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考神圣化

董袭莹的处理出来了：入学资格造假，医学博士论文抄袭，按规定撤销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她的人生路还长，希望能吸取教训。她的私德和学术不贵不是人们最关注的，但她绕过高考进入协和，而且快车道获得医生资格，才是人们最痛恨的。

即使和欧美最高声誉的名校相比，中国名校的质量也是响当当的。反过来，把欧美名校贬为水校不是爱国主义，是盲目自大。但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高考是否值得神圣化。

历史上的科举是因为糟粕最终超过精华，而最终被中国人抛弃的。这不是说应该抛弃高考，远远不是，而是今天的高考也不值得神圣化。

科举打开了寒士的上升通道，有严格、完善的制度，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有了不起的地位。在历史上，中举的人士中人才辈出，很多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很多乡里和家族里，历史上的举人在几百年后依然得到最高的尊敬，甚至超过历史上的富人。

科举最后被历史抛弃，是因为八股化，脱离现实，落后时代。

高考当然不是科举，但在通过标准化考试检验学识、筛选人才上，还是相通的。

高考的科目和权重时不时会有更新，以反映时代的进步，但语数外是不变的核心。

尽管人生里真用到《岳阳楼记》或者集合论的时候不多，人们对语文的文化功底作用和数学的抽象思维作用大体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但对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必考和分数权重很有争议。一方面，中国不仅是中国的中国，也是世界的中国，这需要外语，这是需要学外语、考外语的理由。另一方面，各种翻译工具正在成熟、好用，更不是所有行业都需要外语，不学外语似乎并无大碍，还有各种外语不好但依然成功的例子，甚至在科技前沿，比如宇树科技的王兴兴，这是不需要学外语、考外语的理由。

再说，只要有必要，在工作中也可以学习外语，义乌小贩、出国民工的英语大多不是高考考出来的，照样管用。

这已经牵涉到高考的检验学识作用了。高考需要检验什么样的学识？这似乎并无共识，更多的是习惯成自然。

在现实里，为了在高考中不输在短板上，人们绞尽脑汁，首先就是各种补习班。当然，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中考、小升初甚至进幼儿园就需要抢跑。这使得人生很累，从出娘胎就累。

中国人本来就注重教育，但高考调动了中国教育乃至社会。说全部可能太绝对了，但绝大部分肯定没错。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之大，以至于高中双休制会成为争议话题，部分高中会不顾禁令也要偷偷补习。

因此，学生和家长唯分数论成为天经地义，学校则把升学率作为压倒一切的KPI。校长压年级的升学率，老师压家长的督导作用，家长压孩子的班上和年级名次，一层一层的天罗地网中间是苦不堪言的中小学生，而学习的目的和乐趣成为牺牲品，学习成为苦难行军。当学习、婚恋、职场成为一个加一个的苦难行军之后，人生还能不是苦难行军吗？难怪躺平思维盛行。

在讨论中小学十年制的时候，不少人指出，初三和高三根本不上课，都在复习备考，所以就上课内容而言，十年就够了。继续推论下去，小学六年级可能也能压缩掉，这是小升初的一年。或许幼儿园最后一年也应该压缩掉？这是典型的“异常现象正常化”。

中小学十二年是世界教育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共识，由于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中小学需要教、需要学的知识实际上还比几十年前增加了。初三、高三全力复习备考，本身教学内容压缩到前面的两年，极大增加了教与学的压力。十年制的想法非但不“拨乱反正”，反而要正常化、长期化，这是不对的。真要是压缩到10年，最可能的结局是初二、高二变成备考复习年，进一步压缩学习时间。如果初高中合并，取消中考，那高考还是跑不了，只是把初二“还给老师和学生了。

中国房地产市场本来就扭曲，学区房成为扭曲中的扭曲。为了孩子户口可以挂在好学校，父母不惜重金买一个老破小，有时为了就近、节约时间会住在那里，有时更不不去住。自家的“主要住所”则在远处，经常空关，经济上的负担不言而喻。

高考的指挥棒现在延伸到考研了。不少大学生早早开始研究生备考，正常的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反而不上心。这对希望以考研弥补第一学历的人尤其重要。研究生后就没有高考、考研那样的东西了，但还有考公……

学习的目的是知识和修养，前者是谋生用的，后者是做人用的。但在高考指挥棒下，目的只有一个：升学，而且必须是头部名校。慢说中学里的地理、历史，大学里的专业课都是可以牺牲的，除非是必考项目。

于是，学区房、收费班都出来了，各种关系上下其手。最为成灾的是各色补习班。为了杜绝家境差异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政府只能出台一刀切的禁止补习班政策，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禁补”政策到底多有效，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些人出国留学是为了深造，有些人出国留学是为了躲避高考，这又成为新的不公之源。

高考也使得学校对大纲进行“优化“，在家长和学生的主动、被动配合下，重点加强要考的科目，不考的科目得过且过，完全扭曲了教育的完整性。德智体美已经成为曾经的说法，现在连提都懒得提了。

高考（以及中考、小升初）也滋长了“标准答案“心理。任何考卷都有对错，答对就得分，答错就丢分。为了提高答对率，必须理解题目，用对解法。然而，这也异化成题海战术和猜题了。肌肉记忆（“脑肉记忆”？）代替了思考，这正是科举、八股最终走向衰败的路径。肌肉记忆就是用脑子的拳不离手，难怪考后就忘，然后慨叹学了没用。

“标准答案”心理也妨碍对底层知识的探求，形成唯权唯上思维，对整个人生都是扭曲的影响，更不利于学术发展。

高考指挥棒下肯定是出了一些人才的，但这些人才是“因为有了”高考，还是“尽管存在”高考，恐怕一言难尽。对了，棍棒底下也是出了孝子的。

高考已经不一考定终身了，这是进步，但高考的指挥棒作用还是太大。问题是，高考起到筛选人才的作用吗？

高考后，分数决定去向，这似乎是高考筛选作用的最强大证据。名校是否出人才是另一个话题，这里先不讨论，人才的筛选是否可以只依据高考科目，这才是这里的问题。

谁都知道，看人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除了影视剧里，谁都不会通过考试来择偶；入党入团不是通过考试，升职加薪更不是通过考试。原因很简单，不能通过孤立的几项量化指标来简单化地评价一个人，需要全面考察。

然而，到了高考，少数几门固定科目的以分取人似乎又天经地义了，高考的只顾一点不及其余不成问题了。在人们对高考里外语“不公平”摒弃有才但是偏科的人士深恶痛绝的时候，对高考在更大程度上的“偏科”反而习以为常，这是奇怪的。

高考最大的好处是公平。不管出身和家世，不管钱财和资源，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反映的是根深蒂固的对不公的反感和惧怕。高考建立的不是人与人中间的信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还看不到取代高考的好办法。推荐、面试之类太容易有猫腻，伯乐已经不合时宜了，尽管人们很缅怀。这是社会问题，不是教育问题。

现在还有把高考进一步神圣化的倾向。在质疑董袭莹的争论中，有人提出，未经高考的都不能在中国获得需要大学毕业以上资格才能获得的专业资格，留学生也要讲第一学历。这是对专业资格的误解，也把高考进一步神圣化了。这是错误的方向。

谁都知道知人善任需要全面评估，高考只是个人才智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个切片。在大数据和AI时代，或许有朝一日可以用上全新的评估方法和评估依据，在现在，只能避免对高考的进一步神圣化。

对了，回到4+4的问题，在北美学医，前4是大学本科（优秀这容许跳级，提前考医），自然有相关的毕业会考，还要修完必要的医学预科（pre-med）和在医学统考中取得足够高的成绩，但本科学位在哪一方面并无硬性规定。后4是医学院，也有自己的毕业会考，通过后获得规培资格，可以在带教医生的督导下具有有限处方权和行医权。规培分家庭（family medicine）医生和专科（specialization）医生，年限不同，各有各的毕业考试，通过后就有行医资格了。规培之后，可以进入进一步的专家规培（subspecialization），考试通过后，具有进一步的专家资格，比如老年精神病作为精神病下的进一步专科。有的专业则是进修（fellowship），没有统一的考试，但评语是少不了的。

相信董袭莹如果也是这么一级一级考出来的，争议不至于这么大。协和的4+4是否合理、完善，卫健委可能在进一步评审。但专业资格不应该只看入学资格，更不宜纠结第一学历。“英雄不问出身”，这里也是一样的。如何走入“入口”需要有必要的质量控制，专业资格则应该由“出口”的专业资格考试决定。

这也是欧美专业资格的通用做法。不管本国、外国毕业生，专业资格都需要统考，尽管统考内容可以包括专业知识，更包括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法律法规等。本国毕业生具有相应学位的话，自动获得参考资格。外国毕业生（甚至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必须首先通过本国的专业统考，才能获得“同等学历”的参考资格，但不会因为第一学历而拒考。

这样的制度是否适合中国是可以讨论的，但参考意义总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