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启示：关税战的6大生死法则——从1846-2025年（狄阿万）

关税战的6大生死法则

——从1846-2025年

作者 / 狄阿万

自由撰稿人、独立思考者

一、19世纪至二战前的关税战：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初次碰撞

（一）英国《谷物法》与自由贸易的博弈（1846年废除）

19世纪初，英国社会经济结构处于剧烈变革期。农业贵族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推动《谷物法》出台，对谷物进口实施严苛限制。这一举措致使国内粮价大幅攀升，工人生活成本急剧增加，工业资产阶级随之面临劳动力成本飙升的困境，严重阻碍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以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大力倡导自由贸易理论，他们明确指出，高关税不仅无法增强工业竞争力，反而会因限制原材料及廉价粮食进口，削弱工业发展的根基。经过漫长的政治博弈与社会舆论推动，1846年《谷物法》终于被废除。此后，英国积极与多国签订最惠国协定，凭借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其工业品出口占比从1850年的40%迅速攀升至1870年的60%，有力推动全球贸易迎来一轮增长高潮。然而，在此过程中，法国、德国等国因担忧产业冲击转向保护主义，例如法国1881年《梅利纳关税法》将平均关税提至25%，德国1879年《关税法》对钢铁、谷物加税，形成“贸易阵营对立”。

（二）法意、法瑞关税战（1880-1890年代）

19世纪80-90年代，法国为保护本国纺织业，将平均关税提高至25%。这一保护主义举措引发意大利和瑞士的强烈回应，它们分别对法国的葡萄酒、丝绸等优势产品加征30%-50%的高额关税。在这场关税战中，法国对意大利出口下降43%，瑞士对法国钟表出口减少27%。双方企业因工业原料短缺陷入生产困境，大量企业倒闭，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法国在1890年代GDP增速降至1.2%，仅为同期德国的三分之一。这场关税战深刻展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导致双边贸易急剧萎缩，更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造成长期负面影响。

（三）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1930年）的灾难性示范

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阴霾笼罩美国，国内农业和制造业陷入困境。为保护本土产业，美国出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2000余种商品关税大幅提升至59%。然而，该法案在制定过程中被利益集团操控，工业品税率从38%飙升至53%，远超合理保护范围。这一极端保护主义政策迅速引发全球报复。加拿大将对美木材关税提至 30%-50%，德国对美国汽车关税翻倍至 20%。短短四年内，全球贸易额缩水66%，美国出口暴跌61%，失业率飙升至24.9%，国内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漩涡。更为严重的是，这场关税战加剧了全球经济秩序的混乱，间接催化纳粹在德国的崛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济诱因之一，给全球带来巨大灾难，堪称贸易保护主义危害的典型案例。

二、二战后至20世纪末：制度约束下的有限冲突

（一）美欧“鸡肉战争”（1962-1963年）

20世纪60年代初，欧共体为保护本地家禽产业，对美国冻鸡加征关税，从原本的4.5美分/磅大幅提高至13美分/磅。美国迅速采取反制措施，将法国白兰地关税提至25%。这场“鸡肉战争”导致双方相关产品出口额分别下降60%和40%。在关税战的冲击下，双方意识到持续对抗将造成更大损失。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美欧通过配额谈判等协商方式，逐步化解矛盾。这一事件表明，在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约束下，小规模关税战可通过协商控制损失，但同时也凸显了农产品领域保护主义存在的政治惯性，给后续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和执行带来挑战。

（二）美日贸易战（1980-1990年代）：技术霸权的争夺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日本半导体产业迅猛发展，在全球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尤其是DRAM领域，1986年日本份额高达80%，严重威胁到美国在半导体技术领域的霸权地位。美国随即通过《美日半导体协议》，强制日本开放市场，要求外国产品在日本半导体市场占比达20%。在这一政治干预下，日本半导体产业遭受重创，DRAM份额从1986年的80%骤降至1993年的10%。与此同时，韩国三星抓住机遇，加大研发投入，迅速崛起，1993年市场份额反超日本至45%。此外，美国通过广场协议促使日元升值200%，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贸易逆差压力，但也导致日本资产泡沫严重，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而美国自身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1990年对日贸易逆差仍高达500亿美元。这场贸易战深刻体现了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各国为争夺技术霸权和市场份额展开的激烈角逐，以及贸易政策对相关国家经济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

（三）美欧钢铁与农产品争端（19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美国以反倾销为由，对欧盟钢铁加征30%的高额关税。作为回应，欧盟以香蕉配额限制等措施进行反击。双方争端最终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WTO）裁决，WTO裁定双方违规。在美国面临国际舆论压力和贸易规则约束下，被迫撤销关税。但在此过程中，美国钢铁行业因产业转型与贸易摩擦流失约 20 万岗位。这一事件凸显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围绕优势产业展开的规则博弈。虽然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此类贸易争端时存在一定低效性，但不可否认其在遏制全面贸易战爆发、维护多边贸易秩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证明了多边贸易框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

三、21世纪以来：全球化裂变与系统性风险

（一）中美贸易战（2018年至今）：新冷战的序幕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爆发，成为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大事件。美国对中国5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妄图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中国则以稀土管制等措施进行反制。在半导体领域，全球芯片供应链因贸易战被迫重组。中国企业在压力下积极投入研发，半导体自给率从5%逐步提升至35%，但在7nm以下先进工艺方面，仍受制于ASML光刻机等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出口限制。同时，贸易战促使部分产业发生迁移，越南电子产业吸引大量FDI，增长40%，墨西哥对美汽车出口因关税规避激增30%。然而，由于这些新兴承接国工人效率仅为中国的65%，导致全球生产成本上升12%。这场贸易战不仅深刻影响了中美两国经济，更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布局产生深远影响，拉开了大国在经济、科技领域全方位博弈的序幕，有舆论将其视为新冷战在经济领域的开端。

（二）2025年全球关税战：历史的重演与变异

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名发起全球贸易战，对185国加征10%基准关税，并对中国（34%）、越南（46%）、欧盟（20%）等贸易逆差国叠加惩罚性税率。这一政策直接导致美股三大指数两日暴跌近10%，全球供应链成本激增23%，滞胀风险急剧攀升。中国以对等34%关税及稀土出口管制强势反制，欧盟则推出260亿欧元反制清单并加速“经济独立”议程，金砖国家本币结算比例突破26%，数字人民币在石油交易中占比达6%，动摇美元霸权。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RCEP区域内贸易占比升至45%，中企通过墨西哥、东南亚“迂回生产”规避关税，但越南等承接国因工人效率不足推高全球成本12%。历史警示显示，此次关税战与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相似，可能引发全球贸易量萎缩15-20%、1.2亿人返贫的系统性危机，但数字经济与区域合作也为破局提供新路径。

四、各国应对关税战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一）历史失败案例：单边保护主义的自我反噬

1、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全球灾难

1930年，美国深陷经济困境，为求自保，贸然出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近乎疯狂地将2万种商品关税大幅飙升至59%。这一极端单边行径宛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打破全球贸易的和谐秩序，激起各国强烈反弹。加拿大率先发难，对美国木材、农产品等多个领域加征30%-50%的关税；法国和英国也不甘示弱，分别将汽车关税提高到45%和20%，全力捍卫本国制造业。这场关税混战致使全球贸易体系千疮百孔，短短3年，全球贸易额锐减66%。美国自身更是泥足深陷，失业率一路狂飙至25%，工业产值骤降27%，经济坠入大萧条的无底深渊。此事件深刻揭示，单边关税政策粗暴斩断国际分工纽带，使全球产业链协同运作戛然而止。经济衰退如同汹涌的潮水，迅速蔓延，最终引发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德国纳粹势力趁机崛起，间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济导火索。

2、1980年代美日半导体战的双输困局

20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如日中天，在全球市场份额迅猛扩张，严重动摇美国在该领域的霸主地位。美国见状，立即对日本芯片加征100%关税，妄图遏制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势头。短期内，日本半导体行业发展节奏被打乱，市场份额有所下滑。但美国也未能从中捞到好处，高关税使得美国电子产品价格飙升，抑制国内消费需求，极大延缓信息技术普及进程。更致命的是，产业转移规律悄然发挥作用，韩国和中国台湾瞅准时机，大力投入半导体研发与生产，逐渐崛起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新的劲旅，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不断被削弱。这一案例警示世人，技术封锁违背市场规律与产业发展大势，不仅难以实现长期战略目标，反而促使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洗牌，催生新的竞争对手，引发全球产业格局深刻变革。

（二）成功经验：规则博弈与战略反制

1、欧盟的精准反制体系

（1）1962年冻鸡战争

1962年，美国大规模补贴农业，对欧洲家禽市场造成严重冲击。欧盟迅速做出反应，充分利用自身在香蕉、葡萄酒等领域的优势，通过设置香蕉配额限制、提高葡萄酒关税等手段，直击美国农业利益集团要害。美国相关产业遭受重创，农产品出口受阻，国内农业企业压力倍增。在这场博弈中，欧盟凭借精准的反制策略，成功迫使美国妥协，有力维护了自身农业产业利益。

（2）2019年航空补贴争端

2019年，欧美航空补贴争端升级，美国政府对空客实施关税制裁。欧盟依托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发起有力反击，对波音产品加征40亿美元关税。在WTO框架下，欧盟凭借充分的法律依据和精准的经济制裁手段，牢牢占据谈判主动权，最终迫使美国取消对空客的不合理关税，在这场航空领域贸易争端中取得胜利。欧盟成功的核心策略在于，以“产业痛点”为靶向，巧妙将法律工具（如WTO诉讼）与经济杠杆（交叉报复）有机结合，精准打击对手，实现战略目标。

2、中国的技术突围与区域整合

（1）稀土管制

中国在稀土资源储备与开采加工方面拥有全球领先优势。面对国际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与贸易摩擦，中国果断实施稀土管制政策。这一举措立竿见影，直接导致美国 F-35 关键零部件供应紧张，生产线进度滞后，因为其关键零部件制造高度依赖中国稀土。通过精准的资源管控，中国极大强化在全球战略资源市场的议价权，打破西方国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垄断，显著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与战略地位。

（2）RCEP协作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中国积极推动区域产业链深度合作。部分中国企业通过在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设厂，成功规避高达54%的对美关税。与此同时，RCEP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占比提升至66%，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增强，贸易成本大幅降低，为中国企业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开拓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数字人民币破局

数字人民币在研发与推广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沙特石油交易中占比达6%，逐步打破美元在国际石油结算体系中的长期垄断地位。随着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推进，这有助于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争取更多主动权，降低对美元结算体系的依赖，有力提升国家金融安全与国际经济话语权。

3、东南亚的产业链承接与升级

（1）越南经验

近年来，越南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与优惠政策，吸引苹果、三星等跨国企业转移产能，电子产业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40%。然而，由于越南工人效率仅为中国的65%，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全球生产成本被推高12%。尽管面临诸多挑战，越南通过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逐步提升自身制造业水平与产业配套能力，在全球电子产业分工中站稳脚跟。

（2）马来西亚转型

马来西亚聚焦半导体产业发展，通过政策扶持与技术引进，半导体设备出口增长64%。同时，借助《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规则，积极对接美日等发达国家技术标准，推动本国半导体产业向高端化、国际化迈进，成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实现弯道超车。

（三）现代关税战的创新解法

1、区域经济集团化对抗

（1）东盟集体谈判

东盟十国在面对外部关税压力时，强化区域合作，协调成员国立场。在与中国、欧盟自贸协定谈判中，以集体力量参与谈判，显著增强谈判筹码，提升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通过整合区域资源，优化产业布局，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度，有效抵御外部关税冲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2）金砖机制突破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断深化，本币结算比例达85%，极大降低对美元结算体系的依赖。同时，金砖国家致力于建立独立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支付系统，旨在打破美元在国际金融结算领域的垄断，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为应对外部金融制裁与贸易摩擦筑牢坚实保障。

2、技术标准与绿色规则重构

（1）欧盟碳边境税（CBAM）

欧盟推出碳边境税政策，对进口的高碳排放产品征收额外关税。这一举措有力倒逼全球钢铁业减排30%，将环境保护压力巧妙转化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通过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欧盟在全球绿色产业发展中抢占先机，推动全球贸易规则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变革，提升欧盟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2）中国新能源车标准输出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技术实力强劲，通过主导电池碳足迹认证体系建设，输出中国标准，打破欧美在传统汽车技术标准领域的长期垄断。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标准逐渐获得国际市场认可，推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朝着中国引领的方向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

3、数字经济对冲

（1）3D打印与自动化

以美国Formlabs公司为代表，3D打印与自动化技术在关税战背景下迎来发展机遇。该公司估值增长185%，通过3D打印技术实现产品本地化生产，大幅减少对进口原材料与零部件的依赖，降低关税敏感度。同时，自动化生产显著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人力成本，有效对冲关税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为制造业应对关税战开辟新路径。

（2）物流大数据

Resilinc等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供应链韧性模型，通过实时监测全球供应链动态，在关税冲击下订单调整效率提升40%。企业能够依据物流大数据及时调整采购、生产与配送计划，优化供应链布局，降低关税波动对企业运营的影响，增强企业在复杂贸易环境中的生存与应变能力。

（四）核心启示：从零和博弈到多边竞合

1、失败教训的警示

历史经验清晰表明，保护主义虽能在短期内转移国内经济矛盾，但从长远看，将严重损害产业竞争力。以美国钢铁业为例，在长期关税保护与贸易争端中，流失20万岗位，产业发展陷入困境。同时，关税战极易引发地缘政治危机，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崛起、2025年东南亚因贸易摩擦面临动荡风险，都警示各国关税战绝非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途径，其负面效应将远超预期，严重威胁全球经济稳定与和平发展。

2、成功策略的共性

（1）规则工具化

善于运用国际规则是应对关税战的关键。欧盟在与美国贸易争端中，充分借助WTO争端解决机制，胜诉率高达78%，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各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充分利用现有多边贸易体系，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贸易争端，避免陷入无序的关税混战。

（2）产业链弹性

构建富有弹性的产业链至关重要。墨西哥通过“近岸外包”模式，利用区域贸易协定，有效规避54%关税，汽车出口激增30%。企业应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加强区域产业链协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降低关税冲击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3）货币多元化

推进货币多元化进程是降低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数字人民币的推广以及卢布-人民币结算等模式，打破美元金融捆绑，提升新兴经济体金融自主权。各国应加强货币合作，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增强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为应对关税战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五、如何打好关税战：历史经验与战略选择

（一）避免单边保护主义陷阱

从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惨痛教训可知，单边的以邻为壑关税政策必然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连锁报复，最终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崩溃，各国经济均遭受重创。在当前全球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极高，任何试图通过单边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的做法，都将打破全球经济的平衡。因此，应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强化其多边仲裁机制，确保国际贸易规则的公平性和权威性，让各国在规则框架内解决贸易争端，而不是架空现有多边贸易机制，陷入单边主义的泥沼。

（二）构建非对称反制能力

在关税战中，构建非对称反制能力至关重要。例如，中国凭借在稀土领域的资源优势，实施稀土管制措施，致使美国F-35生产线停工47天，精准打击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要害。欧盟推出碳边境税（CBAM），将气候议题转化为贸易规则筹码，倒逼钢铁业减排30%，既推动了自身绿色产业发展，又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动。各国应深入挖掘自身在关键资源、技术或产业领域的独特优势，将其转化为在关税战中的非对称反制手段，从而在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三）推动产业链韧性升级

1、技术卡位

面对外部技术封锁和关税压力，企业应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实现关键技术的自主突破。华为通过长期坚持技术创新，推出“零美国元件”手机，成功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提升了自身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宁德时代在钠离子电池技术上取得突破，打破了国外在电池技术领域的部分垄断，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技术卡位，企业能够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占据有利地位，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2、区域重组

企业可通过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利用区域贸易协定规则，规避关税风险。例如，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建厂，借助《美墨加协定》（USMCA）规则，有效规避了高达54%的对美关税。这种区域重组策略有助于企业降低关税成本，保障供应链稳定，同时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全球产业链在区域层面的优化升级，增强企业在关税战背景下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四）激活内循环与新兴市场

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4万亿元（超美欧总和），内需市场规模全球领先，庞大的国内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企业应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加大国内市场开拓力度。同时，跨境电商规模达2.6万亿，通过TikTok直播等新兴电商模式，以及拓展中东等新兴市场订单，能够有效对冲美国市场因关税战造成的损失。各国应积极推动内需市场发展，完善国内消费环境，培育新兴消费模式，同时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合作，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在关税战中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

（五）把握规则制定主动权

1、数字贸易领域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中国积极推动金砖国家支付系统覆盖130国，在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则制定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通过区域合作和国际交流，中国能够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过程中充分表达自身诉求，维护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利益，提升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的话语权。

2、气候领域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气候相关贸易规则逐渐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联合欧盟等在绿色技术和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将碳关税扩展至美国等高耗能产品出口，共同重塑全球绿色贸易标准。通过积极参与和推动气候领域贸易规则制定，中国能够引导全球贸易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提升我国绿色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贸易规则重构中占据主动地位。

结语：在历史的镜鉴中寻找破局之道

从1846年《谷物法》废除到2025年量子技术封锁，关税战始终是国际权力转移和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重要缩影。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单边保护主义已无法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各国唯有通过技术自主创新（如芯片国产化进程）、规则创新（如数字人民币结算体系的推广）、区域协作（如RCEP框架下的产业链整合）等多维度举措，才能在全球化裂变的浪潮中构建新的发展范式。

历史的教训清晰地表明，合作而非对抗，才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答案。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国应秉持开放、包容、合作的理念，共同推动全球贸易规则的完善和优化，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