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方金：都撤档再映，为何“红毯”与“摇太阳”表现差异大？

■ 本期轮值毒叔 ■

■谭飞&宋方金■

谭飞:欢迎方金，我们最近也看到两个曾经撤档的电影，《红毯先生》和《我们一起摇太阳》又上映了。《我们一起摇太阳》回去之后票房好像还可以，现在票房过两个亿了，原来它撤档之前只有几千万，但是情况是“冰火两重天”，《红毯先生》回去票房也不行，甚至悄无声息，票房扑得无声无息。你怎么看撤档后上映“冰火两重天”的情况？

宋方金: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电影本身的质量性，一个是对档期调性的理解，其实最早《红毯先生》定档接近12月，原来传统意义12月就算贺岁了。当时的撤档，定档春节档，实际上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谭飞:就是一个失策。

宋方金:因为《红毯先生》不是一个合家欢、喜剧电影，它是个反类型、元电影。它虽然有些黑色幽默，但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电影，所以，它是绝对不适合在春节档上映。但是，我估计片方想的是因为这个赛道水涨船高，总觉得这么大一块蛋糕切起来，分到的份额会多。

谭飞:而且宁浩加刘德华，他觉得怎么样都保险呗。

宋方金: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时没有撤档，而是按原定档期上映，情况会好得多。那个时候，会吸引更多的影迷，包括刘德华的粉丝和宁浩的影迷，让更多人进场观影。但是在春节档期，情况就不同了。大家的心情不一样，观影要看个人的心情，而且春节档的氛围有时确实带有一种年节的气氛。

第一点是，电影的定档是最大的一个失策。第二点是，回到咱们刚才说的电影的质量性。电影《红毯先生》虽然集宁浩过去的电影创作的手段和特点之大成，但是这个电影对观众是不友好的。

观众接受不了影片用文艺片的手法，拍了一个大明星的故事。所以，这个影片节奏很慢、逻辑很混乱。我也很奇怪，宁浩拍了那么多戏，这个电影好像对剧组生活表现得不是那么合逻辑。

比如说一个大明星在演戏的过程中，自己去体验生活，那这边是怎么拍呢？是怎么安排呢？其实我觉得都是很随意，明星到养猪场体验生活了，回来就回来了。其实剧组它是有一整套逻辑的。

谭飞:而且明星的档期也不可能那么随意。

宋方金:明星去体验生活到底是去几天，是怎么回事？这些信息都得交代清楚。比如有一些梗，这些投资人要求自己来演戏被打了一顿，其实这些在之前的影视剧作品里也有类似的段子，里边的某些情节呈现出一种陈旧的气息。另外，它的主题是今天的观众所不感兴趣的，一个大明星遇到的苦恼。

谭飞:大家比大明星苦恼得更多，应该让明星来理解大家。

宋方金:尤其是疫情后，项飙提出了一个疫情后的非常好的概念，叫“附近”。疫情之后，人们都在关注“附近”，这个理念或者观点也能解释，为什么像《碟中谍》系列、漫威系列现在“失效”了，因为它不是“附近”。我们要是从制作精良上来说，那《碟中谍》系列影片肯定比《孤注一掷》和《消失的她》好太多了，而且明星的咖位那肯定也好很多。

谭飞:那是几千万美金的身价。

宋方金:但是，老百姓关注附近，宁浩的这个电影它是遥远的，它不是附近，它不再具有人们的一种相似性。

谭飞:这也是强共性和弱共性的关系，因为影片《红毯先生》的共情力非常弱，甚至很多人会觉得你是故意的？你好像从云端降下来，这个姿态本身就是冷漠和孤傲的。

宋方金:他是俯瞰的，他不是平视。所以导致这个电影本身构成了跟观众之间的一种隔膜，其实它写的是隔膜，但是它跟观众也构成了隔膜。当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不撤档，不撤档比现在结局也要好。

谭飞:现在更狼狈和尴尬。

宋方金:所以，这是电影《红毯先生》的两个问题。《我们一起摇太阳》的电影质量本身还是可以的，是一个情感浓度很高、有泪水也有笑声的影片。

谭飞:韩延的水准还是保持的。

宋方金:导演的水准也在那，所以说这个电影的完成度是可以的。但是同时也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个电影本身的背景是悲情的，中国人讲究吉利，咱们为什么过年还得弄条鱼，象征年年有余，观众总是喜欢看一些相对来说合家欢的、带有喜感的、励志的、热血的、燃情的影片

《飞驰人生》《热辣滚烫》你就看片名，它就是带有一种励志的、热血的感觉，它适合过年看，适合大家看完之后，从电影院出来，他心里不堵，你别让他想，影片有春节档的自身的合法性。

所以，《我们一起摇太阳》也犯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问题，也想在这儿分一杯羹。如果，它最早不定档在春节档，它定档在清明档或者五一档，反正你换一个档期，以这个电影自身的质量，它一定会比现在的成绩要好很多。

谭飞:如果它直接定在今年清明档，它可能和宫崎骏的影片还可以PK。但是，它现在因为是“二进宫”，可能一下子气就衰一些。我还有一个特别细的细节，在成都时候我知道的，2月14号当天《我们一起摇太阳》在上映中，他们片方想的营销方式，弄了很多喜糖发给观众，但是喜糖就被挪到其他电影了。因为电影院觉得不配合，这么悲情的故事，两个都是绝症患者，我给大家发喜糖，好奇怪，他们就把喜糖挪给这个档期的其他电影，说是这个片子送的喜糖，院线都觉得太尴尬了。 

宋方金:太尴尬了，就是它调性不对。关于这种创作，其实它的高假定性太强了，韩延导演就是用这种创作手法，但是我觉得不宜多用。在我们整个的创作理论里，生活中成立的，在戏剧上不一定成立。其实影片是取自于一个相对真实的故事，但是这个相对真实的故事在生活中特别成立。

谭飞:它是一个网络帖子改的。

宋方金:但是，真实故事拿到电影里去，它的故事是松动的、不结实的。我举一个新闻报道的真实例子，有一个大货车司机，晚上错过了旅店，想随便找个村子吃饭。

谭飞:打尖。

宋方金:对，他就随便敲开了一家门，说我有点饿，大娘，我能不能买一碗面。这个大娘很好，说没事儿，我给你做一碗面吧。一碗面端上来之后，他一吃一看，哭了。那个大娘说，你怎么了？他说，你不知道，大娘，我小时候我娘做面，就在上面铺一层大蒜的蒜片儿。

谭飞:想起他娘了可能。

宋方金:大娘说，那你是哪儿人啊？他说，我是哪儿人，我小时候被人拐走了。大娘说，我儿子被拐走了。两人去医院一看，大娘就是他妈，两人最后母子相认。我们经常拿这个例子教编剧，这个例子拍到电影里去就不行，它是一个生活中的故事。

谭飞:太强假定性了。

宋方金:这个真实的故事就特别像假的，所以，电影一定有戏剧性本身的逻辑，你不能把生活的逻辑搬到戏剧去。电影是生活的平行宇宙，它是自己有一套逻辑，生活有的是不讲逻辑的。

他开着车找了个地方，他没有逻辑，但是电影必得有一个逻辑，所以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虽然说完成度很高、情感浓度很高、有泪有笑，但是我认为这个故事的最终的基础是不成立的，所以说这也是电影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它现在拿到这个票房，可能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特别借助生活的这种强假定性，你的电影就会不结实。

谭飞:好，谢谢方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