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国之战发起时机的确定

灭国之战发起时机的确定

简要内容：

发起灭国之战的时机是：1.敌国君王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任性而为，以致连续战略决策失误；2.敌国失去（含自然死亡）或者诛杀国之栋梁，核心管理框架失去支撑，开始垮塌；3.敌国失去对高管层的凝聚力，高管层开始出现弃舟逃生乃至叛变投敌现象；4.敌国开始失去民心、失去领导力、号召力，中层诸侯开始反叛投敌；5.民不聊生，下层民众产生强烈对抗情绪，民众反抗情绪如烈火烹油，星星之火，立刻燎原。

正文：

灭国之战，也即两国决战。决战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在错误的时机决战，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发起方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可能是“杀敌1000，自损八百”，也可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为他人做嫁衣。

灭国之战的胜负既取决于己方组织结构的稳定和战力是否足够强大，也取决于敌国组织结构的稳定和防御能力是否足够强大。

发起灭国之战的前提是：保持己方组织结构稳定、维持战力足够强大。

发起灭国之战的措施是:诱使对手组织结构失衡、战力逐步下降、失去民心以及其他足以决定战争胜负的失误。

发起灭国之战的时机是：1.敌国君王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任性而为，以致连续战略决策失误；2.敌国失去（含自然死亡）或者诛杀国之栋梁，核心管理框架失去支撑，开始垮塌；3.敌国失去对高管层的凝聚力，高管层开始出现弃舟逃生乃至叛变投敌现象；4.敌国开始失去民心、失去领导力、号召力，中层诸侯开始反叛投敌；5.民不聊生，下层民众产生强烈对抗情绪，民众反抗情绪如烈火烹油，遇星星之火，即成燎原之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案例一：

最早且具有详细记载的灭国之战是“武王伐纣”。历史记载中，“武王伐纣”有两次记录，即：第一次“武王伐纣”和第二次“武王伐纣”。

第一次伐纣，《史记周本纪》上说：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第二次伐纣：《史记周本纪》记载：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

对比两次“武王伐纣”历史记载，可以看出:第二次伐纣时，纣王昏乱暴虐滋甚，又发生了以下事件：1.杀了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2.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

再对比两次伐纣时，参与战争的诸侯数量：第一次伐纣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第二伐纣时，诸侯咸会。

案例二：

曹丕称帝后一次问贾诩：“朕欲一统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吴乎？”

贾诩说：“刘备雄才，更兼诸葛亮善能治国；东吴孙权，能识虚实，陆逊见屯兵于险要，隔江泛湖，皆难卒谋。以臣观之，诸将之中皆无孙权、刘备敌手。虽以陛下天威临之，亦未见万全之势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国之变。”

这段话的意思是，刘备和孙权都是不可小觑的对手，他们的智谋和军事才能都足以与你曹丕一战。即使你以天子之威，也未必能打得过。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守好自己的地盘，做好自己的事情，静静等待两国的变化就好了。

贾诩这段分析，智慧就在于他一眼看清形势，把握住关键。想要一统天下，但是面对刘备和孙权这样的强大对手，他应该如何行动呢？不是去打任何一家，而是持守待变。这个建议虽然看似保守，但实际上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策略。

首先，持守可以保护自己的地盘，避免被敌人侵犯。其次，待变可以等待敌人的失误，从而找到反击的机会。最后，持守待变还可以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和策划，从而在关键时刻一击必杀。

曹丕没有听从贾诩建议，兴兵伐吴，乃至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故事原文详见《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

（魏文）帝问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文帝不纳。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案例三：

公元263年8月，魏国向蜀汉发动灭国战争，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攻蜀，一举灭掉蜀汉。

魏国战略进攻时机选择的准确性，可以从《三国志》记载的另一件事上得到反证。

公元261年，孙吴使臣薛珝出使蜀国。回国后，对孙休说起蜀汉的情况：“蜀主昏聩而不了解自己的过失，大臣只求无过错来保全自己的地位。蜀汉的朝堂之上，听不见正直的言论；蜀汉的郊野中，百姓因饥饿而显露出营养不良的脸色。臣听说处在高堂之上的燕雀，自以为过得安逸。建筑物被焚毁时，燕雀却怡然自得，而不晓得祸患将要到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大意就是这个同盟国不大行，已经靠不住了。

故事原文见《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孙休时，珝为五官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案例四：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六月二十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忧心忡忡地说：“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京城）气象甚恶（形势不好），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势必会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指中央政府先垮台），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赵烈文自称）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指各省）无主，人自为政（地方割据），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沉思半天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不可能完全被推翻，顶多发生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政权南迁后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局面。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指亡国），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后还能苟延残喘百余年，恐将彻底灭亡。

赵烈文虽然回答得十分坚定，但曾国藩还是不能完全认同他的说法：“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受报答）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