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想要真正建设非洲，就必须超越“提款机思维”

曹丰泽  

中国企业驻外工程师

【导读】随着中非合作逐步深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踏上了前往非洲的旅途。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们是推动非洲基础建设的“实干家”，但这些驻非中国员工的真实处境和内心世界，却鲜为外界所知。在曹丰泽的观察下，他们更多的是以“沉默个体”的身份参与到复杂的全球化进程中。他深入描绘了这些普通建设者的工作状态与心理困境，指出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员工与属地社会的关系上，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首先，曹丰泽认为，如今的在非中国建设者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迷茫且必要”。他们多数人并不将非洲视为家园，而只是作为赚钱谋生的路径，也缺乏长期扎根的意愿，却通过日复一日的劳动切实参与并深刻塑造着非洲的发展图景。在为生计奔波的背后，他们无意中承担起了推动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的现实角色。这种迷茫的心理状态与矛盾的角色身份，实际上映射出中非合作中隐藏的诸多问题，如属地认同缺乏、本地人才培养机制薄弱与人力管理模式滞后等深层问题，指出企业粗放式管理在高强度竞争下的不可持续性。最后，面对这些真实而复杂的困境，曹丰泽呼吁中国企业转变短期思维，以更理性、务实的姿态转向精细管理，重视员工福祉，培养本地人才，以真正实现可持续的海外发展。

本文节选自《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迷茫的建设者

截至 2024 年，如果把各行各业全都算上，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在非洲工作？几十万？几百万？还是上千万？很遗憾，我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可靠的调查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甚至连数量级都很难估计。这些人都是做什么行业的？他们在非洲待了多少年？他们都是抱着怎样的目的来到非洲，又都在关切些什么？这些问题，恐怕更难回答。我们必须承认，国内的学界也好，政府部门也罢，大家对“一带一路”这个宏观概念的关注度或许很高，但对这些具体的人（即使是个数字）的关注实在太少了。

在我本人看来，前往非洲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与那些前往发达国家的，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对当地的归属感，或者说融入倾向。前往欧美发达国家生活的人往往对当地融入倾向较强，不论是去上学、工作，还是做生意，许多人都是以尽可能地拿到当地合法身份，从而能在所在国长期生活为目的的。

但前往非洲的人却并非如此。大多数前往非洲的中国人，无论他们在非洲待上多久，3 年、5 年，还是 10 年，对当地社会也不会有任何的认同感。大多数人来到非洲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尽可能多地赚到钱，然后拿着这些钱头也不回地回家。他们对非洲的社会没有兴趣，对当地人也没有交流的欲望，在非洲的每一天，都是掰着手指、数着日子度过。他们来到非洲数年甚至十数年，只要有糊涂面在，就不愿意主动地吃一次当地特色的美食。不仅是在工地上打工的中国工人师傅，甚至很多在非洲做生意的有钱人也是这样的观念。他们在非洲社会混得很成功，与当地的各方势力都建立了友好的联系，并且获得了不错的金钱回报。即便如此，他们当中认同非洲，愿意在非洲长期生活下去的仍旧算不上多。

当然，这种差异的出现是不难理解的。人都渴望得到良好的生活环境，钱只是其中的一种中间递质。许多在国内，或者在发达国家可以轻易享受的生活服务，在非洲即使花了大价钱也很难享受到，这样一来，即使你赚到了钱，实际的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并不高，钱这种“中间递质”也就失去了意义。治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非洲的许多城市，糟糕的治安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作为有钱人，除非你能做到永远待在富人区不出来，否则你只要有事离开富人区，来到城市的中心区域，就必然要面临很大的人身安全风险，你的神经必须高度紧绷，这是即便你花钱也很难弥补的部分。

另外，前往非洲的人群和前往发达国家的人群之间，原本就存在一定的差异。不论真实的比例如何，但有一点不难想到，那就是来非洲打拼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不是做生意的大老板，而只是普通的打工者。不论是在国企、中国人开的私企，还是所在国当地企业工作，这里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以薪资为生的劳动者。非洲在国际产业链上的地位决定了这里所能容纳的高级岗位并不多，因此大部分的中国打工者从事的并非高端职业，相应地，他们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文化程度不高，以男性为主，经济压力大，在任何一个国家，这样的人群都是相对保守的那一部分，对自己本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认同程度更高。我有很多的工友，即使已经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也仍然对非洲的一切毫无兴趣，即使有离开工地出门转转的机会，他们也不想去。他们甚至会对厨师做的同属河南省，仅仅是不同地级市口味的菜肴表达强烈的反对，更别说去尝试粤菜或者川菜了。有的同事在广州停留5天，硬是可以做到一口粤菜不吃，每天只靠泡面充饥。让他们去接纳非洲的菜肴，现实吗？

当然，上述我所提到的只是普遍情况。现实中，总归有少数特例的存在。有一些中国人在非洲娶妻生子，组建了家庭。在家庭的影响下，思维方式和饮食习惯难以避免地发生改变，融入当地。在相对温和的赞比亚，愿意长期定居的中国人也相对较多。我认识的一位中国老板，跟我讲他来赞比亚安家就是为了实现他在国内实现不了的3个梦想——豪宅梦、豪车梦、用人梦。豪宅梦，指的是赞比亚的土地价格低廉，自建住宅不受限制，只需要三五百万元就可以建一座巨大的庄园，不仅房子大，还有巨大的院落，不必和邻居挤挤挨挨。豪车梦，指的是赞比亚的汽车管理法律不严，车子可以随便改装、随便上路，不用像在国内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办理复杂的手续。用人梦，指的是赞比亚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每月花几千元，就可以雇到五六名女佣伺候他的饮食起居，而且这一工资水平相对于当地标准而言还相当高，这使得女佣们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干活儿认真负责。他的这 3 个梦想固然是俗得不能再俗，却相当实在——赞比亚能够给他一些他在意的、国内给不了的东西，所以他选择留在了赞比亚。而对于那些不在意这些东西的人而言，赚钱，然后回国，恐怕才是默认的选项。

绝大多数中国人来到非洲，目的很纯粹，就是赚钱。他们对扎根非洲缺乏兴趣，也并没有什么成形的所谓“国际主义理想”。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他们的存在为非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事实。

从我 2018 年第一次来非洲，到 2024 年我写作此书时为止，短短 6 年，我就能通过肉眼见到非洲社会的巨大发展。非洲社会的底子极差，基础极其薄弱，也正因为如此，任何一项成规模工程的完工都会让一个非洲国家的面貌发生巨大改变。以水电站为例，一座下凯富峡项目这样规模比较大的水电站可以让赞比亚全国的总发电量提高 38%。在未来的若干年里，电力这一心腹大患的解除会使得赞比亚新的工业投资变得更加容易。

而要想成功兴建一座这样的工程，非洲国家几乎只能依靠中国企业的力量。最近数十年来，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在去工业化的道路上走得飞快。这些国家本国的基建数十年前就已经基本完成，这个行业很自然地逐渐萎缩掉了。坦率地讲，包括水电站设计和施工在内的大部分工业门类都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想要掌握这些技术也不需要太高的文凭。只要有足够的人愿意学，很多技术细节无非就是一层“窗户纸”，看两个，做两个，也就学会了。问题在于，水电站的建设涉及几百万个技术细节，上到流量如何设计，下到钢筋怎么绑，每个地方都是事儿。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掌握所有这些技术细节。要想有条不紊地建成一座水电站，必须有大量的、有实际水电站设计和施工经验的人员参与。上到项目经理、总工程师，下到钢筋工、塔吊司机，这些人员必须配齐，而且要能够轻易配齐——总不可能全国悬赏去招聘 20 名钢筋工吧？

这就是所谓的“工业体系”。工程能力不可能靠少数几个天才维持，它依靠的是海量的天资平平的专业人员，而这些专业人员则是靠庞大的工业需求维持的。中国的巨大体量和世界工厂的地位决定了它会长期维持很大的建设需求，相应地也就会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普通人，但在他们的领域内十分专业。只要有需求，任何一家平平无奇的中国建筑企业都可以迅速拉起一支精干的建设队伍，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迅速地、保质保量地完成建设，甚至自己还能从中获得一些盈利。这对于当今高度去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是不可想象的。由于长期缺乏工程实践，现在这些西方国家的建造能力早已不比当年。老的技术人员逐渐退休、死去，新的技术人员则逐渐转行，大部分的技术事实上就这样逐渐失传了。同样一个项目，如果让西方企业去干，很可能是成本严重超支，工期严重拖延，同时质量还无法保证。德国勃兰登堡机场的建造过程就是西方国家工程能力衰退的典型代表。这座机场的工期拖延了 14 年，超支 300 亿欧元，最终建成了也仍然存在大量的质量缺陷。因此在当今的非洲基建市场上，西方企业早已不再强势，甚至成批地撤出了非洲市场，这只是缘于单纯的经济理性。

水电站这样的非标准工业产品是如此，那些浩如烟海的标准工业产品就更是如此了。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需要大量的生产设备，而目前只有中国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提供质量可靠、门类齐全的生产资料。大到生产线，小到运输车辆，正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廉价生产资料，让非洲国家的初等工业体系得以逐步建立。

在此过程中，这些身在非洲的中国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最直接的建设者，他们掌握着各式各样的技术，修桥修路、建设电站、搭建工厂、生产产品，不仅亲自贡献技术，而且在生产的过程中还自然而然地将这些技术传授给非洲当地的学徒和工程师。这些人对非洲社会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毫无争议。在过去的 3 年中，我本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另有一些人是以间接建设者的身份存在的，他们或许不直接参与生产，但是作为经营者和投资者，他们间接地将中国的技术和资源引入非洲社会，帮助非洲的社会生产走向了良性的循环，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这些对非洲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吗？或许他们中确实有，但绝非主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以赚钱为唯一目的的俗人、普通人，同你我一样。他们吃苦受累，担着疾病和安全的风险，有时候甚至还要牺牲尊严，为的是他们个人的幸福生活。一个好的社会模式正是如此，可以让一大群只考虑个人利益的俗人自动自发地去做对社会有益的事，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作了贡献，让大多数人从中获益。在这样的模式下，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越发走近，经济上的联系也可以逐渐上升到文化上甚至政治上，反过来再促进经济上的联系和互补，形成良性循环。

这样的模式，在未来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吗？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个人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之所以说乐观，是因为单从数据上看，中非之间的经济互补性非常强，经济往来会越来越紧密，合作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之所以谨慎，则是因为在微观层面，确实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

首先是人的问题。如我前文所述，大多数在非洲的中国人对非洲并无认同感。无论他们待上多久，都并不打算在非洲扎下根，融入当地社会，而是终有一天赚够了钱就要离开。这种个人现象上升到企业层面，就是企业往往不愿意在非洲做太多的长期投资，而更喜欢做一些短线的、回本快的生意。这里面固然有对投资安全的顾虑，因为非洲国家往往政局不稳，投资回报周期太长确实有一定的风险。此外，这里面也有文化的因素，对于大部分中国企业而言，由于文化差异实在太大，融入非洲社会确实难度很高，只要利润能维持得下去，许多中国企业就不想节外生枝，继续扎根。

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对当地人才的培养往往缺乏连续性。出于成本和工作便利考虑，中国企业当然也会尽可能地雇用当地员工，但是这种雇用却很难随着时间的积累而逐渐深化。不论在哪个国家，想要在一地长期扎根，获得足够的市场势力，都势必意味着要培养一批忠诚度高的本国员工，尤其是要花时间、花资源培养出本国的高管来。但中国企业却好像大都没能力，也没意愿这样做。有些企业即使已经进入非洲市场多年，雇用的当地员工却仍然在底层高频率流动，始终难以出现能够扎根一家企业升入高层的员工。当企业确实需要当地高管时，就花高价临时雇一个。但是，高管毕竟不是卡车司机，他们是能影响公司命运的核心员工，临时雇来的高管显然并不可靠。在这种处境下，中国企业自然就容易出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现象。

这种现象从企业上升到国家层面，问题则更加严峻。中国与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始终是浮着的，没有办法扎下根来。繁荣的时候，经济往来程度可以很高；但是一旦经济不景气，大部分的人和企业就会迅速撤出，不会有丝毫留恋。那么等到下一次经济热潮回来的时候，这个市场还能仍然属于你吗？中国的潜在竞争者仍然不少。西方国家虽然当前未必有能力伸手，但他们有针对性地搞点破坏还是游刃有余的。扎根不易，这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现实。

在非洲，中国企业对当地员工的使用效率低，这只是反映中国企业人事管理混乱的一个侧面。事实上，中国企业对中国员工的使用模式也到了不得不改的生死关头。不论国企还是私企，很多企业管理者对人事管理的理解还停留在 20 世纪。老一代工人极度吃苦耐劳，只要有金钱的激励，他们可以做到在极长的时间里以极高的强度连续工作。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代农民工确实非常了不起，他们为我们国家的高速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放到世界的范围内看，甚至放到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中看，他们的这种工作模式是极不正常的，也是绝对不可能持续的。

现在，这一代工人正在逐渐老去，作为企业管理者，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只要还想让企业生存，就必须去雇用新一代的工程师和工人。平心而论，即使放到世界的范围内去横向比较，新一代的中国年轻工程师和工人仍然是最能吃苦的一群人。即便如此，他们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老一辈那种极端的管理模式。他们或许能够接受经常发生的加班或者剥夺休假，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长年的、没有任何周末节假日的“连轴转”。在生活需求方面，他们也不可能做到像老一辈那样，只要有饭吃、有觉睡就可以，他们必须享受定期的社会生活，需要参与城镇娱乐，需要与外部社会发生往来。这些如今已经被视为基本人权，如同人的四肢、内脏一样，是无法用钱收买的，并不是只要涨了工资就可以直接剥夺。

通过简单的调查即可发现，像我在非洲工地上经历的“连轴转”工作节奏并非孤例，而是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驻外企业的普遍现象，甚至不仅局限于建筑施工行业。很多时候，这种“连轴转”并无十分的必要，大部分工作并不会要求特别长的连续性，按时休假原本也不会对工作造成什么影响。很多时候，就连员工本人也在低效率地空转。他只是不被允许休息，但并不意味着他在工作。长时间的“连轴转”会造成工作人员疲惫，严重损害工作效率，提高工作出错的概率，最后造成更大的损失，还要投入资源去弥补。这对企业而言有何好处？显然是没有的，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仅仅是由于企业管理者落后的管理理念。这些企业管理者通常也是在上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对这种“连轴转”的工作节奏早已适应。在他们的思维逻辑中，定期的休息原本就不是人的必需品，他们从内心深处并不理解新一代员工对休息的需求，因为他们自己也不需要这种休息。

相对于老一辈工人，新一代工人和工程师面对企业的议价能力也在变强。当今中国的社会保障程度已经远非当年可比。老一代工人当年没的选择，如果不接受眼下的工作，他们全家就要面临生存的危机。而新一代工人则有很多选择，当前国内外就业市场有无数的机会，到哪儿都能混口饭吃，无非是赚多赚少的区别。就算真的什么都不干，回家待着，生活成本也可以压缩到极低，生存总归不成问题。总之，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苦苦忍受，挨累受气。正因如此，像驻外这样的辛苦工作，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很多应届毕业生来了，很快就会因为忍受不住辛苦而辞职跑回国。即便有些能吃苦的，在海外忍受几年，也不过是为了攒钱。只要攒够了钱，终有跑回去的那天。这对企业而言，实际上是一笔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甚至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因为培养人才需要投入极高的资源，还需要拿出许多实际的机会给他们试错，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成本。如果他们因为忍受不了高强度的工作走了，对企业而言，这些投入也等于打了水漂，同时还会因为人才的断档而陷入混乱。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话说回来，中国企业对当地人才的培养不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这种思维有关。中国的工作文化与非洲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与全世界都不同）。在非洲，多数雇员根本不愿意为了金钱牺牲自己法定的休息时间，即使补偿再多也不行，在他们看来这是在剥夺活着的意义。在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口中，这些要求法定休息的非洲员工就变成了“生性懒惰”“不堪使用”之徒。更有甚者，一些生意失败的老板会将责任归咎于“当地员工懒惰”，思之令人发笑。

以人为本，是企业立足的根本。人可以对恶劣的环境忍耐一时，却不能忍耐一世。在这样的管理理念下，无论中外员工，都很难同企业建立起任何感情，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毫不留恋地离去。如若不能立即扭转这种管理思路，这些企业的生存也就必不能久长。借着时代的东风，或许能够做成几个项目，赚到一些利润，但在长期很难逃过“其亡也忽焉”的下场。

如今，随着进入非洲市场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各行各业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竞争激烈，就意味着利润率会迅速下降，买方的议价权会提高，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生存会进一步承压。当前，这些竞争往往与外国企业关系不大，而是来自中国企业之间的互相杀价。竞争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良性的竞争有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是，就目前来看，客观上确实缺乏一些有效的协调机制让中国企业间避免恶性竞争。这些恶性竞争如果长期持续，对企业和所在国市场都将造成伤害，最终是没有赢家的。

在竞争激烈、利润收缩的大背景下，很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模式也必须发生转变，原来的粗放式管理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过去，建筑企业只要能把活儿干完，贸易企业只要能把东西卖出去，就能赚得到钱，无非是利润高低的差别。但现在，在利润空间收窄的情况下，就必须使用更高级的人才，进行更精细的管理，只有如此，企业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否则，原本就不高的利润空间很容易会在低效率的损耗下变成负数，企业很快就生存不下去了。

在这种环境下，许多企业很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利润率下滑，企业负担不起太高的人员开销，就开始琢磨“向管理要效益”，试图“减员增效”。剩余的员工工作量陡增，很多工作照顾不到，工作就会出现漏洞，进而给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损失。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建筑施工合同中，承包商的索赔事件需要专业的、既有经验又有闲的合同人员盯着，挖掘出每一点可能的蛛丝马迹去为自己的企业争取利益。相比于外国企业，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原本就处于劣势，合同人员偏少、能力偏弱，如果再进一步缩减人员，势必导致很多对我方有利的索赔事件挖掘不出，或者由于准备仓促而导致说服力减弱，索赔失败，进而给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种损失绝不是几名员工的工资可以比拟。另外，见识到了海外过高的工作强度，也让许多有才能的人望而却步。大家宁可少赚一点，也不愿意出来受这份罪。这就使得海外的工作人员不仅数量减少，连质量也在下滑，工作出错、企业蒙受损失的情况就会更多。同时，为了维持市场规模，在明明不盈利的情况下，许多企业还在接更多的订单扩展业务；更多的工作内容又进一步摊薄了人员，员工无暇兼顾业务，导致工作更容易出错；企业的损失越来越多，就要进一步给员工加压，从此陷入恶性循环。

其实，在这种比较不利的市场环境下，比较正确的对策是理性应对，适度收缩，集中人力把少数比较优质的项目或者业务干好。相对低迷的市场，其实是休养生息、培养人才、精进业务的好时机。人员集中后，工作压力减轻，可以把原本比较粗糙的活儿干得更精细，也可以发掘出更多的盈利点，把原本不盈利的项目干得盈利，这才是“向管理要效益”。同时，人员的收缩集中也有利于培养新人才。老的、有经验的人才可以抽出精力来教育新员工，形成有梯度的人才储备。同时，更少的业务也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同样处于市场低谷期，业务收缩可以帮助企业活得更久，而不是在茫然无措的赔本项目中耗尽现金流。等到下一个比较好的大环境到来时，可以把这些储备的人才平移出去，做盈利的项目。如此一来，企业生存的概率将会显著地提升。大浪淘沙，我相信终有一部分中国企业能够在非洲市场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