了印度进行全面的常规军事报复。也即是说，无论这一可能性有多小，印度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升级有可能会升级为核冲突。从这一阶段起，印巴两国控制着冲突的烈度，既要在卡吉尔地区一决胜负又不能使冲突升级，印巴两国所有力气都别无选择地在一个点释放，反而使得局部区域内的冲突愈发激烈。

6月中旬，印军发起对卡吉尔战略要地的进攻，战斗进程较为惨烈，印军多名军官在战斗中阵亡，经过多次进攻印军控制了图图岭。7月，印军发起对虎岭（Tiger Hill）的进攻，经激烈战斗控制了重要的前哨阵地。至7月底，印度宣布控制了大部分前哨阵地，巴基斯坦武装力量回到了实际控制线另一侧，卡吉尔战事结束。

卡吉尔冲突的过程反映出印巴在1998年构建核均势后，在核“红区”内进行常规冲突的过程。即早期的地面交战中印度出现了颓势，印方随即发挥常规军力优势以挽回颓势，这使得交战规模和烈度升级，感受到印度常规军力优势压力的巴基斯坦释放核信号，进而印巴两国维持克制，在可控的空间内进行交战。卡吉尔冲突存在着升级为核冲突的风险，这场冲突是印巴两国核均势背景下保持着相当克制的一次较高强度常规军事冲突。

2019年年初，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地区发生了空战，巴基斯坦击落了越过实际控制线的印度军机，俘获飞行员。但是空中越线的敏感性低于地面部队的越线，印巴两国近年来在边境地区常有爆发冲突交火，但是没有发生像卡吉尔冲突中那样较大规模军事人员实际越线行为。卡吉尔冲突的一个特点即是印巴两国中的某一方越过了克什米尔地区的实际控制线，这种试图改变地区实际控制现状的越线行为对于双方而言是难以容忍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核均势背景下，印巴在核“红区”内一方面维持着冲突的有限性，避免升级，另一方面又都在竭尽全力试图赢得冲突，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改变现状”与“恢复原现状”的激烈碰撞在核均势、相互核威慑的背景下最终发展成可控范围内的惨烈厮杀。

印巴两国各自核“红线”框定出的核“红区”，一方面是一个不会爆发核冲突的相对“安全区”，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危险区”，是印巴敢于进行直接常规军事冲突的空间。在这一危险空间内，印巴两国各自的举动甚至边境地区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导致冲突的爆发并伴有失控的高风险。例如印度在常规冲突中进行了军事动员，在印度看来属于中等军事能力水平，但是巴基斯坦认定为对国家构成重大威胁。这主要是由于印度自身的常规军力水平较高，印度认为的中水平可能对巴基斯坦而言即是高水平，因此，巴基斯坦对使用核武器“红线”的感知判定高低有可能存在波动。此外，印巴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仍然缺乏足够的互信，不排除巴基斯坦释放的核信号并未被印度有效感知，印度持续进行的军事动员使得巴基斯坦认为入侵迫在眉睫，进而导致冲突危机的进一步升级。

印巴都在“默契”地维持着可控的冲突烈度和强度，但是这一“默契”是消极的。领土问题使得两国都希望能够放手一搏，敢于“放手”去打，但又要隐忍着不去提升冲突的烈度和强度，核冲突的“红线”又让印巴两国及时“收手”。“放手”让印巴之间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收手”又控制着印巴冲突的规模和烈度，核均势背景下印巴两国常规军事冲突就这样在核“红区”内一“放”一“收”持续发生。

（四）

印巴常规冲突对核均势的影响

对两个拥有核武器国家间核均势的研究分析，往往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两个国家间能否构成核均势，其二是影响两个国家间核均势的因素有什么。

对于两个国家能否构成核均势，学界往往使用战略稳定性的概念予以判断。以战略稳定性为出发点的研究有两种思路。一方面采用物质主义的方法，例如前文提及的“麦克纳马拉标准”，但是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威慑能力以及能否构建战略稳定性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考察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有的国家其核威慑能力达不到冷战时期苏联的水平，但仍然能够给对手带来威慑能力有效性的感知。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就是这样，中国对美国构成了起码的威慑能力，中美之间存在非对称的战略平衡。

相比较而言，印巴两国的核均势是一种较特殊的态势。虽然两国的核武器在量级上达不到“麦克纳马拉标准”所定义的核武器数量级，同时也不是中美两国非对称核稳定态势，但是印巴两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就针对对方而言基本相当，这实现了南亚地区内部的战略核实力均势。此外，两国多年来处于较为紧张的安全对抗态势，对对方使用（无论常规还是核）实力的决心态度坚决，对对方抱有明显的安全竞争对手定位，威胁感知明显。核威慑的有效性取决于本国实力、本国使用实力的决心、对手对这二者的感知这三个因素的乘积。印巴两国间的核态势符合核威慑有效性的判断标准。

由于国土毗邻的地理位置特点，印巴两国形成了一种以相对少量核武器构成抵近相互核威慑的均势局面。这种态势一方面存在核均势和由此带来的核稳定，另一方面也存在脆弱性。

脆弱性体现在影响印巴两国核均势的因素。战略学界对影响核均势的因素主要关注点在于一方做出削弱另一方战略威慑能力的举动。例如美国在亚太和东欧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降低了其他国家的核报复能力，这是破坏大国间战略稳定的举动。战略稳定性包括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两部分，美国在其所谓的重点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使美国对削弱对手的核报复能力更有信心，反之会增加美国在危机中做出军事冒险主义行径——例如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倾向性，降低了危机稳定性。

印巴两国的冲突态势与战略学界所关注的典型的核武器国家间的对抗竞争态势不同。战略学界常使用的逻辑是：一方增加某种战略攻防能力削弱另一方核威慑能力——使之更倾向于在危机中使用核武器——降低危机稳定性、诱发军事冲突或军事对抗。这也是目前国际社会对美国涉核消极举动后果的担忧。印巴两国的态势恰与之相反，其态势是：两国常规冲突时有发生——在核“红区”内发生的常规冲突有可能触碰各自“红线”——诱发核冲突，打破核均势带来的稳定。也即是说，印巴两国和战略学界所关注的国家间涉核举动在态势上呈现相反的路径。战略学界关注的情况是先打破核均势、战略失稳，进而导致危机或冲突。而印巴两国是先有常规军事冲突，进而出现触碰核“红线”及南亚地区爆发核冲突的风险。

印巴两国时有爆发的常规军事冲突对两国的核均势和由此带来的核稳定局面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先打破核稳定、再导致出现危机或冲突的情况，国家间起码还有在战略层面进行博弈、努力维持战略稳定、避免危机和冲突发生的运筹时间和空间。而由于领土争端等历史因素，印巴两国时常发生常规军事冲突，即便其冲突在核“红区”之内发生，也存在意外触及核“红线”的可能。印巴先有军事冲突发生，这一特点增加了两国在已有冲突中误判、错判的可能性，在已经发生领土争端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升级，难度较高。印巴两国的常规军事冲突给两国脆弱的核均势格局带来了较高风险，增加了南亚核格局的不确定性。

此外，南亚地区的核均势还有可能被印度不断谋求提升的战略防御能力所打破。早在2010年，就有声音提出印度应当发展导弹防御能力，抵消巴基斯坦的核威慑能力。印度近年来研究和开发了两种导弹防御武器系统，分别是基于“大地”（Prithvi）导弹改装的PAD拦截导弹和自主研发的AAD拦截导弹（又称：先进防空拦截弹）。AAD拦截弹用以拦截射程不超过1000公里的弹道导弹，PAD则用于拦截射程在300至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未来取代PAD拦截弹的PDV拦截弹的技术指标会更为先进。2018年9月，印度进行了PDV拦截弹的夜间反导试验，显示了印度谋求全天候反导作战的能力。

从印度所研发的导弹防御武器的拦截目标射程来看，巴基斯坦现有的弹道导弹武器都在其目标范围之内，印度战略防御能力的提升会削弱巴基斯坦的战略威慑能力，破坏南亚地区的核均势，导致核失衡。这会导致两种后果，其一是印度对压制巴基斯坦的核威慑能力更有信心，不再忌惮巴基斯坦的核威慑能力，进而导致印度做出更多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其二是在常规军事危机或冲突发生后，印度不再忌惮巴基斯坦的核威慑信号，进而敢于做出升级的举动。结合前文分析，印巴在核“红区”内进行的常规军事冲突，会因为印度战略防御能力的提升和印巴核失衡使得印巴之间的危机稳定性降低，进而更易于滑向爆发核冲突的“红线”。

印巴两国的核关系复杂性高于其他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态势，两国的核关系与西方已有的战略安全理论所描述的态势有着不同，如何在地缘政治、领土主权、民族宗教因素混杂的局面下管控冲突、管控危机对印巴两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安全意义。

五、结语

“核武器和平论”和“稳定—不稳定悖论”是一对镜像理论，这两个理论观点都只关注对抗竞争中一方的态度变化。“核武器和平论”关注先拥有核武器且常规军力占优一方的态度，其逻辑是：弱势一方获得核武器后，强方不敢再对弱方发起常规进攻。印巴两国的对抗态势部分符合这一理论，即巴基斯坦的核威慑使得常规军力占优的印度不敢进行大规模常规军事行动，但是印巴之间小规模军事冲突依然发生，核武器没有给印巴之间带来完全的和平。“稳定—不稳定悖论”关注后拥有核武器一方的态度变化，其逻辑是：后获得核武器的一方因为不担心对手的核打击，因此更容易在常规军事领域发起进攻。但是，印巴两国在形成核均势前，就已经发生过三次大规模战争，而两国核均势出现后反而没有爆发过大规模战争。小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在印巴形成核均势的时间前后都有发生，印巴核稳定并没有使得常规军事冲突变得明显更多或更少，印巴的常规军事冲突持续存在。

本文主要研究问题，即印巴核“红区”给两国的冲突和对抗增加了危险要素，不同于美国、苏联／俄罗斯等其他核武器国家间的战略对抗态势，印巴之间的核均势反而给了双方一个敢于进行常规冲突的竞赛场。核升级的“红线”画出了一个“红区”，印巴在这一“红区”内的冲突对抗一方面反映出两国对核冲突升级风险的认知，都在尽力避免小规模军事冲突的发酵升级，但另一方面，军事冲突不可控性的风险依然存在。冲突何时发生以及以什么形式发生难以做出精准的判别。两国争议领土犬牙交互、边境军人时刻剑拔弩张，有可能边境值守的士兵心态紧张，因为风吹草动而射击，引发了边境交火，进而交火升级为一定规模的边境冲突；或巡逻战机有意或无意的越界，进而引起两国空军进行空战；或非政府武装的袭击引发两国正规军的驳火。分析发现，印巴两国使用核武器的“红线”比起其他核武器国家更为复杂，印巴的核“红线”还框定出了一个核“红区”，而通过现有历史文献资料分析，尚未观察到其他核武器国家在常规冲突至核冲突爆发之间还存在“红区”。在印巴两国互有默契的“红区”之内，两国经常爆发常规冲突，成为全球唯一两个实际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时常爆发常规冲突的案例。

不同于世界上已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状态，印巴两国的领土争端是近乎零和的博弈，几乎难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两国对彼此的安全威胁感知呈现出“刚性”。2019年8月，印度宣布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巴基斯坦表示强烈反对，领土争端的火药味渐浓，两国持续了近半个多世纪的对抗还会持续。严重对抗的安全竞争态势难以对突发危机实现理性且有效的管控，在核“红区”内的常规冲突触碰核冲突“红线”、点燃核战争“火药桶”的阴影还会萦绕在南亚大陆。印巴两国认为，即使拥有核武器，仍然可以发起常规冲突，从常规冲突到核冲突之间还存在一个可以博弈竞争、升级降级、讨价还价的“红区”，今后对于印巴两国如何在“红区”范围内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是南亚安全与地区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

作者简介：

胡高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和红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孟加拉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

涂华忠，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 （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