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彭德怀遇见朱可夫之后

1957年，国防部长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期间彭德怀与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有过一次深刻的交流，这次交流的情况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比较少，而且这次交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军事。对于这次交流目前只看沈志华李慧丹采访到彭德怀的军事秘书王亚志，王亚志将军后来是周恩来的军事秘书，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彭德怀与朱可夫的交流很不顺利，两个人可以说是大吵了一场，这一次交流之后，彭德怀对于朱可夫和苏联的军事学都甚为不以为然。朱可夫代表着苏联最高的军事指挥水平，自然彭德怀对于苏军的军事学产生了怀疑。

朱可夫在军事上彻底否定战略防御，即便是防御作战也仅仅承认战术性的防御。他在战略上只承认进攻，主张“先发制人”。彭德怀对于朱可夫的军事观点很不以为然连带对苏联的军事学不以为然。中国的军事战略是积极防御，是“后发制人”。苏联的军事理论根本不适合中国。彭德怀是世界顶级的军事家，过去对苏联的军事理论不了解，与苏军高级将领也没有接触，所以对苏军还有一点“崇拜”，对于学习苏军全盘“苏化”是支持的。在与朱可夫会谈之后，彭德怀对于学习苏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发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军事路线根子都在苏联。苏军在卫国战争初期的失败也根源在此，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战略防御，没有对于战略防御作战的特点作任何研究，这就导致了在战争初期苏军在军事上的被动和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直到莫斯科保卫战，德军经过严重消耗，成为“强弩之末”才初步扭转了战局。这样的军事表现自然就难入军事经验丰富的彭德怀的法眼。

彭德怀回国之后就发起了反“教条主义运动”，扭转全盘苏化的倾向。这场运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正确的。在政治上解放军是新中国政权的柱石，在中苏已经发生政治分歧的时候，消除苏军在解放军中的政治影响是必须的工作。第二军事服从政治，军事战略服从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在国家确定了战略防御的军事战略后，军队的编制，编成和作战准备都要服从这个战略方阵，因此解放军的战略是积极防御，“后发制人”，与苏军的军事学说完全不同。苏军的军事学说和部队编制编成是建立在苏联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不具备苏军的物质基础，自然也不可能执行苏军的建军方针。这就决定了解放军必须走自己的路了。解放军在“反教条主义运动”后确立的新的军事教育方针是以我为主，在部分领域学习苏联，像机械化战争的组织，进攻战役的组织等。

“反教条主义”虽然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因为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的个人恩怨和“山头”，也导致了这场运动伤害了许多同志，但是军事战略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是个人关系这个层面的问题，不能以个人恩怨否定这个运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奠定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基础的是斯大林，第一就是利用20年时间推动了苏联的工业化快速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军事工业基础。第二就是否定了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战略，实行一国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战略，利用资本主义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的精疲力竭，无力立即发动对苏战争的战略机遇期，加速苏联的工业化，建立物质基础。第三否定了图哈切夫斯基的不切实际的军事发展计划，保证了经济发展与军队建设的基本平衡，没有让军备压垮经济。第四是利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引进美国的技术和资本，利用德国受凡尔赛合约的压迫和遏制的机遇，从德国引进大量的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加速了苏联军事技术的发展。第五培养和发掘了一大批军事工程师，像米高扬，拉沃奇金，伊留辛，图波列夫，科什金等，让苏联的军事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是苏联赢得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

后来苏联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为了个人的政治需要，把战争失败的责任都推给斯大林，抬高朱可夫的个人作用。实际上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的失败军事战略错误是关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上，朱可夫不但当时没有意识到，而且战后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斯大林有错误，但是苏军整体上的战略错误，作为职业军人的朱可夫和其他高级将领同样负有重大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提供军事准备，包括战略和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