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学者：印度霸权主义放飞自我，正在支持尼泊尔王朝复辟

作者 | 苏尚特·辛格（Sushant Singh）

编译 | 喻琬淋

编者按

尼泊尔近期爆发的支持君主制抗议活动，不仅折射出该国转型为世俗共和国后的深层政治困境，更牵动着南亚地缘格局的敏感神经。自2008年废除君主制以来，尼泊尔历经十余年动荡，宪法未稳、政府更迭频繁，民众对腐败与经济停滞的不满持续发酵。然而，要求恢复印度教国家与君主制的呼声背后，暗流涌动的是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渗透与中印战略博弈的角力。本文揭示了一个关键矛盾：印度在文化怀旧与地缘现实间的摇摆。莫迪政府推动的“印度教特性”议程试图将尼泊尔纳入其“大婆罗多”愿景，却忽视了历史教训——尼泊尔王室从未成为可靠盟友，反而屡屡借力中国制衡印度。与此同时，中国正通过经济合作悄然扩大在尼影响力，印度若执意以意识形态干预内政，或将加速尼泊尔的战略转向。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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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近期爆发的要求恢复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支持君主制抗议活动，引发了南亚各国的关注。2008年，尼泊尔转型为世俗共和国，终结了君主制和印度教国家地位。新宪法实施至今未满十年。在此期间，尼泊尔更换了14届政府，无一民选政府完成任期。国内政治动荡导致腐败滋生、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高企，民众不满情绪日益蔓延。然而，重拾君主立宪制绝非解决之道。

尽管新德里官方否认介入尼泊尔的亲君主制抗议，但印度人民党（BJP）及其印度教特性（Hindutva）议程的意识形态烙印清晰可见。在莫迪就任总理前，印度似乎更倾向于与尼泊尔民主机构合作，同时维系文化经济联系。但自2014年以来，印度人民党及其意识形态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开始公开支持尼泊尔恢复印度教国家和君主制。印度教志愿服务团（HSS）及其激进附属团体“印度教青年民兵”（Bajrang Dal）等通过基层动员、宗教活动与社交媒体宣传，在尼泊尔建立了与印度本土相似的行动网络。

长期以来，印度与尼泊尔王室的关系充满矛盾。1951年，印度支持沙阿王朝复辟，但随着马亨德拉（Mahendra）和贾南德拉（Gyanendra）国王转向中国以制衡印度影响力，新德里逐渐警惕。2008年尼泊尔废除君主制时，印度默许了这一转变，转向与民主力量接触。但印度教右翼从未彻底放弃对尼泊尔印度教君主制的怀旧情结，将其视为文化与战略盟友。历史上与尼泊尔王室保持联系的RSS，至今仍将这一问题包装为一场对抗“无神论共产主义者”与外部势力的“文化战争”。

2014年后，印度强化了这一叙事。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亚纳特（Yogi Adityanath）等领导人公开支持尼泊尔君主制支持者的诉求。这种影响力在尼泊尔右翼政党“民族民主党”（RPP）的崛起中可见一斑——该党已多次呼吁恢复印度教王国。阿迪亚纳特的海报出现在加德满都集会现场，其过去对尼泊尔世俗化的批评也印证了意识形态渗透；莫迪本人则在访尼期间参观印度教寺庙，向亲印度教阵营释放团结信号。尽管印度官方立场标榜“不干涉”，但印度教特性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已深度介入尼泊尔内政，加剧极化并侵蚀其世俗框架。

在莫迪治下，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纲领“印度教特性”已从国内议程演变为地区战略，而尼泊尔正成为这一意识形态输出的焦点。这不仅是怀旧情绪，更是一场试图重塑南亚为单一印度教文明实体的宏大计划，旨在“收复”想象中的神话荣光。

印度人民党在尼泊尔的意识形态渗透也反映了其更广泛的“大婆罗多”（Akhand Bharat）愿景，即在南亚及更远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教文明国家。这种叙事将文化亲缘与政治干预混为一谈，无视主权复杂性与历史积怨。尽管莫迪政府将其行动包装为“文化外交”，但现实更具分裂性。2015年尼泊尔通过世俗宪法后，印度实施的封锁被广泛视为对尼拒绝恢复印度教国家的惩罚。

印度对尼泊尔君主制与印度教特性政治的暧昧态度并非没有代价。若暗中支持保皇派，印度可能疏远尼泊尔的共和派主流群体——后者将世俗主义视为维护主权的基石。此举或加深尼泊尔对印度的反感，并促使尼泊尔向中国靠拢。若印度被视为通过干预内政强推印度教意识形态或君主制，中国必将利用这种不信任强化与尼泊尔的纽带。近期中尼达成的贸易通道与能源合作协议表明，印度可能在尼泊尔迅速失去战略优势。

支持君主制同样损害印度作为南亚民主典范的信誉。印度人民党在尼泊尔迎合印度教多数主义的做法，与其国内压制宗教少数群体的政策如出一辙。通过瓦解尼泊尔废除君主制后确立的世俗身份，印度将疏远该国佛教徒、基督徒等少数群体，并助长宗教极端主义。印度似乎忽视了关键现实：恢复君主制更可能激化而非弥合尼泊尔内部矛盾。

这一切揭示了莫迪政府的何种面貌？它展现了一个甘愿将战略利益让位于意识形态野心的政权。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特性”工程不局限于本土，更试图以文化亲缘与历史纽带为幌子，将南亚重塑为印度教文明铁板。但这种路径忽视历史教训：尼泊尔君主制从未成为印度的可靠盟友，其立场始终是交易性的，并常在必要时转向中国。历史上，尼泊尔王室常以“反印民族主义”巩固权力。此外，所谓“印度教团结”不仅不切实际，且极具挑衅性——它将疏远那些视主权高于宗教认同的邻国。

莫迪将文化怀旧与政治干预混为一谈，可能在中国通过经济外交积极影响南亚国家之际，孤立这一关键邻国。尽管印度大谈“区域领导力”，但莫迪治下的印度日益被视为意识形态驱动者而非务实的地缘调停者——这种认知已让印度在南亚付出沉重代价。

印度对尼泊尔亲君主制运动的暗中支持，折射出印度人民党“印度教特性”议程的危险性——意识形态与干预主义的结合正破坏地区稳定与印度自身战略利益。若印度继续此道，或将把尼彻底推入中国轨道，同时侵蚀其作为南亚民主领袖的公信力。印度若想维持影响力，必须将尼泊尔视为民主平等的伙伴，而非透过印度教怀旧的视角审视它。印度的赌注极高：追逐“印度教特性”的意识形态目标或可取悦那格浦尔（RSS总部）的官僚，却可能瓦解印度在喜马拉雅边疆的战略根基。

作者简介：苏尚特·辛格 （Sushant Singh），耶鲁大学讲师、“大篷车”网站顾问编辑。

本文编译自《电讯报》（The Telegraph）2025年4月17日文章，原标题为A saffron crown，原文链接为：https://www.telegraphindia.com/opinion/a-saffron-crown-hindutvas-support-for-nepals-return-to-monarchy-prnt/cid/2094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