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特朗普拿到了美开国功勋的剧本”

【导读】4月18日，特朗普终于宣布，他无意再提升对华关税，美中关税战或将迎来反转。然而问题在于，特朗普能否达成通过关税手段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继而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目的？倘若关税无效，特朗普是否还会想出其他手段，继续搅动世界经济？

本文指出，高关税作为一种悠久的政治遗产，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就已埋下伏笔。美国首任财长、开国元勋之一汉密尔顿就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美国应通过保护性关税、补贴和技术引进等措施发展制造业，以摆脱对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经济依赖，实现经济独立。汉密尔顿意图效仿英国构建“财政国家”模式，将关税作为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以清偿国债并应对财政需求，而此后又成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

汉密尔顿意欲为美国打造一个现代产业体系，体现了美国想要成为富强国家的独立意志。然而围绕着美国是否应迈向工业化，汉密尔顿与其政敌杰斐逊等人展开了路线斗争。杰斐逊等农业精英最初反对发展制造业，认为美国应坚持农业经济。本文以汉密尔顿与其政敌杰斐逊的观点冲突为线索，勾勒了这一政治传统的确立过程。而如今美国又一次挥舞起关税大棒，其背后同样交织着经济理性与政治算计，汉密尔顿的影子正以新的方式投射在华盛顿的决策桌上。

本文为作者授权发布，原题为《汉密尔顿与美国关税传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汉密尔顿与美国关税传统

严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的高关税传统与其开国财长汉密尔顿有密切关系。2024年，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秋季号上，连发5篇关于产业政策的论文，其中第五篇为理查德·西拉（Richard Sylla）所撰《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与产业政策》（Alexander Hamilton's Report on Manufactures and Industrial Policy），该文摘要如下：

汉密尔顿在1791年发表的关于制造业的政府报告，是对美国工业化的前瞻性论证，并得到了旨在鼓励工业化的公共政策的支持。1790年前后的传统智慧，以及比较优势的静态考虑认为，美国应该坚持农业，出口其农业剩余，进口欧洲制成品。然而，欧洲主要帝国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对美国出口构成了障碍。因此，汉密尔顿认为，使用最新机械技术的美国制造业，将通过创造对农业剩余的国内需求，减轻欧洲贸易限制的影响。他的报告列出了值得支持的行业，以及鼓励这些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美国政府几乎采纳了汉密尔顿的所有建议。这些措施使美国在那个世纪的工业产出年均增长率达到5%，帮助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国家。

在今天的世界变局背后，汉密尔顿的影子若隐若现。这是思想穿透时间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有时是以扭曲的方式呈现。

在联邦政府成立之初，汉密尔顿的核心议题包括：第一，为美国建立一个强大的财政体制，既用于清偿独立战争时期欠下的历史债务，又能够在未来应对紧急情况；第二，效仿英国重商主义体系建立一个包含制造业、航运业与对外贸易在内的产业基础，使美国摆脱对英国的依附，实现继政治独立之后的经济独立。关税对这两个议题都非常重要。然而，汉密尔顿本人是一个著名的亲英派，在当时的大国外交中，他不主张美国对英国“脱钩”，在其《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也不以关税作为培育制造业的唯一手段。反倒是汉密尔顿的政敌杰斐逊一派有着更狂热的经济民族主义冲动，最终代汉密尔顿建立了一个高关税体制，塑造了美国的一种历时甚久的工业文化传统。

▍关税与财政国家

从历史大势来看，汉密尔顿作为华盛顿的左臂右膀，为独立后的美国打造了一个英国式的财政国家（fiscal state）。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兴起的“新财政史”研究提出了“财政国家”理论，指出军事需求驱动欧洲部分国家建立起比较发达的财政体制，“自我持续成长”是近代财政国家的一种内在发展模式。但是，只有英国一个国家达到了财政国家比较高级的阶段，因此能够抵御军事超级大国即拿破仑帝国的侵犯。汉密尔顿是著名的亲英分子，他对前宗主国的仰慕，也包括财政国家体制。而关税，最初与保护制造业无关，只是涉及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1789年，美国实施进口关税和船舶吨位税，以为新政府提供财政收入。由于着眼于税收而非保护国内产业，关税与船舶吨位税的税率均较低。不久，政府就开始征收国内消费税。这是汉密尔顿作为财政部长打造财政新体制的第一步，也可以算是常规性的举措。而当时美国面临的更紧迫问题还是政府负债如何偿还。

美国独立后，财产税和人头税继续充当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而对联邦政府来说，从1789年到1914年，其收入几乎全部来自3个来源：进口关税、对烟酒征收的消费税、土地销售收入。这其中，关税被证明是稳定的不断增长的收入来源。土地销售在联邦政府的收入来源中虽然稳定，但一直不占主要地位。至于国内消费税，则从实行之日起就充满争议。1791年，国会批准了汉密尔顿的威士忌消费税法案，但由此酿成了一场叛乱。1801年，杰斐逊派完全取消了该税种。在美国内战前，消费税没有成为联邦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1805年3月4日，杰斐逊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总结了他上一任期内的财政改革政策：“裁减冗员，压缩无用的机构和开支，使我们可以不再征收国内税。这些税使我们的国土上遍布收税员，按家按户索取，使人民深受其害，而且征税一开始，就很难阻止它相继扩展到每一种产品和财产。”分析1792—1816年美国中央政府的岁入与支出后会发现，岁入部分分成关税与国内岁入两大块，而关税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代经济学家指出，除了战争时期，关税收入足以满足整个19世纪美国的国家财政需求，在和平时期，美国政府很少受到财政压力，事实上，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它已经能够偿还革命和1812年战争所产生的国债。这种分析只是后见之明，而且，围绕关税的争议在美国历史上又引发了其它问题。汉密尔顿没有只押注于关税，他希望效仿英国打造一个财政国家，也和英国一样，靠军事镇压保证了其现代化方案的推进。1792年5月23日，杰斐逊向华盛顿表达了他对汉密尔顿的不满，提到“为了征税而向我们自己人民开战，甚至不惜征收可恶的消费税”，并表示这一税收体制就是要逐渐把美国导向英国“君主政体”。事实上，华盛顿—汉密尔顿的财政国家为了消费税，在几年后确实选择了向人民开战，即1794年的镇压威士忌叛乱（Whiskey Rebellion）。尽管财政国家取得了镇压边民叛乱的胜利，但很显然，向国民征收消费税，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技术上，都不如向外国人征收关税更方便。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与关税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是汉密尔顿作为财政部长提交的一份经济建国纲领，为美国描画了工业立国的蓝图，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也堪称具有开创性的经典文献。汉密尔顿意欲为美国打造一个现代产业体系，体现了美国想要成为富强国家的独立意志。当然，围绕着美国是否应迈向工业化，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等人展开了路线斗争。

在殖民地时代，北美大部分地区以经营出口型农业为生，尤其华盛顿、杰斐逊等南方精英所隶属的沿海低地，盛行种植园经济。这种产业现实塑造了南方精英的产业观念。1785年8月23日，在写给美国“国父”之一杰伊的密信中，杰斐逊声称：“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土地可供无数人耕种。耕种者是最有价值的公民……我认为工匠是助长罪恶的人，是被用来全面颠覆国家一切自由的工具。”他同时还贬斥了海员：“我们在海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必须以经常的战争为代价。”尽管杰斐逊在独立战争爆发前曾怒斥英国重商主义体系对北美制造业的压制，但美国独立后，他还是认可殖民地时代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而这与他所来自的弗吉尼亚的产业结构有直接关系：“我们应该长久地把我们的工人留在欧洲，而欧洲则应该从美国输入原材料和甚至生活必需品……弗吉尼亚生产的烟草确实几乎全部销往英国，原因是该州人民欠英国一大笔钱，正在尽可能快地偿还。”1786年，杰斐逊去英国旅行了两个月，在一封信中，他表达了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某种不以为然，只提到新兴工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的价值。1788年，杰斐逊在给两个赴欧游览的美国人提建议时，认为不必要关注轻工业品：“环境使得美国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现在活着的人在世期间成为一个工业国，因此仔细地研究这些东西将会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有时候，华盛顿也会附和杰斐逊。例如，在1788年1月1日写给杰斐逊的信中，华盛顿称：“……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大范围的投机活动、赌博的心理或任何能够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农业生产上吸引开的东西，都将对我们十分有害，如果其影响不是毁灭性的话。”公允地说，对华盛顿这个种植园主而言，发展农业比发展制造业更符合他的认知。1788年6月19日，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他写道：“因为在如此广泛的区域里，土壤和气候都多种多样，以至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世界仓库和粮仓。”华盛顿没有像杰斐逊那样明确反对美国发展制造业，但他内心应该会认为美国发展农业更具比较优势。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就是汉密尔顿希望培育美国制造业所要面对的观念阻力。

与来自农业地区的精英华盛顿、杰斐逊不同，汉密尔顿作为移民，又以纽约为其据点，对制造业的价值认识得更清楚。1789年1月，纽约成立了制造业协会，两个月后，曼哈顿下城开了一家毛纺织厂，汉密尔顿名列股权人名单中。该厂因水资源严重短缺而在一两年后倒闭，但这被认为是汉密尔顿介入制造业的开端。因此，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不是坐在书斋里的理论家的空想，也不是远离市场的政府官员的臆造，而是综合了学术理论与实际经验的战略蓝图。为汉密尔顿起草《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第一稿的是财政部的官员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今天，美国参议院的网站上仍挂着考克斯发表于1787年11月26日的文章《一个民主的联邦党人》（A Democratic Federalist）。因此，考克斯追随联邦党人的领袖汉密尔顿不足为奇。1791年4月，汉密尔顿曾以个人威望帮助考克斯成立一家制造业协会，根据考克斯协助汉密尔顿撰写的协会计划书，该协会打算创建一个类似于工业园区的制造业基地，为国内企业树立榜样，协会所需要的资金则将部分通过政府债券来筹措。协会计划书也毫不掩饰致力于从欧洲获取先进技术的工业间谍行为。了解了考克斯与汉密尔顿1791年的这些实践，再去审视当年底的那份报告，就很容易看到报告内容极具针对性。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既论证了美国应该发展制造业，又论证了美国能够发展制造业，为这个当时的后发展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树立信心。报告指出，由于创新与创业具有高风险，会使资本裹足不前，故政府应以产业政策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资本进入。当时的一些欧洲人以及不少美国人，均认为美国发展制造业缺乏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的条件，报告对此进行了有力批驳，分析了美国的优势。无论其观点精确与否，其勇气与自信都证明了，发展建立在自尊自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基础上。向发达国家下跪是跪不出现代化的。这也是工业文化作为一种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之真义。当然，这部分内容是考克斯的观点还是汉密尔顿的思想，亦或者其主旨为两人所共享，那又是另一个纯学术的问题了。不过，在分析资本匮乏并不足以限制美国制造业发展时，报告花了大量篇幅讨论长期债务、公共信用可以用来培育制造业，这几乎可以肯定是汉密尔顿的个人趣味，服务于他正在推行的财政与金融政策。由此可见，无论汉密尔顿是否与考克斯存在理念上的分歧，《关于制造业的报告》都是汉密尔顿构建其宏大财经体制的一环。在从理论上分析了美国能够发展制造业之后，报告又举出了美国制造业已经取得进步的若干产业的案例，共列举了17个产业，强化了其论证。

在对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的诱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后，报告就开始讨论政府如何以政策来扶持制造业，共列举了11条措施。其中第一条便是保护性关税：“保护性关税——或对那些希望由国内生产且对国内商品构成竞争的外国产品征收关税。”至于其它措施，则包括：禁止进口竞争性物品、禁止制造业原材料出口、金钱奖励、免除制造材料的关税、鼓励国内的新发明和创造、引进与机械相关的发明创造、为各地之间的汇款提供便利、为各地之间的商品运输提供便利等。总的来看，报告提出的这些措施具有重商主义的底色，其保护性关税、限制原材料出口、给企业补贴都属于一般性的重商主义政策，早已为欧洲列强所实践。报告建议的鼓励创新、加强技术引进与提升产品质量等措施，是直接从生产层面培育制造业的举措。最具汉密尔顿特色的措施当属以金融支持制造业，这既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成为汉密尔顿打造其财政与金融体制的又一个理由，又为培育制造业预设了实际的资金配套措施。报告还建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强调的是，在所有这些措施中，汉密尔顿更偏好给企业补贴而不是提高进口关税。但不管怎么说，由于报告第一条建议就是保护性关税，汉密尔顿的名字从此就与关税脱不了关系了。

总的来看，汉密尔顿所认可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不只是一个关于制造业的产业政策纲领，而是一个涉及制造业、农业、金融、交通、贸易、教育的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伟大构想。然而，该报告引发的争议也比前面几个报告更大。最终，报告未能被国会立法通过，但是汉密尔顿成功说服国会采纳了其中的关税建议。汉密尔顿的建议在1792年3月的议案中重新提出，最终，国会采纳了提高18种关税、下调3种的办法。美国国会实际上接受了汉密尔顿几乎所有提高制造业产品关税的建议，而未触及补贴和其它建议。这对汉密尔顿而言，算是一种打了折扣的胜利。

▍汉密尔顿政敌实施的报复性关税

汉密尔顿通常被视为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的代表，但汉密尔顿确实不是刻板印象里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而且他在贸易政策上的确是一个亲英派。考虑到《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的精华部分或出自考克斯手笔，则汉密尔顿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的态度更显暧昧。相反，在对英问题上，杰斐逊更像一个民族主义者，也确实推行了强硬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政策，而杰斐逊的这一态度反而为他后来容纳《关于制造业的报告》里推荐的政策预留了空间。

汉密尔顿主张加强对英贸易，除了他个人一向亲英外，在当时只是反映了一种贸易结构的现实。美国原本处于大英帝国构建的经济体系中，独立反而使美国被排除于英帝国经济圈外。例如，在加勒比海，美国船只不允许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直接贸易，试图逃避英国法律的美国商人可能会被官员扣留。受限于英国《航海法令》，美国造船业丧失了其主要市场。1783年以后，由于美国鲸油面临过高的英国关税，美国的船舶生产进一步下降。美国与法国的经济升温，也无法弥补其与英国贸易冷淡所受的损失。表1显示了独立前后美国出口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化，从中可见英国的占比虽有下降，但仍然居于首位，且绝对值亦较大。这种经济现实使得在政治品味之外，汉密尔顿亲英又多了一层理由。

1790年12月8日，华盛顿在其第2个国情咨文中提出担忧：“倘若这些（欧洲）国家由于战争的关系削减海上运输，那么，至少我国货物海运的费用就会提高。鼓励和发展我国自己的航运事业，减少商业和农业对国外船只的依赖，因为在情况对商业和农业最有利的时候，外国船只可能会靠不住。现在，我提请各位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发展我国的航运事业？在欧洲出现突发事件的时候，自主的航运事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应对尴尬局面？”自那时起，欧洲紧张的政治局势就开始牵动美国的神经，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

1793年，英法两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开战，华盛顿宣布美国采取中立，但很难置身事外，与这两国的关系均出现恶化。1794年，美英之间长期的外交危机使两个敌对多年的国家又有兵戎相见的危险。当年初，杰斐逊一派的共和党人提出对英国实施贸易报复计划，以结束英国对美国肆无忌惮的贸易干涉。英国及时向华盛顿提出要协商解决此事，并停止了扣留美国船只。4月16日，华盛顿根据汉密尔顿的建议，任命杰伊作为特别使节出使英国。杰伊接受了英国的部分重商主义原则，英国还获得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美国不给法国私掠船在美国港口补给的承诺。杰伊还作出的让步是，英国无需赔偿独立战争时因奴隶逃跑而蒙受损失的美国公民，而一些奴隶其实是英国军队解放的。至于美国革命前对英国商人欠下的债务，则由美国政府偿付。杰伊所获取的回报是，英国将于1796年撤出能用陆军威慑美国的西北要塞，返还1793年至1794年间所扣押的美国船只与货物，对小型美国船只开放英属西印度群岛。不过，关于西印度群岛的条款让利过于有限，令本来对与英国媾和表示支持的联邦党船主亦大失所望，最后被美国参议院删除了。这便是英美《杰伊条约》的草案。《杰伊条约》被认为丧权辱国，在当时的美国激起公愤。1795年6月24日，经过秘密辩论，该条约在参议院以最低限的多数票通过，在众议院则遭到麦迪逊领导的反对派的阻扰，他们要求华盛顿提供所有与条约相关的文件。但总统以条约的通过纯属参议院的事务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由此也开创了美国政治中行政特权（executive privilege）的先例。《杰伊条约》使美国避免了与英国开战，或者说，将战争推迟到了十几年后。

作为对英媾和的推动者，1794年4月14日，汉密尔顿在写给华盛顿的信中称：“战争往往源于愤怒和反常的激情，而不是出于冷静的利益计算。”当然，这只是他个人计算利益得失的结果，在面对法国时，他是另一种态度。他称东部州尤其纽约的主流民意是反对同英国开战的。纽约人毕竟是要和英国做生意的。从经济上分析，汉密尔顿也反对杰斐逊一派的贸易报复计划。从汉密尔顿的分析看，他认为美国没有做好对英国开战乃至实施经济报复的准备。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不是民族主义者，只能说他在一贯所具有的亲英情结下，选择了更务实的外交策略。换言之，汉密尔顿推出《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是为了做好对英贸易脱钩情况下独立发展的准备，而他推动《杰伊条约》的签订则是认为还没有做好应对脱钩的准备。

然而，从治国技艺的角度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很难认为什么时候是做好了准备的最佳时机，过多的计算也可能适得其反。至少，在国内政治这一块，汉密尔顿摧毁了自己重要的根基。由于汉密尔顿不鼓励保护性的高关税，到1793年底，东部地区的制造商站到了他领导的联邦党的对立面，连原属其阵营的纽约技工与商人总会也转而支持杰斐逊的共和党。尽管杰斐逊不鼓励美国发展制造业，但他和麦迪逊所推崇的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被制造商们认为对自己有利。而当汉密尔顿主导华盛顿政府与英国和解后，考克斯愤而转投了杰斐逊派的共和党，因为他认为共和党的贸易政策对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更有利。汉密尔顿大骂考克斯骄横、阴险又自大，声称：“那个男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屡屡犯错，他的意见毫无价值。”然而，汉密尔顿实际上抛弃了自己的基本盘，他的对手却通过容纳他的部分政策主张，扩大了自己的政治支持根基。1823年5月，早已退出政坛的杰斐逊在一封信中写道：“对威士忌酒征税会减少消费；对外国酒征税则会促进威士忌酒的生产，因为它的竞争对手被除去了。目前的价格和税率已使法国酒失去了和威士忌酒竞争的能力，因此外国酒仅在有限范围内饮用。”尽管此时杰斐逊并不认为应对太多外国制造业产品征收过高关税，但他很清楚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里的理论能得到事实支撑。杰斐逊继承了汉密尔顿的政治遗产，而汉密尔顿自己的党派，不断瓦解而最终消散。

▍高关税作为一种政治遗产

汉密尔顿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过，即使在他生前，他设计的制度与制定的政策，当他离任后，也会被继任者推翻。杰斐逊当上总统后取消国内消费税即为一例。1792年5月26日，汉密尔顿在一封信中提到：“杰斐逊先生毫不保留地表达了他对整个财政体系的厌恶，质疑了为债务进行融资的权宜之计……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主张直接取消已经做过的事情，而是他依据他的原则进行了整体性的批判，如果这些原则成为一般性原则，那就只能以颠覆现行体系而告终。”他已经预见到了杰斐逊一旦掌权就改弦易辙的危险。实际上，杰斐逊确实改革了汉密尔顿设计的美国财政部制度。但历史给杰斐逊开了个大玩笑，不仅汉密尔顿打造的“财政国家”作为一种体制整体上得以保留，在争议最为激烈的制造业发展问题上，杰斐逊实际上继承了汉密尔顿的政治遗产。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与战争造成的紧急情况带来了杰斐逊政府及其之后的麦迪逊政府的观念转向，使其不得不继承汉密尔顿设计的政治经济体制。战争催生了对政府收入、军队建设与制造业发展的巨大需求，而这是汉密尔顿早就预见的。杰斐逊派对国内消费税的抵触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仰仗关税作为主要收入，而高进口关税意外地给本土制造业提供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所揭示过的保护效应。战争刺激财政国家形成的大戏，曾在汉密尔顿所倾慕的英国上演，在汉密尔顿身后，舞台又移到了美国。

早在1793年12月16日，杰斐逊作为国务卿，在一份报告中就提出采取贸易报复是合宜的：“如果任何国家违背我们的愿望，认为继续实行它的一套禁令、关税和限制对它更加有利，那我们也就只好用反禁令、反关税和反限制来保护我们的公民，保护他们的贸易及航运。”这份报告还提到采取关税反制措施有利于发展本国制造业：“此类税有间接鼓励国内同类产品生产的作用，能引诱制造商自行到这些州来……这样，我们的农产品在外国港口受到的压迫就会化为一种动力，摆脱对别人行为的依赖，促进国内工艺和制造业，并且促使人口增长……”这里提到的高关税能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的观点，重复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里的内容。可以说，杰斐逊不喜欢制造业，但他不排斥高关税和贸易限制政策，在这一点上，难以说他和汉密尔顿谁更具有经济民族主义思想。

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他所领导的共和党（并非今天的共和党）也掌控了国会，这方便他推行自己的政策。实际上，杰斐逊对汉密尔顿打造的财政体制的改动是有限的。而随着1803年后法国重新对英国开展军事行动，英法之间的冲突再次使欲求中立的美国陷入尴尬的处境。随着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杰斐逊希望以贸易禁运的方式避免与英国发生军事冲突，他的财政部长加勒廷对此却表示反对，认为贸易禁运没什么作用。然而，杰斐逊坚信自己是正确的，1807年12月8日，他要求国会禁止所有美国船只前往外国港口，而这实际上是要求停止一切贸易。美国的海运业受禁运的创伤甚大，然而，在禁运开始后的头6个月，大约500万美元的资本从商业流向了工业。贸易禁运引发民怨沸腾，但杰斐逊坚持认为禁运无效是因为商人不爱国，并准备像华盛顿镇压威士忌叛乱那样调动民兵镇压违抗禁运法令的走私分子。随着1808年11月大选临近，加勒廷警告杰斐逊，如果禁运不解除，共和党可能损失惨重，联邦党人会卷土重来。然而，事实是共和党仍牢牢控制国会，杰斐逊的亲密战友麦迪逊也轻松赢得总统选举。尽管如此，禁运还是在1809年初解除了。杰斐逊的贸易禁运政策未能贯彻到底，但这段历史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失去汉密尔顿以及在汉密尔顿时代就损失制造商基本盘的联邦党人难以翻盘，其二则是杰斐逊居然要效仿华盛顿—汉密尔顿政权对自己的人民开战。1810年9月20日，在给一位报纸主编的信中，杰斐逊提出：“严格遵守成文法无疑是一个好公民的重要义务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迫切需要、自我保存、危急时保卫祖国等法则是更重要的义务……华盛顿将军……围攻约克敦时，他将近郊村庄夷为平地，因为他认为国家的安全必须高于财产法之上。”这听起来很像汉密尔顿的口吻。不管杰斐逊愿不愿意继承汉密尔顿打造的财政国家，但汉密尔顿留下的英国式体制给了杰斐逊以动用武力的底气。事实上，尽管贸易禁运将商人推向了杰斐逊政府的对立面，但美国的公共信用并没有如汉密尔顿在1794年4月预测的那样崩盘，而讽刺的是，这是因为汉密尔顿为美国打造的财经体制坚如磐石。

1809年4月，美国总统麦迪逊重新开放了对英国的贸易，但英国政府未对等回应，迫使麦迪逊在4个月后重新实施了互不往来措施。这时的国会中充斥着新一代的年轻共和党人，包括来自肯塔基的亨利·克莱（Henry Clay），他们要求对英国采取军事行动。随着美国积极备战，加上正巧英国赶上经济衰退，英国的态度有所软化。不过，由于通讯阻隔，1812年6月，美国还是向英国宣战了。战争延续了两年多时间，美国损失惨重，但英国也无法实现更多目标，双方于1814年12月签订了《根特条约》，恢复和平。从1809年到1814年，美国均处于某种战时状态。这场战争改变了杰斐逊对于制造业的态度。1809年，杰斐逊在一封信中坦言：“最近我反复劝导要鼓励制造一切其原料由我们自己生产的商品，数量以至少满足我们自己消费为限。”他在另一封信中则写道：“制造业的精神在我们中间根深蒂固，奠定基础花费极大，决无毁弃的可能。”而在麦迪逊政府继续担任财政部长的加勒廷，于1810年4月提交了一份《制造业报告》，其结论与麦迪逊曾极力阻止的汉密尔顿那份报告极为相似。当年12月，在对国会的年度报告中，麦迪逊把美国正在兴起的制造业归功于同英国的贸易中断。这一观点得到了当代经济史学者的认可。1812年战争期间，在洛厄尔（Lowell）兴起的第一批棉纺织企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重大突破。尽管许多新企业没能在战后生存下来，但留下来的厂房和设备有助于19世纪2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重新扩张，有些没有去西部的农业工人也成为东部制造业劳动力的来源。1812年1月21日，在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杰斐逊预见到了制裁与战争导致的对英贸易中断会刺激美国制造业的发展：“至于细纺品，就得依靠你们北部的工厂了……英国拒不满足我们对他们产品的需要，这反而对我们有莫大好处，等他们愿意恢复自由通商以后，他们和我们贸易的形式将大大改变，将来我们向他们要的商品不会超过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的消费。”1813年1月13日，杰斐逊在一封信中又称：“我没有料到制造业在那里（西部诸州）发展如此之快。尤其是梳毛机和纺纱机数量如此之多……我从前是不赞成大规模生产的。我曾经怀疑我们花在农业上的劳动，在土地天然力的帮助下，是否能使我们获得比我们自己能生产的其他必需品更多的东西。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其他考虑已经消除了我的怀疑。”战争结束后，麦迪逊政府将建立起美国历史上第一套真正的保护性关税制度。这种关税政策不符合汉密尔顿的初衷，但他的发展制造业的主张被他的政敌所提倡，他的政敌还打造了比他更为激进的培育国内制造业的政策框架。而在后面的故事里，克莱将大显身手。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Turner）写道，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在克莱……的领导下，保护性关税法案获得通过，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农场变工厂’”。汉密尔顿若有在天之灵，他或许会怀着半欣慰半疑虑的复杂心情看待他参与缔造的国家的这一成长路径。

不管怎么说，杰斐逊的党派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成了汉密尔顿的政治遗嘱执行人。杰斐逊是以一种极为痛苦的心情看待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变化的，他在1814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敌人的确从魔鬼那里获得了安慰，他把我们的第一代祖先逐出了天堂乐园，使我们从一个和平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好战的工业国。”1826年2月，活得足够长的杰斐逊在他去世前几个月的一份信中写道：“农业因纳税支持制造业以及纸币价值剧烈波动而一蹶不振，处于萧条状态，这种情况使大西洋这边的人逐渐迁移西部诸州，致使东部土地供过于求，无人问津。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已失去其还债手段的特性。”当时，杰斐逊个人的财务状况正面临严峻的危机，制造业与纸币这两个汉密尔顿的宠儿正在侵蚀他这个农业精英的财富。汉密尔顿的政治遗产在代替他实施着报复。时来天地皆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政治家既创造历史，又受到历史的束缚，对汉密尔顿来说是如此，对杰斐逊也一样。今天的政治强人们，同样既从他们半正确半错误的历史知识里吸取灵感，又受制于历史的进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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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20期  总第1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