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吴孟克：印度问题关键在内政，而印度内政还得看这块区域

作者前言 

本文是笔者试图使用国家学说与阶级理论对印度开展研究的一次尝试，选取了在印度影响力最大的次区域——印地语区作为对象。塑造印地语区最强大的历史力量是：其一，穆斯林军事-财政帝国；其二，拉杰普特（Rajput）生产方式。本文选取的切入视角更偏重于后者，即拉杰普特生产方式。历史地看，作为穆斯林世界边疆的印度斯坦帝国（即德里苏丹国，1206年-1526年；和莫卧儿帝国，1526年-1858年）非常符合美国东方学者、汉学家拉铁摩尔所谓的“边疆帝国”理论，其是多种生产方式相互混合的产物。从世界史的视角看，其是突厥化晚期穆斯林军事-财政帝国与拉杰普特生产方式彼此交织的产物；从印度次大陆的视角看，其是印度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带游牧-战争-商业生产方式与印度东部湿润-半湿润地带定居农耕-伐林拓荒生产方式交织的产物。印度次大陆内多样化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彼此交织，其又与欧亚大陆内陆及整个印度洋地区彼此交织，形成了印度独特的文明形态。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充分展示印地语区多种生产方式彼此交织的图景，也无法充分展示印地语区内部巨大的历史差异。印地语区大致可被划分为三大历史地理区域：恒河区、大旁遮普、中印度，这三者之间存在巨大历史性差异，甚至像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所说的一样处于“不同的历史时间”。本文作为一个初步研究，必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学人不吝赐教。

内容提要

在印地语区的政治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印度政治格局。这一地区的社会特性必定对印度国家能力构成限制。直到独立后很长时期, 亲族封建制都是印地语区主导性政治经济制度, 其也成为现代印度国家权力的基础结构。然而, 印地语区的亲族封建制自1950年代以来遭到农民政治和落后种姓先后冲击并最终瓦解。自2000年代以来, 新印度教特性政治逐渐通过 “发展” 和“日常社群主义” 的双重策略控制印地语区, 这助推莫迪政府在中央执政。印地语区政治高度的竞争性也促使印人党政府推出反华政策, 然而印人党政权的阶级属性和印地语区政治特性始终限制着印度对华政策选项。

关键词：印度 新印度教特性 身份政治 选举政治 组织唯物主义

印度政治有一句谚语: 通往新德里的路要通过勒克瑙（Lucknow，北方邦首府）。这凸显了北方邦以及该邦所在的印地语区在印度政治中的重要性。2014年以来，以印人党（BJP）为代表的印度教特性政治势力正是通过控制印地语区才得以在中央执政。这种依赖关系也使印地语区的社会特性必然对印人党政府的政策选项构成限制。本文聚焦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对权力的性质和目标产生的影响，并以印度对华政策为案例，剖析新印度教特性政治崛起后印地语区政治社会权力的组织形式对印度对华政策选项产生的影响。

一、组织唯物主义视角: 阶级、 种姓与国家

印地语区（Hindi Belt）是印度人口最多、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地区。在印度人民院（下院）共计543个席位中，作为印地语区邦的北方邦、比哈尔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北阿坎德邦、喜马偕尔邦、切蒂斯格尔邦、恰尔肯德邦和德里中央首都直辖区占有共计225个席位，约占全部席位数的41.4%。对致力于争夺中央的政治势力来说，印地语区是决定性的必争之地。印地语区政治态势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印度独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大党（INC）依靠在印地语区的政治优势维持全印执政地位；二是1989-2014年，印地语区政治呈现碎片化趋势，导致印度中央进入联盟政治时期；三是2014年以来，印人党在选举政治层面支配了印地语区，而印地语区基本盘也成为莫迪问鼎总理宝座的重要助力。综上，印地语区政治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印度政坛的格局。然而，中文文献领域对于印地语区政治的既有研究却仍存在不足，现有的零星相关研究也大多夹杂在其他专题之中，例如种姓政治。在英文文献方面，主要是对某个印地语邦特定时间段政治的研究，或者对印地语公共领域的研究，但尚缺乏对印地语区独立以来政治特征的整体分析。考虑到在当下印度时政分析中，印地语区往往被当作一个单独的政治单位，上述现状不能不说是学术文献中的一大缺失。

由于印地语区的政治重要性，其社会特性必定会对印度国家能力构成限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与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两个分析性范畴。其中，基础性权力指国家能真正穿透社会，并使其决策的贯彻获得后勤支持的权力。基础性权力是落实政治控制的后勤能力，其使国家的决策能够在贯彻层面得到重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埃文斯（Peter Evans）提出了嵌入式自主（Embedded Autonomy）概念，用于解释国家制度（包括国家结构与国家-社会关系）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埃文斯认为，国家的自主性来源于两种看似矛盾因素的结合：其一是国家作为独立行为体的内聚性，其二是紧密的国家-社会网络。这使得国家既能作为相对的独立行为体作出决策，不至于沦为社会力量的工具，又能使其决策在执行层面获得关键社会力量的支持。本文将首先分析印地语区的主导性政治经济力量，考察其与印度国家制度间的关系，进而分析新印度教特性政治在印地语区的社会基础对印度当下对华政策施加了何种影响。

本文采用迈克尔曼的组织唯物主义视角（Organizational Materialism）分析印地语区的政治经济结构。迈克尔曼认为，对待意识形态权力不能仅仅通过“理念主义” （Idealism）与 “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二分化视角，将其还原为社会基础。他指出，意识形态权力必须解决真实的问题才能发挥其效用，且其传播受到物质性媒介的影响。本文将从印地语区的主导性政治经济制度切入，研究其与印度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制度———种姓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印地语区社会“基础结构”与国家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本文分析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概念是阶级（Class），其考察的是人们通过支配经济手段来支配他们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机会的能力。一个社会存在阶级与阶级斗争，并不是说其一定存在广泛性的阶级行为。阶级因素往往表现为一种结构因素，其对行动施加了限制。基于不存在广泛性阶级行为就认定不存在阶级因素是混淆了结构和行动。迈克尔曼将阶级斗争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仅仅是潜在阶段，并不存在显著的组织形式；第二个阶段将出现广泛的阶级；第三个阶段，政治阶级将在国家内组织起来以维护阶级利益。本文并不认为阶级结构“决定了”所有社会生活。 然而，阶级结构却对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发挥了持续、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种姓（Caste）制度被认为是印度社会的“特征”。自从18世纪东方学家的时代以来，关于印度种姓制度已经产生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本文在此不做梳理，也不试图确定某种抽象的种姓制度或者观念，而更关注种姓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被持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特别是这种再生产所依托的物质性结构。

就印度的大多数历史情景而言，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制度的种姓往往表现为一种纵向的部门组织———与横向的同阶级组成的阶级组织相对，种姓将利益各异的诸经济阶级捆在一起并协调其关系。在印度充满流动性的政治经济竞争环境中，种姓通过绑定血缘与宗教价值使行为者可以分辨 “自己人” 与 “外人”，进而可以对重要的资源实施控制。它为不确定的环境提供了确定性。

本文将“国家”(State) 定义为按照一定原则组织起来的人和机构的集合，国家是根据其组织原则声索对一定地理范围所有合法性暴力的垄断。在印度国家研究文献中，许多都指出了印度的国家具有“分层国家”的特性，即其合法性与暴力分散于从村庄到宫廷各个层级。与广泛性概念频繁联系的则是印度的高级国家（High State）概念。本文将印度的高级国家定义为依照印度宪法和法律制度原则所组织起来的人和机构的集合，其表现为全印范围内的广泛性政治架构。这里的“广泛性”（Extensive），参照了迈克尔曼有关广泛性权力的定义，即把分布在辽阔领土上的大量人民组织起来从事最低限度稳定合作的能力。与高级国家相对的则是印度广大基层依照种姓、宗教、亲族关系等原则组织起来的“影子国家”（Shadow State）。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s-White）认为其覆盖了全印人口的88%。

二、亲族封建制与梵文化权力网络

直到独立后很长时间，亲族封建制（Kin-feudated）都在印度北部印地语区基层占据主导地位。梵文化权力网络也构成了印度国家在印地语区施展影响力的基础结构。

印度独立前后，在一个典型的传统恒河区村庄，一般可以发现四个层级的土地权利。最高层级的人群在英印行政术语中被称作“驻村柴明达尔”（the VillageZamindars，一般出身拉杰普特（Rajput）、婆罗门（Brahman）或布米哈尔 (Bhumihar) 等高种姓，拥有希尔（Sri）领地。这一群体依照种姓规范往往 “不碰耕犁”（Do not Touch Plough）； 第二层级是定居佃农，其租种希尔领地之外的土地，拥有佃户权利；第三层级是非定居佃农或服务种姓，一般是作为季节性劳工；最底层的则是无地劳工，即所谓的不可接触者或达利特（即所谓的“贱民”）。达利特负责耕种希尔领地，并且还受到前两个层级的压迫。在这种乡村政治经济结构中，包括达利特在内，所有的层级都拥有一定既得利益，被“恩主-门客”的庇护关系绑在一起。历史上很长时期，正是经济剩余自达利特向上流动的过程，构成了印地语区包括种姓制度在内一系列上层建筑再生产的基础物质结构。在村庄以上层级，像拉杰普特这类支配北印乡村族群的基本亲族组织是宗族（Lineage）。这是一个 “真正的” 的亲族组织，其一般由3-6代内的血亲组成。不同宗族之间, 依靠真实的或虚拟的亲属关系组成复杂的联盟或对抗关系,如声称属于共同的家系（Genealogy）、父系祖先或神话性的部落（Clan）, 或者缔结姻亲关系等。 一个依靠虚拟的和真实亲族关系网络获得强大权力的宗族酋长，就能成为一个封建领主，如一个拉贾（Raja）、塔鲁克达尔（Taluqdar）或乔杜里（Chaudhary）。封建领主往往相当于效忠他的各宗族酋长的大家长，各宗族酋长又是其统领各村村长的大家长，各村村长又是其领导村庄的大家长。亲族组织形成了印度国家在印地语区的基层结构。在历史上很长时期，县（Sarkar）一级成为宫廷的权力向基层投射的最低层级，这也是“Sarkar”一词在印地语中指代 “政府”的历史渊源。县以下则是“拉杰普特地缘政治”的领域，是各宗族永无休止的联盟与战争。“乡”（Pargana）往往由一个“真实的”宗族占据的地理区域形成，并要根据基层宗族对抗状况不断重划。

亲族封建制也成为商业与政府的组织原则。沃什布鲁克（D. A. Washbrook）指出，具体的种姓亲族组织，围绕其致力于控制资源的不同，会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传统上，有地种姓的组织往往同时是军事组织。上文描述的印地语区农村秩序就建立在拉杰普特等有地种姓“兄弟团”（Bhaibamdh）军事组织的基础上。经商的巴尼亚人的种姓组织围绕对商业信贷与长途贸易的控制和管理展开。大银行家-大商人家族在地方建立寡头经济统治。种姓网络既是经济寡头彼此之间跨区域沟通的平台，也是经济寡头通过 “同亲族”“同种姓”的小放贷人、小商人、小产业主在地方建立经济控制网络的平台。婆罗门或卡雅施塔（Kyastha）的种姓和亲族组织则围绕控制政府、教育与宗教职位展开。大官僚、大僧侣会在自己 “同亲族”“同种姓” 内部分配职位。S·贝利（Susan Bayly）认为，近代印度行政权力的扩张，使作为官僚的“财政婆罗门”的地位快速攀升，成为婆罗门文化扩张的重要原因。梵文化也成为近代以来印度行政机构组织的重要原则。婆罗门最显著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维持梵文化权力网络。通过这一权力网络，刹地利（Kshatiya）、巴尼亚和婆罗门共享高种姓身份，形成了“统治阶级的内在士气”，他们得以交换和聚合彼此掌握的资源，并使各自对资源的占有合法化。

直到1980年代，上文所描述的亲族封建制仍盘踞在印地语区大部分农村。虽然印度其他地区农村的传统制度也有“亲族封建”的因素，但印地语区的梵文化权力网络之盘根错节，这一网络与国家结构纠缠之紧密，可以说是独一份的。沃什布鲁克曾对比南印度和北印度的差别，他指出梵文化作为一种 “国家政治文化” 在北印度实现了更深度的社会穿透，特别是顺着驻村柴名达尔深入到乡村基层。然而在南印度，梵文化传统上仅限于水稻种植区和贸易城镇，大部分人口都处在“地方性政治文化”之中。又如，相较于印地语区，西印度的商业化程度要高得多，农村普遍实行更为商业化的“份地制度”，由出身首陀罗的世袭帕提尔（Patel）阶层管理的村庄份地可以被转买转卖或租种给不断流动的农民群体。在这种意义上，印地语区可以说是“印度封建主义的堡垒”。

梵文化权力网络也成为了现代印度国家权力的基础结构。独立后，一个英国化印度人组成的盎格鲁-印度阶层继承了殖民国家机器，其大多数出身高种姓。这个政治阶层已经将“现代性”权威与出身高种姓——特别是婆罗门的权威相融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将欧洲绝对主义定义为“经过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现代印度国家也有类似性质, 科塔里（RajniKothari）就将印度现代化进程描述为婆罗门等高种姓精英通过“再诠释” 的方式，在保留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使其不断适应现代化冲击的过程。印度国家的庇护也成为维系印地语区基层亲族封建制再生产的关键，其创建的现代化国家机构和产业部门为亲族封建地主再投资经济剩余开创了空间。例如，亲族封建地主可以投资子女教育，而后进入国营企业之中，高种姓也长期在国营企业与印度垄断企业中占据绝对优势。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印度国家行使的是高种姓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印度封建主义的堡垒”的印地语区，在1970-1980年代地方政党纷纷崛起的时代，成为了国大党的政治根基。这一权力基础也限制了印度国家自主性的范围，一旦国家政策违背了这个阶级的利益就将面临失败，1950-1960年代的土地改革政策与1970年代的农产品贸易国有化政策都是典型案例。然而，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说，从未有一个阶级能够立即领悟到其自身历史地位的逻辑，为了了解自身主权的必要规律，必须经过长期的失落与混乱。印度独立以来，高种姓统治阶级内部，以盎格鲁-印度精英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以基层亲族封建地主为代表的守旧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印地语区，低种姓还对高种姓支配的统治秩序发起了猛烈冲击。农民政治与落后种姓政治先后在印地语区兴起，最终导致国大党对印地语区的支配土崩瓦解。印地语区的亲族封建制也遭到猛烈冲击并走向崩溃。不过，这也为印度教特性政治在印地语区的兴起奠定了历史前提。

三、农民政治、 落后种姓政治与新印度教特性政治

农民政治、落后种姓政治与新印度教特性政治是当下印地语区最重要的三大政治派别（Faction），其各自有着稳定的意识形态主张、政策要求和社会基础。

（一）农民政治

印地语区的农民政治集中表现为历史上多次围攻印度首都德里的农民抗议。在2020-2021年的农民抗议中，数十多万农民围攻首都达1年3个月之久，最终迫使莫迪政府让步。在1978年，农民政治家查兰·辛格（Charan Singh）还曾组织超过一百万农民围攻德里。

农民政治的根源是农民所有制与亲族封建制之间的矛盾，是贾特人与印地语区高种姓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所有制兴起于印度文明边疆的大旁遮普地区（Great Punjab）。属于大旁遮普地区的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构成了今日印地语区的一部分。今日在这一地区社会生活占据主导地位的贾特人（Jat），正是在殖民国家推进新定居农业边疆的过程中形成了族群认同。贾特人的身份, 集中体现为对农民所有制的强烈认同。在殖民时代，贾特人政治家乔杜（Chhotu Ram）长期致力于构建跨越教派的 “农民”（Kisan）意识。 他将农民理想化，认为农民作为食物的供给者和征兵来源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根基。这一过程反映出了一个不断兴旺发达的富农阶级试图笼络在资本主义发展中逐渐被甩开的同乡人，参与更广阔领域内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竞争。在独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正是这样一个农民选区在旁遮普省压制着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ALML），构成了团结党（Unionist Party）的政治根基。

独立后，由于生产力方面的优势，农民所有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庇护。控制农村的高种姓驻村柴明达尔“不碰耕犁” 的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亲族封建制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制度。1970年代，普拉沙德（Pradhan Prasad）在比哈尔邦调研时发现，当时亲族封建地主的主要策略并不致力于获得更多剩余，而是避免强化直接生产者的地位，以防直接生产者摆脱对半封建关系的依附。与之相对，达莫达兰指出，贾特人作为资本主义农民的成功，从根本上在于其市场导向和对技术的敏感性。早在殖民时期，殖民者就注意到了农民生产者相较于亲族封建地主在生产力方面的优势，这也使农民生产者成为殖民国家致力于保护的对象。独立后印度国家对农民生产者的标志性庇护政策则是1960年代出台的绿色革命，主要内容是对农业生产者提供补贴，以促进农业生产。而亲族封建地主并不能充分利用绿色革命带来的机遇，这就使农民生产者进一步扩大了经济优势。

经济政治实力不断增强的农民所有者最终助推了农民政治的兴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查兰·辛格的崛起，他的政治根基正是农民选区。查兰·辛格的政治活动有两大目标: 一是改变贾特人普遍遭到政治压制的状况。由于农民所有制的生产方式，贾特人始终无法融入高种姓圈子。尼赫鲁时代，贾特人势力也始终遭到打压。为了打破孤立，查兰·辛格着手拉拢亲族封建制地区的低种姓中小农；二是促进有利于资本主义农业政策的出台。正是由于在国大党内处处受到掣肘，查兰·辛格才选择脱离国大党独立建党。查兰·辛格等富农政治活动家使农民生产者获得了可以进行动员的广泛性政治架构。在恒河区的亲族封建制主体地区，中农-小农大量涌入农民政治之中，助推农民政治在1970年代末达到顶峰。

（二）落后种姓政治

自1970年末以来，印地语区大多数中小农逐渐不再依赖于农民政治的广泛性政治架构，大举转向落后种姓政治。这也推动落后种姓政治成为1970年代至2000年代印地语区最令人瞩目的现象。落后种姓政治直接导致了1989-2014年间印地语区政治的碎片化，致使印中央进入联盟政治时期。当下，落后种姓政治仍是新印度教特性政治在印地语区的最大对手。

落后种姓政治反映了前佃农、雇农与亲族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低种姓与高种姓统治阶级的矛盾。就1970年代印地语区包括落后种姓政治在内身份政治的兴起，国外学术界大致有两种主流解释范式。其一是亨廷顿-奥尔森主义（Huntington-Olsonism）视角，代表人物包括科里（Atul Kohli）、布拉斯（Paul Brass）、鲁道夫夫妇（Lloyd I. Rudolph and Susanne Hoeber Rudolph）等。主要观点包括: 印度传统社会制度在现代化大潮冲击下不断瓦解，叠加政治领域的“去制度化”，导致一系列围绕分享国家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民主动员的作用下崛起，其中包括种姓在内的身份团体。其二是个体主义视角，代表人物包括钱德拉（Kanchan Chandra）、契伯尔（Pradeep Chhibber）和乔加德（Simon Chauchard）。这一流派主要从作为理性人的选民个体出发，解释选民出于什么动机追随种姓政治势力。

本文认为，上述研究仅揭示了印地语区身份政治兴起与退潮机制的一部分。一方面，两种视角都不同程度地认为“族群身份”是一个稳定的常量,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在亲族封建制下印地语区的传统农业社会由“细胞” 一样的无数地方性农村社会组成。驻村柴明达尔作为统治阶级的最末端，融入乡村社会架构。与此同时，驻村柴明达尔和封建领主及印度国家的官僚和商人共享高种姓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广泛性团结。统治阶级是团结的，而人数占绝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被孤立在地方性农村社会中、又被种姓制度进一步分割，他们被统治阶级的组织包围了。在这种情况下，低种姓根本不可能形成广泛性的族群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两种视角都没有很好地解释，其确认的促成族群政治的变量为何在1970年代至2000年代效果显著，后来却逐渐失去效力。

本文结合既有研究成果，试图通过两组辩证关系，提出对印地语区族群政治兴起与退潮内在机制的解释。第一组辩证关系聚焦印度民族国家创建进程中政治权力的集中对传统权威的削弱效应。其机制在于，印度国家越是加强其集中统一行使权威，被统治阶级越是直接和国家与市场发生关系，被统治阶级被孤立于农村社会中的状况就越被打破。本土精英越是融入印度国家架构，其就越是远离乡村社会的道德规范，而被印度国家所集中行使的，恰恰就是这种扎根于乡村社会的道德权威。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独立后废除柴明达尔制等政策使一个落后种姓的资产—中产阶级成长了起来，其构成了落后种姓政治的领导力量，选举政治还促成了一个落后种姓政治阶层的兴起。因而，到1960年代初，恒河区的落后种姓群体已经成为农民政治 “待收割的麦田”，查兰·辛格振臂一呼，他们就群起响应了。

落后种姓“形成中”的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1970年代至2000年代印地语区身份政治的面貌。正如蒂利（Charles Tilly）论证过的， 一种政治身份的形成，往往要经历为认可而进行的斗争。正是 “为认可而斗争” 的需要，促使恒河腹地的落后种姓迅速转向了安倍德卡尔（B. R. Ambedkar）-洛希亚（Ram Manohar Lohia）式的落后种姓政治。无论是安倍德卡尔，还是洛希亚都极端强调落后种姓获得政治权力的重要性，二者因此都强调争取针对落后种姓的保留配额。保留配额也成为将不同经济阶级构成的落后种姓捆在一起的关键环节: 中产阶级寄希望于该政策获得公共部门岗位和教育机会，完成自身的再生产；低层阶级需要资产-中产阶级提供政治领导，为每一个具体村庄中的斗争提供支持；所有阶级都希望将更多“自己人”送进政治与官僚阶层，进而获得更多政治庇护。保留政策的核心在于获得政治权力，而不是社会公平。

在农村基层，落后种姓 “耕牛资产阶级” 对亲族封建制的斗争成为落后种姓政治的动力之源 “耕牛资产阶级” (Bullock Capitalist) 是鲁道夫夫妇提出的概念，其指印度当代大量使用家庭劳动力、社群团结和耕牛等低成本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群体，通过 “自我剥削” 不断买入土地实现经济扩张。虽然正如科布里奇（Stuart Cobridge）和哈里斯（John Harriss）指出的，这一概念不能适用于类似贾特以及西印及南印等地富农主导的社群，但许多研究都显示，这一概念用于描述1970年代到2000年代亲族封建制崩溃时期许多印地语地区的低种姓中农-小农是非常恰当的, 特别是在北方邦东部和比哈尔邦一带的恒河区。维特松（Jeffrey Witsoe）的实地调研展示了 “耕牛资产阶级” 结合使用经济和暴力手段对亲族封建势力展开斗争的情境:
降低家庭消费，尽可能使用家庭劳动力，降低对化肥等现代投入的依赖；社群团结；所有资金———包括外出打工的收入尽可能用于购入土地和牛；偷窃高种姓的农作物，破坏其农业机械与设施等。这使得当地的高种姓地主逐渐收不抵支，大批搬出村庄，并被迫接受以固定租金将土地租给低种姓, 甚至卖出土地。

蒂利所描述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和“暴力专家”（Specialists in Violence）则成为1970年代至2000年代印地语区身份政治的领导者。这也是印地语区政治生活 “犯罪化”（Criminalization）的时期。瓦什内夫（Milan Vaishnav）的研究明确将印度政治的犯罪化与族群斗争相联系，拥有犯罪背景的政客甚至更容易得到支持。暴力成为了保护经济产业的关键。没有暴力，这一时期印地语区的选举政治几乎不可想象，“选票必须要靠子弹才能赢得”（the Ballot must be Backed by the Bullet）。结合落后种姓运动内外的复杂矛盾，这一时期落后种姓政客表面上乖张怪异的施政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如穆拉雅姆·亚达夫（Mulayam Yadav）、马雅瓦蒂（Mayawati）与拉鲁·亚达夫（Lalu Yadav）等人。这种落后种姓政治的实质，是落后种姓的领导阶层由于自身过于弱小，因而寻求借助其内部下层阶级的阶级斗争诉求，通过 “集体暴力”加强“落后种姓”身份构建。又由于落后种姓领导阶层的阶级利益，其无法推出最广泛的、最有利于下层阶级的再分配政策，而只能支持每一个具体地点的落后种姓下层阶级对高种姓的斗争。

也正是落后种姓政治的这种特性，使第二个辩证关系发挥了作用: 落后种姓政治越成功，落后种姓政治的基础就越薄弱。落后种姓政治无疑会推动更多落后种姓进入资产-中产阶级行列，这加强了运动的领导阶层相对于下层阶级的力量。落后种姓身份认同的强化程度越高，落后种姓领导阶层在与高种姓上层阶级竞争中的处境就越好，其对下层阶级的需要就越少。相反，上层阶级在发展经济、压制下层阶级方面的共同利益则会不断增强。这也是尼蒂什·库马尔（Nitish Kumar）这类主打“发展”的落后种姓政客在2000年代陆续上位的逻辑。对阶级斗争倾向的抑制也使得落后种姓运动不断失去动力，促使落后种姓运动在2000年代退潮。

（三）新印度教特性政治

亲族封建制的瓦解为新印度教特性政治在印地语区的兴起奠定了历史前提。亲族封建制从根本上不利于以印人党为代表的印度教右翼拓展势力。塔帕尔（Romila Thapar）指出，印度教右翼推行的“印度教”是一种适应现代城市资产-中产阶级生活的“印度教”，其与印度传统社会高度多样化、地方化的宗教实践存在根本差异。贾弗雷罗（Christophe Jaffrelot）描述了国大党支配时期印地语区的“印度教传统主义”政治，其适应于当时印地语区基层盛行的亲族封建制。正是“印度教传统主义”政治长期在印地语区压制着印度教右翼势力。新印度教特性政治（Neo-Hindutva）是“经过重新武装和部署的印度封建主义”，它是高种姓统治阶级在经历惨烈内斗和遭遇被统治阶级冲击后，试图重建自身支配地位的产物。

独立以来，印地语区经历了社会秩序打破和重建的过程。传统种姓制度中，围绕土地所有制组织、以村庄为基础、高种姓通过恩主-门客庇护关系维持的垂直性地域部门组织结构被打破了，表现为“各个种姓”垂直性部门组织的种姓制度逐渐形成。在农村，富农支配逐渐确立。富农通过对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市场、乡镇中小企业和政府承包合同的控制把持地方生计。许多小农由于生产单位过小而陷入了对富农的信贷依赖。由于富农与小农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在种姓制度 “同族情谊” 内规范的，因此小农往往不会失去其土地所有权，但往往失去了生产经营权。

在经济上，新秩序表现为地域性的产业 “聚集”（Cluster）。一个聚集通常覆盖一个县的地理范围，其拥有少数几种甚至只有一种主导产业。例如，阿格拉（Agra）的皮革业、瓦拉纳希（Varanasi）的丝绸纺织业、阿里加尔（Aligarh）的锁制造业、赖普尔（Raipur）的碾米业等。主导种姓或种姓联盟通过控制特定产业的生产和交易过程，建立对特定地理范围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控制。事实上，印度聚集出产产品的单一性不仅仅是市场分工塑造的，也是基层强势社会群体为维持自身地位的努力造就的。其中，家长主义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原则：种姓长老、亲族大家长对大量家庭作坊主的小辈行使权威；作坊主对其家人和雇工行使权威；工头对出身同种姓的小工行使权威。种姓制度、宗教、亲属关系等一般构成协调社会关系的原则，而不是印度高级国家的法律法规。基层的大量产业聚集与印度大都市的信息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一起，构成了当今印度经济的基本形态。

在基层，各社群之间的激烈竞争，使供给私有暴力的“暴力企业家”成为秩序的建立者，特别是为超越于高级国家之外的“财产权”提供保护。例如，当下的北方邦首席部长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的政治基础，就是在戈勒喀普尔（Gorakhpur）的“影子国家”。阿迪蒂亚纳特依靠其创立的“印度教徒青年军”（HYV）招揽了大量无业青年，成为了私有暴力的供给者。他赢得了与当地婆罗门黑帮的“地盘战争”，并通过成功地在当地维持社会秩序而获得地方工商界的支持。阿迪蒂亚纳特在北方邦东部拥有包括神庙、土地、医院和大学在内的庞大资产，他还成为当地社会矛盾的仲裁者，能够发挥实质上的司法功能。帕伊（Sudha Pai）和库玛尔（Sajjan Kumar）认为戈勒喀普尔已经形成了以阿迪蒂亚纳特为首的 “罗宾汉式平行国家”（Robin Hood Parallel Government）。事实上，当今的印地语区基层林立着这类“罗宾汉式平行国家”，例如瓦什内夫（Milan Vaishnav）描述过的比哈尔邦的布米哈尔黑手党“国家”，以及米凯卢蒂（Lucia Michelutti）描述过的北方邦达邦女士（Lady Dabang）的黑手党团伙。

本文认为，当下新印度教特性政治在印地语区的兴起，是通过控制该地区“竞争性” 的场所（Arena）而实现的。“竞争性”是理解印地语区新印度教特性政治的关键。在印地语区的印度教特性政治场所活动的社会政治力量，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类。其一是残余的亲族封建势力。1980年代至1990年代，面对落后种姓运动的冲击，高种姓进行了反向动员，它们构成了印人党最早的社会基础。经历农民政治与落后种姓政治的轮番打击，亲族封建制已基本崩溃，但仍有强大的残余。这从高种姓在印地语区基层仍旧强大的影响力就能看出来。其二是贾特人和新崛起的落后种姓。这一群体沿着种姓社群的边界呈现高度碎片化，彼此之间存在高度竞争关系，无法形成类似南印度稳定控制地方政治的邦级政治集团。而且，梵文化高种姓统治阶级也对其发展构成极大限制。达莫达兰指出，印度北部的贾特人、亚达夫等富农种姓生产出了大多数甘蔗、稻米、棉花和油料种子，然而却很少看到这些社群开办的制糖厂、米业公司、谷物出口公司、纺织业企业和乳品厂。巴尼亚人仍牢牢控制着印地语区的商业和贸易部门。标榜“印度本土性”，事实上是贾特人和落后种姓冲击高种姓垄断、要求国家对其新获得“财产权” 进行保护的手段。其三是盎格鲁-印度阶层。费尔南德斯（Leela Fernandes）指出，1991年自由化改革以来，全印资产阶级主导的新科技与金融服务业重塑了印度中产阶级，使其高度认同经济自由化，与世界经济联系紧密。中产阶级内部可以被分为英语中产阶级、本土语言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三个消费习惯非常不同的群体，三者也存在激烈竞争关系。其中，英语中产阶级基于经济优势处于领导地位，然而其“民族特性”却始终遭到质疑。这使英语中产阶级日益转向通过宗教民族主义彰显其“本土”特性。

上述三类势力，至少可以划分出三组彼此交错的竞争关系。其一是各势力内部竞争关系，其二是高种姓与低种姓的竞争关系，其三是盎格鲁-印度阶层与本土语言群体的竞争关系。然而，上述三类势力也存在两大共同取向。一是都支持宽泛的发展议程，落后种姓内部上层阶级控制的确立尤其有利于该共识的形成；二是都支持宽泛意义上的梵文化，要求得到这一权力网络承认。新印度教特性政治正是通过高举“发展”和“宗教”两面大旗，在印地语区互相竞争各派势力之间纵横捭阖而建立统治。

“发展”是新印度教特性之“新”的所在。哈森指出，当前的新印度教特性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方面，都与2000年代之前的版本不同，特别是纳入了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目标。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印地语区的印度教特性政治中，印人党与高种姓挂钩。自2000年代以来，新印度教特性体现为一种民粹主义政治，承诺改善所有社群的生活状况。由于高种姓内部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等上层阶级占比较高，以高种姓为主要社会基础的新印度教特性政治在“发展”方面拥有突出优势。穆拉利（Kanta Murali）的研究将印度特定邦经济政策的亲商程度，与主导该邦种姓内的阶级构成相挂钩。她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资产-中产阶级占比更高的种姓主导执政联盟的邦更倾向于推出亲商政策。在她的研究中，类似比哈尔邦这类落后种姓政党主导的政权被称为“贫穷”（Poor）联盟，回归分析显示其与亲商政策存在高度负相关关系。以高种姓为基本盘的印人党执政，无疑有利于亲商政策的推出，符合各社群上层阶级的集体利益。

新印度教特性政治改造了“宗教”的议程，使之可以利用这一议程吸纳落后种姓，并分化政治对手。帕伊和库玛尔的研究显示，一种“日常社群主义”（Everyday Communalism）政治自2000年代以来在印地语区不断兴起。他们将其定义为印度教右翼政治势力在较长时间段内、悉心经营的草根社群政治，这种政治依托于庞大的基层组织，通过日常的、细小的议题和谣言不断地强化印度教社群对穆斯林的敌意。反穆斯林事实上构成了落后种姓彰显自身 “本土性”，要求梵文化权力网络承认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方式。帕伊和库马尔对北方邦东部的调研显示，巴尼亚商人与穆斯林工匠长期存在阶级对立。穆斯林工匠中逐渐兴起了一个工场主-贸易商阶层，冲击了巴尼亚人的垄断。与此同时，达利特不断进入制造业部门，与穆斯林形成竞争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巴尼亚人支持印度教特性政治势力煽起社群暴力，达利特则成为了印度教特性政治的 “排头兵”。在北方邦西部，贾特人与其穆斯林雇农之间的恩主-庇护关系不断瓦解,阶级冲突不断升级。这成为贾特人转向印度教特性政治的背景，与穆斯林雇农存在竞争关系的达利特雇农则成为了反穆的先锋。

然而，新印度教特性政治联盟也时刻受到其内部矛盾的撕扯。近几年德里附近反复出现的农民抗议成为集中体现，其背后是巴尼亚人与贾特人的矛盾。达莫达兰记载了1980年代以来，贾特人一点一点地将巴尼亚人排挤出谷物贸易的状况，其还尝试进入种子加工、食品加工、造纸等相关行业。在这种背景下，莫迪政府有关废除农产品市场（Mandi）等方面的政策很难不被贾特人看成是偏袒巴尼亚人。可见, 内部矛盾随时威胁着印地语区新印度教特性政治联盟的稳定，印人党必须不断寻找到引导 “竞争性” 的出口。

四、竞争性场所与印度对华政策选项

本文通过划分不同的议题领域来分析印地语区政治生态。议题在分析层面可以通过“敏感性”与“灵活性”两方面划分。敏感性越高，议题受关注程度越高，则越可能产生重大政治后果。灵活性越高, 则议题的可调整、可讨价还价性越强。本文将低敏感性、高灵活性的议题定义为“技术议题”，其往往是各政治势力私下交易的领域。将低敏感性、低灵活性的议题定义为“共识议题”，其定义了特定政治生态的整体特征，形成了各政治势力间的“默契”。 将高敏感性、低灵活性的议题定义为“政治议题”，各政治势力对这类议题往往存在巨大分歧，且其矛盾难以调和。将高敏感性、高灵活性的议题定义为“竞争议题”，各政治势力往往争相左右这一领域走向，试图使之对自己有利。下表展示了当前印地语区的政治生态。

图源：“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总体来说，一个政治生态的高敏感议题越少，其支持的政治体就越稳固。其中，共识性议题越多，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就越和谐。技术性议题领域越大，则政治体就越能面对环境变化进行调整，越有可能推出和落实有利于整个政治体的政策。反之，高敏感性议题越多，政治体就越不稳定，政治领域的行动限制就越大，政治生态也越恶劣。

在高敏感性议题中，政治性议题要么采取迂回的手段、在较长的时间内解决，要么通过强制力解决，甚至要诉诸流血。2020年以来兴起的农民抗议就集中展现了政治性议题的特性。莫迪三个农业改革法案所涉及的农业补贴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对农民福利产生影响的具体数额这类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在于农业补贴本身的政治重要性。农业补贴相当于一个“集结点”（Rally Point），它将农民政治所涵盖的各阶级捆绑在了一起，使农民政治能够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而存在。作为农民政治骨干的贾特人有许多其他利益，包括: 扩大选举政治影响力；向制造业等其他部门扩张；在德里-古尔冈等地的房地产开发中获利。但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是农民政治作为一支有组织政治力量存在。无组织的势力在印度弱肉强食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只能面临被分化、瓦解，进而承担一切发展“代价”的命运。

要理解政治性议题为什么难以直接解决，还必须理解印度选举政治的流动性，特别是印度选民在各个选区之间的站位往往具有很高的灵活性。例如，一个在北方邦西部的亚达夫富农，出于阶级立场以及当地亚达夫与贾特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他有理由支持印人党。然而，出于种姓身份，他也有理由支持印人党在北方邦的主要对手社会主义党（SP），支持提高亚达夫人的地位。根据所处的经济部门，他也会赞同农民政治的政策主张。要争取这个选民，最好的办法是模糊处理上述三个政治性议题，不要让他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触碰政治性议题，往往是得不偿失的。例如，在2015年比哈尔邦选举中，RSS最高领袖莫汉·巴格瓦特直接就保留配额问题公开表态，导致印人党在该次选举中落败。在这种意义上, 反对党在立法议会的席位数低并不代表其政治影响力低，因为其还有为重要的政治派系提供代表性的可能。

上文已经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地语区呈现出高度竞争性的态势，各社群除了在高级国家通过政党政治竞争外，还存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以及基层各社群私有武装的暴力斗争。这些都投射到了印地语区的政治生态中。2014年，当印人党控制印地语区时，其接手的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恶劣的政治生态。由于高敏感议题内部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印人党合理的策略只能加大竞争性议题的分量，进而“稀释”政治性议题的存在感，为打造坚实的政治基础争取时间。争取有产阶级是重中之重，印人党需要时间向各社群有产阶级证明，印度教特性政治平台可以提供有效的政治代表性、实现其利益，进而吸纳贾特人和落后种姓有产阶级进入梵文化精英阶层。最终，在重铸梵文化精英对低种姓的统治、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完成对印地语区政治秩序的重建。

对华政策在印地语区政治生态中，恰恰就处在竞争性议题的位置，这使得炒作反华议题可以满足印人党 “稀释” 政治性议题的需要。那么，印地语区的政治经济特性又如何影响印度对华政策选项？首先, 印人党政权有很强的动机维持中印经贸关系。中印经贸往来总体上严重削弱了印地语区经营制造业的穆斯林和落后种姓的实力，而增强了以巴尼亚人为代表的高种姓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力。印度的制造业部门，特别是小企业聚集的北印度，往往依赖于手工业工匠制造而运作。手工业受到巴尼亚商业资本的控制，其往往避免进行较高的工业固定资本投资，而将其维持在中世纪式的组织和技术中以便于控制。长期以来，手工业工匠通过从小培养的手艺和压低劳动报酬仍能保持一定竞争力。然而，2000年代以来，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和数控机床等先进技术日益冲击着印度的手工制造业。帕伊和库玛尔的调研显示，来自中国的廉价丝织品和古吉拉特邦通过进口中国先进设备生产的产品，对瓦纳拉希的丝绸纺织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巴尼亚人趁机压低当地工匠工资，进一步攫取利润。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密拉特（Meerut）的体育器材制造业和阿利加尔的锁制造业中。

只要高种姓统治阶级能够持续获得中国的廉价产品和先进设备，那么其相对于政治对手的实力只会越来越强。这使得作为 “重新武装和部署的印度封建主义”的印人党政权缺乏动力对中印贸易出台大规模实质性限制措施。这也能解释为何中印关系在加勒万河谷冲突“触底”后，印对华贸易赤字还能在2022年达到1000亿美元的新高。不过，为了安抚在中印贸易中受损的社会力量，印人党政权也必须不断寻找反华议题进行“对冲”。

其次，印地语区政治的“高竞争性”加强了印度对华政策的风险性。这意味着，一旦出现中印危机事件，印地语区的反对力量往往会选择积极拱火，逼迫印人党政府加码投入。这使印人党政府极易陷入“进而受损，退而丢脸”的境地。加勒万河谷冲突导致印人党政府在国内政治中陷入被动局面，成为反对党热炒的议题。这直接导致了2014年以来莫迪政府积极“澄清实控线”政策的破产，印度不得不转而谋求与中国共同管控边境问题。这就要求印人党政府寻求更多可以展现反华立场而不至于使其陷入中印危机的议题。

五、结论

印地语区的政治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印度政治格局。这一地区的社会特性必定对印度国家能力构成限制。直到独立后很长时期，亲族封建制都是印地语区农村基层的主导性政治经济制度，其还是商业与政府的组织原则。刹地利-巴尼亚-婆罗门形成了梵文化权力网络，这也构成了现代印度国家权力的基础结构，并对印度国家自主性构成了限制。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农民政治兴起时期，印地语区西北部富农邦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力量对亲族封建势力发起猛烈冲击。在1970年代至2000年代身份政治时期，恒河区“耕牛资产阶级”大量转向落后种姓政治，其最后的结果是亲族封建制在印地语区的瓦解。这也为新印度教特性政治在印地语区的兴起奠定了历史前提。自2000年代以来，新印度教特性政治逐渐通过“发展”和“日常社群主义”的双重策略控制印地语区，这助推莫迪政府在中央执政。印地语区政治高度的竞争性也促使印人党政府推出反华政策，为其巩固印地语区政治基础争取时间。然而，中印贸易使高种姓统治阶级获利，并可以削弱其在印地语区的政治对手，这使印人党政权缺乏对中印贸易推出大规模实质性限制措施的动力。与此同时，印地语区政治的高竞争性也增加了印人党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的风险，促使其寻求更多“风险可控”的反华议题。

作者简介：

吴孟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国内政治与外交

本文转载自“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4年6月26日文章，原标题为《【研究分享】｜吴孟克：基础性权力与嵌入式自主: 论新印度教特性政治在印地语区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