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必须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们中国外交常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一外交原则从提出到发表至今已有70年，伴随着共和国闯过了无数复杂的国际斗争，可谓是颇具指导精神和实践价值，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签署《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文件的序言中明确写入了五项原则，并使其成为指导两国外交关系的原则。同年6月28日、29日，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回看50年代的国际局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具有极高的外交指导意义。一方面这可以向外界表明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希望能与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社会主义理念自诞生以来，就不断遭到帝国主义国家妖魔化。为了突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封锁，我们要告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在道德水准上远高于帝国主义者。

另一方面是，50年代是旧帝国的秩序瓦解，新秩序逐步建立的时代。全世界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自决，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解殖运动。我们希望新的世界秩序是能够以和平、平等为基调的，而不是新的帝国崛起，再次带来剥削和压迫。所以我们也希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成为周边新兴的国家的外交准则。

然而时过境迁，与我们共同发表联合声明的印度，早已放弃了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如今执政的莫迪印人党政府，更是不屑于继承这种尼赫鲁时代的外交遗产。印度内部有不少学者甚至称莫迪治下的印度是“第二共和”，与尼赫鲁“王朝”做全面切割。就算不提现在，实际上从尼赫鲁执政末期开始，印度就不断以武力肢解周边国家、侵占领土、破坏他国主权完整。完全变成了不顾国内薄弱的经济基础，硬要搞对外干涉的“穷鬼”帝国主义。

真正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大国，只剩下我们中国了。那么可能就有朋友要问了？别人都不认这一套了，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坚持这些原则呢？这不是在给自己徒增负担，束手束脚吗？再进一步讲，你遵守原则而别人不遵守，不等于是别人可以占你便宜，你得一直忍气吞声、吃亏么？

首先，和平共处并不代表在主权受损时我们不反抗。我们从来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跨越国境线的对印、对越南自卫反击战，以及如今对海洋和陆地边境主权的保卫，我们讲究的都是使用有限度的武力，落实明确且有限的战略目标。

而在使用武力的选项上，正是因为我们尊重他国主权希望和平互惠，所以不打侵略战争，能合作发展就合作发展，能搁置争议就搁置争议。我们不像美国或苏联那样大搞“意识形态十字军”，和以意识形态先行的地缘战略扩张。

现代战争成本过高，维持占领的成本过大，过度扩张极易引起有核国家间的冲突。近20多年来，北约在东欧实施的阵营扩张，最终也因为过度压缩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点燃了如今旷日持久的俄乌战争。而美国也因为中东和欧洲的负面地缘政治局势而饱受拖累。

最终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将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大国来说，能够维持和平发展是多么的重要。而正是因为我们70年以来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得我们在国际上能够做大多数人的朋友。即便有少部分的国家把我们当敌人，我们也不会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成为大多国家的敌人。这便赋予了我们极大的外交政策灵活性，以及与全球南方国家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

说到底，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本质原因，是我们不想当帝国，也不会当帝国。帝国不但不把其他国家的人当人，也不把自家的一般民众当人。遥想一战，欧洲列强分赃不均导致一代年轻人几乎在大战中死光，战至全欧大兵变才不得不停火。而美国近些年来的对外干涉战争，不提给受害者带来了多少苦难，就是对内分肥也没给一般民众剩下几口，主要还是分给了国会老爷们和华尔街。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不对外滥用武力，寻求和平发展，互惠共赢，合作建设命运共同体，不单单是对于已经延续了70年的和平共处原则的坚持，也是不把人民绑上战车，不对外血腥压迫的大国文明之举。在后冷战单极霸权即将落幕，新的全球化秩序正在形成的当下，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领略到和平共处的可贵，并遵循这一精神制定国家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