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外语教学：无用 or 大用？

出品 | 外宣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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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外语圈的读者推荐一篇《大西洋月刊》文章：

The End of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March 26, 2024, The Atlantic）

标题中的“end”一语双关，既是“终结”也是“终极目的”。

短短几个词其实已暗示文章主旨：AI时代，外语教学是走向“无用”之地，还是借势而变，探索外语教学的“大用”？

何为“大用”？文内这段话值得细细品味：

If professors accept that automated technology will far outpace the technical skills of the average Russian or Arabic major, their focus would ideally shift from grammar drills to developing cultural competency, or understanding the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以英文为例。若是比语法，比词汇，比造句，比语料，生成式人工智能远超越语言学习者，而随着AI不断成熟，这方面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因此，《大西洋月刊》文章呼吁，AI时代的外语教学应转向“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y）”的培养，即，尽早超越语言技巧层面的训练，突出“intercultural components（跨文化元素）”。

不由想起新加坡媒体人李慧玲（3月27日）提问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外部读者在理解中国时，往往文字看得懂、意思看不懂。

此问绝非玩笑话。

正如《星际迷航》（Star Trek）里的宇宙通用译者（universal translator），可以解决语言表层问题，但很难把握外星语言字面意思之外的“greater meaning”。中文里的很多文化概念、政治术语、隐喻表达，译成英文后也常常面临“文字看得懂、意思看不懂”的困境。这方面例子非常多。比如，“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译法“笨拙难懂（clunky）”（June 13, The Economist）。

实际上，诸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类饱含政治文化内涵的关键词，绝不是把译法规范化了就能让人看得懂、传播得开。文刀君在新书《译路行远》中反复提醒读者，要深刻认识翻译与国际传播的关系，才能真正走好国际传播最后一公里。

“文化能力”离不开现实世界人与人的交流交往，外语教学的活力也恰恰蕴藏在不同文化的深度交流交往之中。就翻译而言，凡是厚植文化内核的文字，AI虽可作为人类的强大辅助，但很难取而代之。正因如此，文学被视为人类翻译“最后的堡垒（last bastion）”。（Jan. 8, 2024, The Atlantic）

最近参与多所高校硕士论文答辩，曾见学生以ChatGPT润色诗词、对联英译文，发现两个值得警惕的通病：

1、使用者不知如何有效提问（how to write ChatGPT prompts），即，问不到点子上，甚至问题故意“带节奏”，极具误导性，导致答案扭曲；

2、使用者自身语言品鉴能力严重不足，“文化能力”短板明显，导致无法正确评估AI生成的答案是否贴切。

第一个问题稍加训练可以解决。最要命的是第二个问题，这也是AI时代的外语教学面临的艰巨任务。

工作实践不断在验证一个道理：AI对外语外行的“坑骗力”越来越明显，对高水平语言学习者的需求反而越来越强。

实践应用中发现，那些饱含文化内涵的特色表达，单纯靠AI往往是靠不住的，但若有高水平人工译者加持，可事半功倍，人机合力，威力大增。就好比“打狗棒”，在洪七公手里那是真正的“杀器”，在小乞丐手里，那就只是打野狗用的。

正如《星际迷航》里的宇宙通用译者无法真正突破文化差异，AI时代的外语教学，也不会因AI的出现走向“终结”。相反，如能借势而变，挖掘外语教学的真正潜能，尽早跨越语言技巧层面的纠缠，有望实现跨文化深度交流之“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