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强宣“印军大捷”，印体制为何纵容“自欺式胜利”？

张忞煜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

​詹丹妮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导读】尽管印度在印巴冲突中明显失利，但停火后印度人民党宣布，从5月13日到5月23日，在全国范围启动为期10天的爱国主义活动，以庆祝印度在“朱砂行动”（Operation Sindoor）中的所谓“辉煌胜利”。这种无视军事失利的“鸵鸟行为”引来了群嘲。莫迪统帅的印人党执政以来，一直相当注重舆论与基层控制，不止举起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大旗，还十分注重在全国范围内打造基层政治组织，这恰恰反映了印度政治体制中一个关键缺陷、以及印度执政党的一个核心焦虑：印度执政党更替的“历史周期律”。

作者指出，印度现代政治体制建立在对原有国家社会结构的妥协之上，始终面对着国家-社会的不稳定关系。早在莫卧儿帝国时期，专制国家自上而下的扩张的倾向与印度社会自下而上的基层自治倾向就存在深刻的张力。1885年成立以来，作为“亚洲第一个现代政党”，印度国大党从英殖民统治的手中接过印度。但印度国大党的崛起并非完全自下而上的“革命立国”。印度社会本身的文化多元性，以及殖民统治导致的社会割裂致使国大党人很难以某种一致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松散的国民大会。印度自身强有力的国内管控能力也削弱了革命立国的必要性。在建立现代印度的过程中，国大党选择吸纳各种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进入党内，并逐步以上层渗透和基层动员相结合的方式整合印度的国家-社会结构。尽管国大党获得了暂时的领导地位，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稳定关系始终存在。

这为国大党后续的衰败埋下了伏笔。执政期间，受限于联邦制的框架和国大党的“会盟”色彩，国大党中央政府无法全面渗透基层社会。而随着国大党内地主阶级与印度教徒势力走大，印度国内矛盾越发尖锐，基层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张力剧增，国大党逐步失去了代表性，“蜕变”为由资产阶级、地主士绅和官僚管理者三大社会精英团体构成的“统治集团”。当国大党与基层社会的隔阂拉大，许多曾经的边缘政治势力开始抬头。分裂的国大党逐渐被新兴的政治力量——主要是社会党人和印度教民族主义补充、渗透，最后出现了政权更替。“革命的不彻底性”为印度的一次次“演变式政权更迭”埋下了伏笔，成为了印度政治的“历史周期律”，给印度执政者带来了深刻的焦虑。印度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割裂，也必将长期困扰着印度这一国家本身。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4期，原题为《革命为何缺席：从国大党兴衰看印度近现代政治》，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革命为何缺席：

从国大党兴衰看印度近现代政治

1885年12月28日，来自印度各地的七十余名代表齐聚孟买，召开印度国民同盟成立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印度国民同盟正式改名为印度国民大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也就是日后的印度国大党。此时，距离康有为发起创立强学会尚有10年，距离梁启超牵头组建宪友会尚有26年。作为亚洲大陆上第一个现代政党，国大党的成立得到时任英印总督达弗林（Lord Dufferin）的允许。但是达弗林或许没有想到在62年后，正是印度国大党最终取代英印政府的殖民统治，成为新生的印度共和国的领导力量。

经过过去几十年印度和西方的宣传，“非暴力不合作”已经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标签。然而，如果仅仅将国大党领导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理解为“圣雄甘地的魔术”，则严重简化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复杂性。殖民时期的国大党并非单一组织，而是一个汇集了各种不同主张的政治同盟，这当中既有主张暴力反英的激进派，也有致力于参与殖民政权实现自治的温和派力量。换言之，国大党领导下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既非单纯以非暴力“感化”殖民统治者的天真之举，也非完全自下而上的“革命立国”。而是以上层渗透和基层动员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整合印度的国家-社会结构，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将国大党由最初的民意反馈平台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政党，最终促成英印完成“殖民地政府到民族国家”的转变。这种“演变式政权更迭”路径经过制度化和数十年来稳定的政党轮替实践，已经成为深刻影响现代印度政治的“历史周期律”。

印度国民大会的成立和不断发展在于它成功勾连起民间社会力量与体制内精英，初步统合国家-社会的对抗性共生结构。早在英国殖民印度之前，印度的国家-社会结构性矛盾便已经初步显现。尽管得益于军事和财政管理技术的发展，莫卧儿王朝对基层资源的榨取能力和控制能力均较历代更为突出，专制国家自上而下的扩张的倾向与印度社会自下而上的基层自治倾向的矛盾贯穿了王朝史。为了保证帝国政局稳定，皇帝也需要团结各种基层自治机制和民间结社等社会力量。莫卧儿王朝在各地的宫殿中均建有专门的“公众大厅”（Diwan-i-Am），接待前往请愿申诉的各界代表。这些代表大多来自有一定自治能力的工商业行会和种姓议事会。及时处置这些申诉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也可以在基层培育官僚机器外的“宗教-政治”社群代表。例如，皇帝阿克巴本人便曾在出巡时会见锡克教第三任古鲁阿马尔·达斯（Amar Das）。他不仅向古鲁赏赐土地，还邀请其女婿作为代表常驻德里，使其实际上成为皇帝与国家机器联系基层社会的重要纽带。

前殖民时代社会力量与国家机器共同治理以缓冲印度的国家-社会结构性矛盾成为前殖民时期的重要政治遗产，也为后来英国殖民统治提供参考。1857年镇压反英大起义后，英殖政府进一步仿效莫卧儿王朝的制度，听取基层民众的意见，继续争取民间社会力量的合作。此时，各地开始出现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结社组织，其领导人一般是接受西式教育的英印律师和官员以及新一代的城市中产阶级。1870年，律师拉纳德（Mahadev Govind Ranade）建立浦那公众协会（Poona Sarvajanik Sabha）。1876年，孟加拉知识分子班纳吉（Surendranath Banerjee）创立印度人协会（Indian Association）。与莫卧儿时期类似，这些民间结社组织积极向殖民政府反馈民意，并尝试影响殖民地政府施政。

与此同时，由于现代国家机器不断扩容，英殖政府也不得不吸纳本地精英进入国家机器以维持其正常运转。19世纪后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成为殖民军队、警察和行政官员的一员。1871年，上文提到的拉纳德成为孟买高等法院法官，而班纳吉也在同一年通过了文官考试。然而，“印度人化”的推进并不顺利。1884年，殖民地政府通过一项关于印度法官审理涉欧洲人案件的《伊尔伯特法案》。该法案允许由印度人出任的地区治安官和地区法院法官审理涉及欧洲人的刑事案件。该法案引发加尔各答的欧洲商人、孟加拉种植园主和英国媒体的强烈抗议。时任印度总督里彭（Lord Ripon）做出妥协：案件审理时英籍当事人可以组建陪审团，其中一半的陪审团成员为欧洲人。然而这些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措施又引发印度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正是受这一事件刺激，拉纳德、班纳吉等在已有的地方性政治结社组织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松散的、汇集各方政治意见的全国性平台，即印度国民大会。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熙熙攘攘的国大党并非一个拥有严格组织的政党，而是一个为民请愿的代表机构，所谓的国大党主席（严格来说是国大党年会主席），很多时候是一个仪式性的“年度盟主”。

进入20世纪，随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深入发展，国大党逐渐从一个松散的“政治同盟”蜕变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独立运动初期的核心诉求之一是谋求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殖民地政府的进一步“印度人化”，以期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深入参与国家政权。但是，印度社会本身的文化多元性，以及殖民统治现代化导致的社会割裂致使国大党人很难以某种一致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松散的国民大会。直到20世纪初，致力于通过司瓦德西（Swadeshi，意为“本土”）实现司瓦拉吉（Swaraj，意为“自治”）的甘地主义才以其独特的调和能力整合殖民地本土精英与基层大众，成为众多国大党人的选择。

第一，甘地发动司瓦德西运动，其重要实践形式——国货运动回应了发展民族经济的诉求。甘地身体力行地纺纱织布，宣传抵制英国布匹，为印度国内企业家营造了有利的市场环境。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尤其是纺织业迅速发展，孟买的纺织厂产量大增，畅销国内。第二，甘地主义提倡的村社自治回应了印度政治精英要求实现国家管理“印度人”化的诉求。印度政治精英向对殖民地国家机器的“印度人化”稳步推进但进展缓慢。而甘地主义另辟蹊径，以自治村社联合体这一种乌托邦式政体“另起炉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实现印度人的自我管理，进而彻底摆脱对现代殖民地国家的政治依附。第三，甘地主义提倡以重新发现乡村、回归乡村来逃离英国的殖民统治，通过完全否定现代性暂时在思想领域解决了传统和现代的矛盾。相比许多留恋英式文化的国大党精英，甘地主义者认为乡村才能代表真正的印度，乡村是印度民族独立和文化复兴的根据地。甘地并不主张调和传统和现代的矛盾，而是秉持一种彻底的文化复古主义，主张从物质到精神彻底地去现代化，进而彻底摆脱对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依附。

甘地主义的理想与多数国大党内人向往的现代社会（在当时主要指西方式社会）并不兼容。日后无论是推动重工业化的尼赫鲁，还是果断使用武力兼并土邦的帕特尔，都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甘地主义信徒”。不过，甘地主义要求由印度人掌控政治权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争取普通民众支持等主张与国大党内政治精英的诉求相契合。更重要的是，对20世纪初的国大党来说，没有人比甘地更适合成为一个对抗英国的权威符号，“圣雄”（Mahatma）甘地对群众的吸引力有助于国大党继续动员普通人（尤其是尚未被有效触及的农民）参与群众运动。政治精英很大程度上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支持甘地，甘地主义由此成为国大党人在党内凝聚意识形态的中坚。

当然，甘地主义并非国大党内唯一的意识形态。其他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元素和相应的组织力量同样为国大党深入基层提供了抓手。第一，国大党人联合各方左翼进步力量发动工农阶级运动。作为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农民是否参与到资产阶级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来对民族独立事业意义重大。印度农民，尤其是被殖民榨取严重，屡屡忍受大规模饥荒的北印度农民深受殖民统治之苦。1929年，现代印度教改革组织雅利安社的出家人萨拉斯瓦蒂（Sahajanand Saraswati）在比哈尔省建立比哈尔省农民协会（Bihar Provincial Kisan Sabha），并在日后发展成为印度最大的农会组织全印农民协会（All India Kisan Sabha）。与热衷于向政府请愿申诉的老一代国大党人不同，该组织吸收了一批愿意投身基层农民运动的（当时依然在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和洛希亚（Ram Manohar Lohia）和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等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废除中间人地主阶层柴明达尔（zamindar），并取消已经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的农业高利贷。1934年，纳拉扬在国大党内组建了“党内党”——国大社会党（Congress Socialist Party），在国大党的全国政治舞台上有力地支撑了甘地和尼赫鲁，并一度成为印共党人参与公开政治活动的重要平台组织。

第二，国大党人尝试团结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低种姓等社群开展身份政治。国大党领导人马尔维亚发起创立印度教大斋会（Hindu Mahasabha）以团结印度教徒，维护印度教社群利益，而大斋会则在日后成为重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国大党从国民大会时期便吸纳了一部分穆斯林精英（包括大地主和新兴中产阶级）。甘地推动国大党参与哈里发运动又使得国大党获得一批穆斯林乌莱玛和政治活动家的支持，更为国大党建立起一支穆斯林干部队伍。

总的来说，国大党通过在党内维持一种混合的意识形态，同时联合体制内印度人精英和民间社会力量开展大众动员，在殖民时代后期由一个松散的民意平台转型成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为基本共识、以甘地符号为旗帜的民族主义政党。

然而，在逐步蚕食英国殖民统治者权力的过程中，国大党自身也逐渐“蜕变”，上演了一出“屠龙者终成恶龙”的故事，形成以西化精英、地主阶级和高种姓印度教徒为主体的统治集团。这一趋势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愈发明显。

第一，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弃暗投明”，逐步深入渗透国大党，由此改变国大党基层的权力结构。20世纪3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不断深入发展，殖民统治已然岌岌可危。而英国自东印度公司以来重要的基层政治盟友——“忠英派”地主一方面担心国大党的农会运动终将伤及自身，另一方面也眼见英国人的势力日益衰落，无力再维护自己的利益。1937年，英印当局根据《1935年印度政府法》（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935）在英属印度各省进行省选举。这意味着经过多年斗争后，印度本土精英已经可以通过“人民授权”的代议制这一远比申诉请愿更加正规的制度获得省一级政权。于是，一些政治投机的地主在1937年选举前后通过原本就存在于国大党内的地主阶级集团转投国大党。而力求成为选举制度下“全民党”的国大党也接纳了这些本就与其关系密切的地主。二者很快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文化复兴主义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加入国大党的地主阶层联合党内部分高级领导人开展清理党内左翼力量，打压甚至杀害国大党农会干部和青年党工。1948年，在党内保守派帕特尔的主持下，国大社会党更被彻底清除出国大党，这进一步削弱了国大党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借助左翼进步力量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也正是这一“蜕变”为日后以社会主义党（Samajwadi Party）、全国人民党（Rashtriya Janata Dal）等“低种姓农民政党”颠覆国大党在北方农业区的政权埋下了种子。

第二，国大党自身和印度国家机器均由最初的“印度人化”日益转向“印度教徒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日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在20世纪30年代愈演愈烈的宗教种姓社群政治浪潮中，国大党首先需要处理达利特的身份问题。1932年《社群裁决》计划给“受压迫阶层”（depressed classes，即被视为“贱民”的达利特）等群体独立选区。这极大刺激了国大党内以保守派马尔维亚等人为代表的、受到地主阶级支持的高种姓印度教徒国大党领导人。根据193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达利特群体约有5000万人，已占总人口的14%。如果全面落实社群裁决，达利特很有可能进一步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脱离“印度教徒民族”，此外，还有许多历史上被高种姓视为“首陀罗”的低种姓同样不满印度教种姓阶序。落实社群裁决意味着他们未来也有可能进一步摆脱印度教。若是如此，印度将再也无法建成以“印度教徒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为此，马尔维亚等国大党领导人一方面以国大党自身的社会改革运动稳住低种姓，另一方面软硬兼施地（甘地甚至为此绝食）迫使达利特领袖安倍德卡尔签订《浦那协定》、放弃独立选区，避免印度教徒成为“非绝对多数”甚至“少数”的高种姓集团。

但是，国大党却未能有效应对穆斯林联盟（以下简称“穆盟”）的挑战。1937年省选举中，国大党展现出对穆盟的压倒性优势。由于选票分散，穆盟未能在任何一个省执政。穆盟在反思1937年省选举失败的教训后开始转向以更加激进化的政治宗教主张——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来吸引选民。1946年，印度在二战结束后迎来第二次省选举。穆盟以其独立建国的激进主张确立自己作为印度穆斯林“独家代言人”的权威，成功在旁遮普、信德、孟加拉三省（这三个省日后均部分并入巴基斯坦）执政，为印巴分治铺平了道路。大量穆斯林也在此期间脱离国大党，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国大党的“印度教徒化”。1947年国大党最终接受印巴分治方案后，同情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帕特尔主导了国大党内最高权力机构工作委员会，并在独立后出任权力最大的内政部部长。他不仅全盘接管殖民地国家留下的军警机器，并系统性地限制穆斯林在公务员和军警队伍内的发展。时至今日，全印公务员、军队、警官队伍中的穆斯林占比远低于穆斯林占全印总人口的比例。就这样，帕特尔和他的同僚们将早期民族主义者追求的国家机器“印度人化”转化为后殖民时代的“印度教徒化”。

在民族独立即将到来之际，独立后的政治权力分配问题被提上日程。央地矛盾日益尖锐。地方势力要求分权，但在中央强势执政的尼赫鲁家族则力图加强中央集权，党内矛盾激化。1950年，党内保守派的领头羊帕特尔过世，1952年尼赫鲁带领国大党赢得第一次大选，一时间风头无两。此时的尼赫鲁无意于与党内保守派分享权力。于是，帕特尔的政治盟友、同时也是尼赫鲁家族数代政敌的国大党保守派政治家坦顿（Purushottamdas Tandan）被迫辞去党主席职务，回到自己的故乡北方邦。在将党内主要反对势力排挤至地方后，尼赫鲁顺利接任党主席，同时掌握党政权力。但是，受限于联邦制的框架和国大党没有完全革除的“会盟”色彩导致国大党中央政府无法全面渗透基层社会，而之前几十年不断排挤国大党内的印共和社会党人又破坏了国大党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随着国家与基层社会的隔阂重新拉大，受国大党中央执政集团排挤下沉至地方的地方实力派日后反而支持国民志愿服务团等其他非国大党社会组织发展。这种错位的政治同盟重新在基层建立起了联系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但这一机制也孵化出了日后反国大党中央执政集团的各地方反对党。

就这样，从1937年省选举、1947年印巴分治和印度独立到1950年印度共和国建立的十余年间，国大党再次转型。但与从松散的国民大会“蜕变”为民族政党的上一次转型不同，独立前夜国大党的转型是从具有较广泛代表性的民族政党“蜕变”为由资产阶级、地主士绅和官僚管理者三大社会精英团体构成的“统治集团”（ruling bloc），在其走向权力之巅的同时已经为日后的衰落埋下祸根。

虽然国大党成功地通过渐进的“补充、渗透和替代”取代英国殖民者执掌印度，但也因为内部的分裂开始被新兴的政治力量——主要是社会党人和印度教民族主义补充、渗透。

尼赫鲁过世后，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发现自己依然需要面对父亲未能完全处置的、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在尼赫鲁留下的国大党中央，以辛迪加派为代表的国大党内实力派只希望英迪拉·甘地扮演政治吉祥物的角色。在首都德里的中央政治之外，早年被保守派清除出国大党的社会党人和印共激进派依然在基层积极推进自己的大众政治议程。在国大党和印度政府无力隔绝的六七十年代全球共运浪潮冲击之下，无论是全面的农村革命，还是大规模城市工人暴动，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国大党，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生存。

得到国大党地方实力派庇护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此时更是开始尾大不掉，甚至违背当初的诺言组党参政。事实上，早在1951年，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成员便开始以个人身份参加由前大斋会主席穆克吉（Syama Prasad Mukherjee）创建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同盟。更重要的是，服务团干部继续在国大党当权派管控不足的领域以社会文化运动的方式拓展影响力，重点与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争夺地盘，继学生会之后又建立了工会、农会、教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又可以发展自己的下属组织。由此，依托服务团干部网络形成了名为“团家族”的右翼组织网络。1980年，原印度人民同盟中的服务团骨干组建印度人民党。这些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组织实际上已经为想象中的“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编织了一个平行于“国大党-共和国机器”的制度架构，构筑起了与1950年体制对垒的阵地。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英迪拉·甘地以不同的方式，但是又与历史上国大党领导人相似的逻辑再次启动了国大党的转型。一方面，英迪拉·甘地广泛提拔忠于她个人的党内干部和政府官员，对党组织和国家机器同时进行“英迪拉化”，甚至为此不惜分裂国大党组织。包括日后以反对党人身份出任总理的德赛（Morarji Desai）、查兰·辛格（Charan Singh）、维什瓦纳特·普拉塔普·辛格（Vishwanath Pratap Singh）、谢卡尔（Chandra Shekhar）等许多重要政治家均是负气出走的国大党人。

另一方面，英迪拉·甘地再次启用左翼少壮派组建精干的党工队伍，启动国有化、社会福利建设等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议程，在选举中正面对抗党内外的地主利益集团以及持相似政见的印共和社会党。英迪拉·甘地的平民主义策略一方面帮助她赢得普通选民的支持，并有效削弱了政见相似但缺乏政治权力以向民众兑现政治承诺的左翼政党；另一方面巩固了她对党组织和国家机器的控制，并以国家机器继续推进她对国大党的“英迪拉化”改造，加速了国大党向尼赫鲁-甘地家族党的转型。

但是，英迪拉·甘地的政治遗产随着她的过世、冷战的结束等诸多因素而终结。1991年，国大党在尼赫鲁-甘地家族无力执掌期间启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实际上自己否定了英迪拉·甘地的经济方针。此时，国大党已不再是印度民族的“独家代言人”，屡次清除非尼赫鲁-甘地家族骨干、将民众对政党的信任高度寄托于政治家族符号的国大党也只不过是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的政党。

就这样，印度政治无形中完成了一轮“攻守易形”，国大党如百年前的英印总督，而站在他的对立面，在各级议会和选举中不断发难的一众反对势力更像是当年的“国民大会”。日后，年轻的印度人民党将从这个熙熙攘攘的“国民大会”中脱颖而出，成为印度共和国新的执政者。

综上所述，现代印度政坛屡屡上演的演变式政权更迭现象背后是印度国家-社会的矛盾性共生关系。自前现代便存在的、帝国自上而下的集权倾向和基层自治倾向之间的冲突导致体制内精英与基层大众之间始终存在张力。殖民时期国大党一度成功地整合了这一对矛盾体。国大党人秉持以甘地主义为主轴的混合意识形态，将阶级政治和身份政治作为两重现实抓手，在积极回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提升了自身的大众动员力以及与英殖政府谈判和博弈的能力。但这种整合只是暂时性的，国家-社会的不稳定关系也为后来国大党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20世纪30年代后开始全面推行的议会选举和政党政治在预示着印度民族独立即将到来的同时，也逐渐将国大党通过党内互动协调国家-社会矛盾的重要政治能力转移到了制度化的英式议会民主上。一方面，国大党内的政治精英，尤其是原本就熟稔英国议会政治的西式精英乐于通过参与比发动基层大众的全面革命成本更低且更可控的议会选举赢得政治权力。另一方面，这一机制也为被排挤出权力核心的边缘性政治力量提供了一个缓冲空间。他们也可以借助这一平台积累人力资源和治理经验，发展壮大乃至颠覆现有政治精英，实现政权交替。

包容性的政治安排与强有力的国内管控能力，促使执政者和绝大多数政治反对派在国内外形势的限制之下放弃打破演变式政权更迭的政治路径。印度独立后，国大党的执政集团将更加忠实于甘地的反现代性主张、试图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全面重塑印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甘地主义者排挤出政治舞台，这也就断绝了以彼时依然强有力的执政党重塑国家-社会结构的可能。虽然在1974~1975年间，由曾受国际共运影响、后成为甘地主义者的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领导的JP运动曾打出“全面革命”（total revolution/Sampoorna Kranti）的旗号。但这场全国性政治运动以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在大选中败选落幕，其结果依然是政党轮替，而非全面变革。

革命的话语从未缺席现代印度政治。时至今日，“革命万岁”（Inquilab Zindabad）的口号依然和巴格特·辛格（Bhagat Singh）、西瓦拉姆·拉吉古鲁（Shivaram Rajguru）等反英革命者的形象一起出现在各类执政者和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中。但是，全面重塑国家-社会结构，进而充分释放印度各方面能力、更符合中国读者认识的革命却一直缺席，取而代之的是渐进式政治演变的“历史周期律”——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地方领主的身份在乱局中坐上了莫卧儿的王座，国大党以辅助殖民地政府决策的“民意代表”的身份逐渐取代英印总督，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以国大党人发起的社会改革运动逐渐转型为政党组织并取代国大党执掌印度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