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杰尔·克利夫谈马可•波罗

文：奈杰尔·克利夫

译：陆大鹏

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蹒跚到了第二年，美国自由派报界对中国的报道里满是对特朗普的幸灾乐祸。《纽约客》1月8日的封面故事里，自信、开放的中国面对着丢盔弃甲、仓皇败退的美国。文章的标题“让中国再次伟大”戏仿了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把美国的颓势归咎于总统。但这种报道以及英雄所见略同的其他报道（话题不限于美国国内政治），都有一种紧张感。在如今分水岭一般的时刻，似乎大家普遍认可，中国的时代已经降临。

最有力地改变主流意见的单一事件，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纽约客》在那篇封面故事之后又紧跟了一篇戏剧性的专题摄影，带领读者踏上“新丝绸之路”。在美国，“丝绸之路”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概念，几乎年年都有相关的新书出版。而中国的计划拨动了许多人的心弦。在惯用混凝土与钢铁作比喻的现代话语里，“丝绸之路”激发了西方人的文化记忆，让他们想到精美丝绸服装、金碧辉煌的宫殿和条条大路通东方的遥远古代。

丝绸之路对西方人想象力的诱惑有一个显著的焦点：一个年轻的威尼斯人在七百多年前走过这条路，至今他仍然是和中国打过交道的最有名的西方人。我翻译过《马可·波罗游记》，这是超过一个半世纪里第一个直接从原文翻译的英译本。翻译过程中，我努力理解他悠久的美名对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关系意味着什么。大家关于丝绸之路的谈论让我思索，关于它对今日世界的意义，马可·波罗能教导我们什么。

马可·波罗能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道路可以打通，也可以轻易地关闭。东西方之间的联络常常很脆弱，经常被打断，而且在好几个世纪里是战争争夺的对象。罗马与中国距离遥远，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许多个世纪里，伊斯兰的崛起阻断了欧洲与外界的交通。而在蒙古人席卷欧亚之后，道路突然打通了。但十七岁的马可·波罗于1271年从威尼斯出发之际，他对要去的地方知之甚少，仿佛要离开地球。

虽然无知，欧洲人对亚洲还是早就形成了一些固有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是《圣经》与古典传说的混合体，令人心醉神迷。欧洲人坚信生活在亚洲的是千奇百怪的怪物种族：狗头人、脑袋长在胸口的人、没有嘴巴而完全靠苹果香气生存的人。

他们相信亚洲有遍地钻石的深谷，而获取这些钻石的办法是向深谷丢一些生肉，然后再放猛禽下去。他们相信伊甸园位于远东，在地图上画出的伊甸园相当于埃及或印度那么大。

根据《圣经》，亚洲是人类的诞生地，人类的命运也在那里静候。基督教世界把自己的噩梦和救赎梦想都安置到晦暗不明的亚洲。按照欧洲古人的理念，亚洲的北面是野蛮民族歌革和玛各（Gog and Magog），他们会蹂躏世界，直到在世界末日的最后决战中兵败。更让人宽慰的是，东南方是一个庞大的国度，其统治者是一位基督教国王，名叫祭司王约翰。他是一个拥有神奇魔力和战无不胜大军的传奇人物，在欧洲人的集体想象当中是一个潜在的救世主。当然得先找到他才行。

无知者的想象就是这个样子。马可·波罗知道所有这些故事，在自己的书里对其敷衍地表示认可。但等他真正抵达中国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比传说有趣得多的真实世界。他云游中国各地，有时和父亲与伯父（都是商人）一起旅行，有时担任忽必烈汗的卫士或使者。一个完全未知的文明展现在他面前，令他欢欣鼓舞。

多年后回忆自己的旅行时，他兴奋地谈起一个富庶、辉煌而发达的大帝国：在这个世界里，宫殿庞大如城市，一座城市拥有上千座桥梁，人们可以乘画舫在湖上一边游玩一边用晚餐，河流被整治得井井有条，运河将各条河流连接起来，河上货船熙熙攘攘；驿站在几天之内就能把书信送到千里之外，纸币普遍使用，而与此同时纸张在西方还是稀罕事物。

我用《马可·波罗游记》的手稿和早期印刷本复原了已经佚失的马可·波罗原始文本，在这过程中我看到的马可·波罗是这样一个人：不仅对外国文化热情洋溢，也喜欢不同文化的差别。他对蒙古帝国统治下诸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实践都充满好奇心。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不知羞耻地对恩主忽必烈大汗不吝溢美之词。

欧洲人把蒙古人称为鞑靼人，这个名字来自古典神话里的地狱。马可·波罗毫不隐晦战败的南宋人对新皇帝的敌意。但他夸张地歌颂忽必烈为“世上和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他赞颂忽必烈的权势与威严。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是，忽必烈威风凛凛地骑马走过他的皇宫园林，“马尾处的皮带上拴着一头豹子”。他还讴歌忽必烈的智慧，而且不止是宗教方面的智慧。

在马可·波罗的大篇幅引文当中，忽必烈解释自己为什么更愿意接受行神迹的佛教僧人，而不是当地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十分无知，自己无所作为，也没有力量”。马可·波罗说，是佛教的人道主义教诲启发了忽必烈慷慨大方的福利政策。马可·波罗还说著名的祭司王约翰只不过是个愚蠢傲慢的军阀，被成吉思汗杀掉也是罪有应得。这些都不是虔诚到狂热程度的中世纪基督徒的思维，他们更不可能公开表达这些想法。

马可·波罗旅行了二十四年，其中十七年在中国度过。1295年，他终于回到家乡。他不是擅长舞文弄墨的人，直到他在一场海战中被俘并被囚禁在热那亚，才开始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马可·波罗游记》的“序言”说，“他不愿虚度光阴，便决定写下这本书，供读者赏玩。于是他请狱友比萨的鲁斯蒂谦把这些故事写下来”。

鲁斯蒂谦非常谦虚。我们现在相信，他给本书的早期部分，比如涉及突厥、高加索和伊朗的部分，加了不少活色生香的私货，都是些历史悠久的传奇故事，可能是他追随十字军时听到的。他讲的故事包括：一位基督徒鞋匠凭借信仰搬运山岭；人称“山中老人”的穆斯林变节者派遣服了麻醉品的弟子去执行自杀攻击；一位穆斯林哈里发被单独囚禁，身边只有他的金银财宝；某种只有在大斋节期间出现的鱼和一座悬浮在半空的教堂石柱。不足为奇的是，这些故事把伊斯兰描绘得罪不容诛，而基督教充满了奇迹。这些故事都和马可·波罗的叙述不相干。在马可·波罗的叙述里，忽必烈的喇嘛行了神迹，而基督徒是无能的旁观者。

两人合写的书开始传播，有了越来越多的抄本。早期读者对鲁斯蒂谦的传奇故事照单全收，因为这些传奇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他们愿意相信。与之相反，马可·波罗描述的是基督教世界完全不知道的一个庞大的陌生文明，而且比基督教世界先进，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完全是奇思妙想。威尼斯同胞开始称他为“百万先生”。他的名字成了“异想天开、胡扯八道”的同义词。

对马可·波罗的这种指责维持了很长时间。到18世纪，欧洲人已经开始质疑，他是不是真的到过中国。近些年又有人提出了这个质疑，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近期的学术研究已经明确证明，上述质疑是错误的。马可·波罗给出的细节多到令人发指，涉及纸币印制、兑换手续费、进口税、监禁刑罚和每个主要中心的食盐售价这样复杂的话题，而且几乎所有细节都精确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

文学领域的开拓者似乎注定要受质疑。威廉·莎士比亚有过类似的命运。或者说，那些接受了异邦生活方式的人注定要受到怀疑。不管怎么说，许多个世纪的怀疑证明有一句古话是错的。读书可以让你无需离开椅子就遨游万里，但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亲身到场。

成千上万的欧洲商人和传教士追随了马可·波罗的脚步，还有很多中国人向西旅行。大约1340年，一位名叫弗朗切斯科·佩戈莱蒂（Francesco Pergoletti）的佛罗伦萨商人编纂了一部详细的指南，并告诉想要旅行的人，从黑海到北京的路“不分昼夜，绝对安全”。并非所有人都像马可·波罗那样头脑开明、毫无偏见，但毕竟有大量商品和思想得到了活跃的交流。

这条路没过多久就不再安全了。元朝灭亡后，明朝统治者将中国境内所有外国人驱逐出境。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地中海东部，阻断了连通东西方的陆地商路。欧亚之间的直接贸易与交换一下子停止，直到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打通了绕过非洲的海路。

在我的《最后的十字军东征 : 瓦斯科·达伽马的壮丽远航》一书中，我提出，葡萄牙人远航去亚洲时带着两个目标：争夺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完成十字军圣战的使命，打败伊斯兰世界，收复耶路撒冷。因为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财富来自香料和东方奢侈品贸易，所以这两个目标差不多是一回事。

如果达伽马像他的竞争对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样读过《马可·波罗游记》，那么他的任务也许会更顺利。达伽马抵达印度之后受到了土著欣喜若狂的欢迎，但他拿出礼物之后，土著就变了脸色。印度人还记得明朝航海家郑和的宝船队，中国人在印度洋周边慷慨大方地馈赠金银财宝，直到1433年郑和的远航被取消。所以印度人可能起初误以为这些皮肤黝黑、蓄着大胡子的葡萄牙人是出手阔绰的中国人。达伽马带来的礼物仅仅是少许条纹布料、铜制洗手盆、珊瑚串，以及几箱糖、蜂蜜和油。马可·波罗肯定知道，到东方不能只带这些寒酸的礼物。

葡萄牙人继续奋斗，把航路一直拓展到中国。但他们的好战引发了敌意与冲突，海上丝绸之路此后就始终受到武装冲突的困扰，导致中国受辱一个世纪之久。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从海路来到中国的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水手、商人和外交官不像马可·波罗那样得到中国人充满善意的铭记。说到底，交流也许是比冲突更强大的力量。

今天，东西方互相之间的了解肯定没有马可·波罗对他的第二故乡了解的那么多。尽管西方的大学里有很多中国留学生，西方人对中国本身的了解还很粗浅，对西方人历史上在亚洲的行动也不太知道。大多数西方人如果听说过鸦片战争，也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

但今天东西方交流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马可·波罗的想象。他说戈壁滩非常长，从一端走到另一端需要一年。今天，子弹头列车可以在长达300英里的防风墙保护下快速穿过戈壁滩。曾经的天堑如今成了通途。今天人民有机会去促进自由贸易和思想、价值观与文化的交流，这有助于各民族的互相理解，有助于推动和平。与之相反，如果像过去的殖民者那样追求霸权，就会导致互不信任与冲突。“一带一路”计划若要成为和平与理解的力量，就需要借鉴马可·波罗的精神：他仰慕，甚至热爱完全陌生的文化。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于本月开始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并且是在西安，而不是在北京。马克龙访问了丝绸之路的古老门户，表达了他的意愿：恢复很久以前中断的联系。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又一次拥有了欧洲想要的高质量商品。

去年夏天，我带着家人游览了西安。我们都对兵马俑惊艳不已，我的儿子当时五岁，兵马俑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我带着他和我太太，走过了马可·波罗描述过的那些街巷。自从写过关于他的文字之后，我就一直想追寻他的脚步。这趟旅程是个开始。8月中旬，西安很少看到西方人，就像马可·波罗时代一样。我们都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这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也恰如其分。我觉得马可·波罗如果在今天来到中国，也会感觉仿佛回到了家。

作者简介：

奈杰尔·克利夫（Nigel Cliff）为英国历史学家、传记家、批评家和翻译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学院，现为该学院的研究员。他的作品《最后的十字军东征 : 瓦斯科·达伽马的壮丽远航》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推出中文版。甲骨文工作室还将推出他的《莫斯科之夜：范·克莱本的故事，一个人和他的钢琴如何改变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