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幽灵”的“中国产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未来｜独思录 x 郑永年

第11录 编者按

产能改变世界。没有足够的产能，何以改变世界？

本文通过分析中西方在处理各国经济关系上的差异化处理，有力地反驳了西方对中国产能过剩和政府干预的指责，揭示了西方虚伪和短视的一面。从全球经济治理的最基本问题出发，郑永年教授回顾了“大不列颠治世”和“美利坚治世”引领下的全球化浪潮。他强调，尽管全球化需要资本作为动力，但不能指望资本自发形成治理体系。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是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正是由于政府的卷入，地缘政治不可避免。因此，贸易全球化从一开始就具备地缘政治性质。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变得不可或缺，作者提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有能力实现凯恩斯平衡模式的国家，当代中国俨然一个“新版本的汉朝”，“中国治世”未来可期。

 01   经济失衡问题

中西方治理理念大不同

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批判和攻击中国“产能过剩”的时候，德国《新苏黎世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认为西方抱怨中国产能过剩既虚伪又短视。该文章仿照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说，“一个新的幽灵正在徘徊。它的名字叫‘中国产能过剩’”。文章是西方一些国家对华复杂心态的表露，折射出人们对今天全球经济治理感受到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对未来的向往。

的确，今天由二战之后确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考验。地缘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和大国内部政治等要素交叉影响，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在上一波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超级全球化”的影响下，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都是相互依赖的，甚至是相互嵌入的，所有国家的经济都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尽管比较而言，一些国家较之另一些国家更深度地嵌入世界经济，但很少有国家可以不与其他国家交往而展开贸易活动。

经济学家彼得·特朗和戴维·瓦因斯指出，“外部交往的需要使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参与到世界经济的一般模式中。当某一国家的国内或国外出现问题时，它就需要作出内部调整以适应新形势。这些调整就会改变该国的对外关系，从而迫使其他国家也作出相应的调整”（Peter Temin and David Vines, The Leaderless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中译本：李丹莉、韩微、马春媛译，《无霸主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和重建》，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3页）。也就是说，牵一发动全身，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的治理，况且现在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的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

(英) 彼得·特明, (澳) 戴维·瓦因斯：《无霸主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和重建》，中信出版集团（图源：Amazon）

没有人会怀疑，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形势是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在于当国内和国际经济失衡的时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中国和西方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是由各国经济组成的总和，世界经济的失衡也是各个国家内部经济失衡的结果。因此，要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各个国际内部的失衡问题，但我们的观点并不能让西方所接受。西方怎样看这个问题？这里再引用上述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一系列国家内部问题只有在理顺世界经济问题后才能得到解决。国际（外部）问题不解决，国内（内部）经济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除非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有所改善，那些不幸的国家的债务额度能够为投资者所接受，否则各国自身的经济将难以恢复”（同上书，第2页）。

西方这里所说的“主要国家”指的是大国或者大型经济体。他们下面一段话说得更是直接：“现代世界经济不时出现的崩溃现象是由于缺乏国际领导者导致的。一个霸主国家的存在有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维护甚至是恢复经济繁荣。当没有国家作为霸主存在时，全球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大英帝国霸权的瓦解以及美国未能及时接手导致了大萧条；美国世界影响力的流失及其在世界舞台上接班人的缺失导致世界经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复苏乏力，未来威胁因素总多”（同上书，第2页）。

的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非常熟悉西方的“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认为，无论是全球化的推进还是维持，大国都负有主要责任，没有大国的推动就不会有全球化；没有大国的积极参与，就很难维持全球化；一旦主要大国缺位，全球化就会衰落。在这里，“全球化”本身被视为一个国际公共品。与较小的国家相比，大国必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品，而较小国家通常会选择“搭便车”。更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一旦世界经济失衡，较小国家是没有任何能力来解决外部问题的。经验地看，较小国家要不成为牺牲品，要不成为较大国家的依附者、随波逐流。

 02   “全球化”一开始就

带有地缘政治性质

 “霸权稳定论”告诉人们什么？无论是要解释全球经济的现状还是要预测其未来，人们必须回到通常所说的“全球经济”的起点，回答一些最基本的原始问题。当人们说“全球经济治理”时，这一概念包括三个部分：经济、全球、治理。就是说，经济具有了全球性，而具有全球性特点的经济需要全球性治理。

因此，人们至少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谁的经济？全球化是谁的需要？如何实现全球性？谁来维持全球化？全球化是如何失衡的？谁来修补全球化？谁来重塑或者重建全球化？

人们要讨论的是促成具有全球性质的经济活动的主体。一般地说，经济的主体是商人或者企业家，或者简单地说——资本。但是，政府从一开始就是经济活动的内在部分，甚至是更重要的部分。传统社会所进行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不以交易为目的；同样，传统“地方化”或者“区域化”的市场交易也很难导致全球化。全球化从一开始就和政府有关。实际上，最早形式的“全球化”发生在帝国之内，例如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汉帝国，再次是发生在帝国之间，例如汉帝国打通了河西走廊之后，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才有了今天人们称之为“丝绸之路”的跨帝国贸易。蒙古帝国的建立有效促进了当时的“全球化”，尽管帝国的目的并非是贸易。

历史上的河西走廊（图源：纪录片《河西走廊》）

如果说，帝国的主要目的并非贸易，但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各国政府的经济责任越来越明显。近代主权国家的标志是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从封建到统一。尽管今天人们还在讨论历史上出现的各种贸易方式，但也要意识到，近代之前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传统贸易和近代以来的全球化并非同日而语。最为核心的区别在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比较优势”。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比较优势是一种自然的比较优势，完全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比较优势。但在工业化之后，比较优势就不再那么自然了。比较优势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传统生产要素、技术进步、企业经营方式、国家的产业政策等等。也就是说，一国所能具有的比较优势中，政府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正是因为政府的卷入，地缘政治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使得贸易具有了地缘政治性质。

今天，当我们说“全球经济治理”的时候，没有人会指望资本本身能够建立起一个治理体系来，尽管资本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就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间的关系，或者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言，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就是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而如上所说，这种经济关系是地缘政治的直接反映。问题是：谁来治理？

 03   “不列颠治世”vs“美利坚治世”

近代以来，就全球化来说，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时代，即不列颠治世和美利坚治世。我们可以看看两者的情况。

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是指欧洲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1815年至1914年）整整一个世纪，在大英帝国全球性霸权控制下维持的和平时期。因为这段时期欧洲比较少出现大规模动员的战事，因此被称为不列颠治世。

人们通常认为，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标志着不列颠治世的开始。自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英国开始成为欧洲海军强国的一员，并着手开辟通往美洲的贸易航线，开始在海外建立其殖民地。在七年战争中（1754-1763），英国打败法兰西王国，取得了大片美洲殖民地，确立了其在该地区的霸权。但于美国独立战争中被法美同盟击败，损失了其在美洲的十三州殖民地，后来英国在拿破仑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欧洲的势力。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了经济强国，并开始参与远东贸易事务。

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至爱德华时代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帝国的势力从英伦三岛一直延伸到各大洲，远东的英属香港、英属缅甸、英属马来亚及英属新加坡；非洲的冈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南非及尼日利亚；北美的纽芬兰及加拿大，还有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马耳他以及无数岛屿，都曾经是帝国的领土。由于其领土覆盖了地球上全部24个时区，故有“日不落帝国”的称号。这段在英国霸权控制下维持国际秩序的时期，被称为“不列颠治世”。

1883年（维多利亚时代）绘制的大英帝国全球版图地图，大英帝国占有的领土以红色标记（图源：Getty Images）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王国在击败法国并统一德意志后成为欧陆第一强国，随后德意志帝国和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快速崛起，英国的绝对优势地位被削弱。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列颠治世宣告结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秩序无限混乱。

不列颠治世之后是美利坚治世。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是指在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延续至今的因为美国享有主导全球的势力优势而产生的世界相对和平的时期。二战期间战争对生命、基础设施和资本的毁坏，旧世界几乎被毁灭。美国自己则摆脱了战争，其国内基础设施几乎毫无损失，其军事力量空前强大。1945年，美国经济继续扩张，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拥有世界80％的黄金储备。

在国际层面，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效重建了西欧经济。美国更以占领的方式，重建了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同时，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和苏联竞争，向更多的国家开放市场，使得更多的国家受益。二战后，西方主要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即使在公开冲突、代理人战争中也没有使用核武器。美国等大国也建立了联合国系统，通过联合国系统帮助维持国家间的和平。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上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加上保持开放的国内和全球化市场，极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技术优势，而且尽力从地缘政治层面保持强势美元作为世界级的储备货币，这使其在几乎所有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纽约证交所门前的华尔街指示牌（图源：路透社）

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表明美利坚治世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是说这一治世秩序开始被终结。美国既没有能力阻止内部金融危机的发生，更没有能够防止金融危机的国际化。全球金融危机被广泛地视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产物。如同其他西方国家，美国一直把这种失衡视为是外部因素所产生的。因此，美国统治阶层从来就没有反思自己内部政策是如何导致这种失衡的，而把主要责任归于中国。这也就是自特朗普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理论根源。因为中国经济的韧性，美国没有能够如期所设想那样，让中国屈服。因此，美国把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关联起来，企图把中美经济之争转型成为中美地缘政治之争。

尽管大国的兴衰是常理，但大国治世的方式不同，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也不同。这里可以比较一下不列颠治世与美利坚治世之间的差别。

放任自由思想产生于英国，英国也把此思想应用于处理其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大英帝国内部，“自由贸易”已经不成问题。所谓的“自由贸易”只是就英国而言的，即所有英国的殖民地必须“自由”地与英国贸易。英国实行的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单边开放”。因为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有优越的条件实行“单边开放”。经验地看，广大的殖民地在沦落为英国商品输出国的同时，向英国提供英国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劳工。

不过，英国统治殖民地也的确体现了其“放任自由”的思想。一般情况下，英国不会破坏殖民地本来所自然生存的秩序，或者一个自下而上而生存的秩序。英国只把其所谓的“法治”（rule of law）这一层加于当地社会之上。来自英国的殖民者是少数，伦敦起用大量的地方精英帮助英国实现殖民地治理。例如在印度，英国把印度原来并不那么严格的种姓制度“法律化”，有效强化了这一制度；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宗教、宗族、肤色等），英国则实行“分而治之”的手段。

大英帝国能够维持100年之久，并且有效推进了全球化，和大英帝国的这种统治方式有关。

那么，美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情况要优于大英帝国。大英帝国的天下是英国自己打出来的，但美国是在二战之后被邀请成为西方领袖的。美国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不存在来自周边的任何威胁，可以把其地缘政治势力扩大到整个世界。同时，美国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因素使其成为了我称之为的“地域嵌入性世界级经济平台（或枢纽）”，成为世界优质资本、高端技术和高端人才的聚居地。

美国高端技术和高端人才的聚居地：硅谷（图源：Getty Images）

那么，为什么今天的美国既没有能力实现内部经济平衡，也没有能力实现外部经济平衡呢？这也和美国的国际治理方式有关。

简单地说，这和美国式的民主有关。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民主是政治精英竞争选票的一种制度安排。正是因为这样，政治精英在国内的任何举动都受严重的制约。在精英民主阶段，这种制约来自其他精英，因此，政治主要表现为精英共和；在大众民主时代，这种制约来自中产阶层，因此，政治主要表现为中产民意；而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这种制约来自每一个个体化的民众，因此，政治主要表现为民粹。就内部来说，美国民主已经成为一种“谁都可以说话但谁也做不了事”的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没有任何能力来干预经济，尤其是既得利益。实际上，正如我在另一处所讨论过的，美国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2.0版（《美国进入“原始资本主义2.0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资本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政府无力干预。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捷克出生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图源：Getty Images）

美国式民主也深刻影响着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大英帝国基本上“无为而治”，不会改变当地国家自然生存的秩序，仅仅将“法治”这一肤浅的层面加于当地社会。但美国则不同。美国犹如一个“使命性”国家，要把美国式的民主强加给其它非民主国家之上。人们可以把美国视为“国际法家”。法家仇视自下而上自我生存的秩序，而要在毁灭这个自我生存秩序的基础之上完全把一个人为设计的秩序自上而下地强加给现存社会之上。在法家那里，社会并非自然秩序，而是人为秩序。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行径就是如此。它用所谓民主的方式摧毁当地社会的秩序，而把美式民主强加个当地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说，美国对世界的治理的逻辑是“先毁灭、再重建”。

因此，人们不难看到，英国人“退出”世界体系以后，至少还留下了一个“法治”构架，这是当地精英所需要的。（英国人的另一个遗产是“植物园”，因为英国人喜欢“花园”，这是一般老百姓所需要的。）但美国人“退出”一个地方之后，留下的便是一片混乱和无穷的政治斗争，这既不是当地社会所需要，也不是当时老百姓所需要。

当人们今天展望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未来的时候，人们必须面临美国“退出”之后的混乱。尽管世界已经进入乱局，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里，除非美国有能力再次复兴而恢复世界秩序，否则秩序会越来越乱，没有最乱，只有更乱。并且，从现在看，尽管美国想至少从一些地方“退出”来专注于对付中国，但美国的“退出”并没有那么容易。英国人“退出”之后，至少还有一个地方秩序，而美国人退出之后，其退出的地方只有无政府秩序下的暴力。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东，这种情况已经显现，并且还会恶化。

 04   “中国治世”与“凯恩斯平衡”

尽管中国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因为我们的人均GDP还很低，但是海外政策研究界甚至严肃的学术界早已经在开始讨论“中国治世”（Pax Sinica）了。这至少表明，在今天人们的头脑中，“中国治世”是和“美利坚治世”相对的一个概念。历史上，中国在汉朝已经经历了西方人所说的400年和平。从理论上看，“中国治世”的实现更像是建立在凯恩斯所说的两个平衡，即国内经济增长和公平之间的平衡，和国内国际之间的平衡。在国内，汉朝通过“平准”“均输”“轻重”等政策，建立了大量的粮仓，在食品富裕期间收购储存，而在食品匮乏期间出售，以此来稳定价格和保证老百姓的生活。在国际层面，朝廷实行朝贡体系，单方面地向周边小国开放市场，促进贸易体系。

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中国再次实现“中国治世”，那么情景又会怎样呢？我自己觉得，尽管今天中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大历史看，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有能力实现凯恩斯平衡模式的国家。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关系而言，当代中国几乎是一个新版本的汉朝。

就内部而言，中国通过混合所有制来实现经济平准。这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背景下已经看得很清楚。尽管全球化也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扶贫），保证了基本的社会公平。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是用西方产能改变自己的。在1980年代早期，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很穷，我们就实行“请进来”的政策，即主动打开国门，请外国资本进来。1990年代，中国通过“接轨”政策，主动修改甚至废除了上万条法律、法规，与西方规则对接，之后，西方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对西方来说，这是他们的产能输出。只不过中国和其它很多国家不同，一方面融入世界市场，但并没有成为西方资本的附庸。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

就外部而言，中国也正在通过巨量的产能改变世界，重塑世界贸易体系。中国产能过剩是近来西方甚至我们自己讨论最多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产能改变世界。没有足够的产能，何以改变世界？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从前大英帝国和美国是如何改变世界的？无论是“不列颠治世”还是“美利坚治世”都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暴力和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伴随着他们推动和维持的全球化。

中国则完全不同。尽管西方一直在渲染“中国威胁”，但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主动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出口环保产品（“新三样”）都是产能改变世界的样本。尽管这一过程伴随着西方的“债务帝国主义”“新殖民地主义”“产能过剩”等认知战争，但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征服过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全球化并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地缘政治考量。实际上，中国一直在践行“不干预政策”。这一点，中国是最理想的“自由贸易”践行者。中国只有和各国进行贸易的兴趣，而没有干预对象国的兴趣。

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中国正在践行具有单边开放特征的制度性开放。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单边开放就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好的国际公共品。上海进博会便是典型的例子。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正在从近来的签证政策扩展到更多的领域。

2023年11月5日至10日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图源：新华社）

 05   产能改变世界

面对中国的“产能崛起”，美国不会手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美国一直对中国采取了强力的制裁措施。但是，这却反过来激发中国的创新意志，并争取在高科技领域更加独立自主。在电动车领域以及生产“绿色”产品如光伏板和风轮方面已取得相当的成就。

尽管西方称产能过剩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干预，即补贴。但事实上，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比较优势本来就具有政府干预的因素。不用否认，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成功要归功于中国实施了积极的产业政策，生产厂商得到国家补贴，建起超过本土需求之外的工业产能。但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践行政府的补贴。前面所提到的《新苏黎世报》的文章引用“新工业政策观察”（New Industrial Policy Observatory）2024年3月份的数据指出，过去数年里，美国的补贴数目远远超过欧洲，但欧洲目前正在赶超，并且数据显示，中国的补贴数目大约只有美欧的一成。

产能正在改变世界。欧洲国家如意大利和法国的车商一直对转型电动车未予重视。现在，这些国家以中国倾销为由，要求欧委会限制进口中国的电动车。不过，欧洲是“自食其果”。在产业政策上，欧洲越来越具有保守主义倾向性。尽管德国最早提出了“工业4.0”，但迄今并没有落地。欧洲人抱着“人权”“民主”等口号，过度意识形态化，把自己关进了这个狭小的笼子里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如何创新，如何具有竞争能力？很多欧洲人希望中国的产能能够重新激发欧洲的创新精神，而非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发生的情景也很相似。马斯克的特斯拉一直在新能源车领域遥遥领先。但现在，特斯拉感受到中国本土的竞争压力，中国车商提供更多车型、更理解汽车是一部移动电脑的道理，其产品质量更是迎头赶上。特斯拉别无选择，只能降价，宣布裁员计划。

竞争导致保护主义，如果世界经济无以为继，更会导致深刻的秩序危机。但如果竞争是变化的动力，那么就是进步的源头，就会导向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这种情景并非空想。2023年底，意大利新当选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宣布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但这更多是出于政治或者意识形态，而非意大利的经济需要。正如意大利媒体《商报》所注意到的，意大利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670亿欧元。意大利从中国的进口额仅次于德国；向中国的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192亿欧元，排在第9位，而排在前10位的只有中国不是欧美国家。时尚品、葡萄酒、豪华车，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购买意大利制造的产品。在过去的一年里，意大利对华投资高达130亿欧元，其中最大的是投资商是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以及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Stellantis）。但同时，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去年则降至49亿欧元。2024年是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意大利政府为此计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正如意大利外长塔亚尼（Antonio Tajani）所说，“告别‘一带一路’后，意大利现在开始尝试‘马可•波罗之路’。意大利政府希望中国仍然是其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提升对中国的出口量。正如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宣称的，开放有利于贸易双方，因为只有开放，各方才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意大利新当选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图源：路透社）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回答本文开头提出来的有关全球经济治理所面临的危机问题，人们其实并不需要那么悲观。如果西方因为在一些领域的比较优势被中国超越了而践行贸易保护主义，那么最终落后的便是西方。对中国来说，在意识到“产能改变世界”的道理之后，就要在更多的领域急起直追，在更多的领域产生比较优势。正如在新能源领域，比较优势是在开放条件下产生的，中国需要在各方面全方位开放的条件下实现全方位的比较优势。

还是需要再次强调一下，尽管世界进入乱局，但中国和美国（或者西方）之间的竞争不是谁比谁更封闭，而是谁比谁更开放，最终的胜利者必然属于更加开放的一方。再者，只要各国在竞争开放而非封闭，那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会是一个更好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