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外国大学能开放，我们不能？

这几天，观网兴起了一阵讨论大学校园是否该向公众开放的讨论，A股大佬胡先生也对此发表了重要观点。很多水友也很兴奋，说就该开放啊。

俺寻思了一下，这事情我熟悉啊，那便献个丑，给大伙说两句简单的。

一、我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不支持大学开放。

首先，我们看一看“学术界”“新闻界”对高度开放的美国校园的评价。

这里的大学不仅向中小学生开放，还向成年人开放。大学网站上专门有一个入口叫做 “extended learning”，无论你是刚刚毕业的还是工作了很久的，无论你是工签学签还是PR（永久居民）或公民，只要想学习，都可以注册报名。

提供的课程除了各种专业学习外，还包括职场技能培训、各种IT技术的培训，甚至养生、休闲和食品健康等内容。上课时间一般在晚上或周末的白天，每周安排一次课程，几个月内可以完成。（我暗自担心，大学老师的工作时间会不会超长啊？）

更不用说大学里的图书馆、体育馆和部分电脑教室（Media Lab或Art Lab），也都常年对外开放，不需要学生证，也不需要工作证或身份证，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和使用。

看完这些，一些水友是不是觉得特别美好？不用考试，就能进去学知识，真棒。

有些水友听见我阴阳怪气可能要闹脾气了，但是您别急。

我指的政治经济模式不支持校园开放并非是想说国外顶尖大学都是自招生为主，靠推荐信抓尖子生。

而是借这些小可爱们的嘴，说明白一点，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追求全民素质提升，是十分正确，且必要的事情。

建国70多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是任何在国外良好的制度，放到中国来，都是好的，苏联的制度是这样，欧美的制度同样是这样。

我们从德国街区文化说起。

德国的街区文化，源自汉萨同盟，有别于君主直接分封的城市，这些自由城市具备一定的自治权，德国商人也据此可以利用在本地的政治关系优势，向外地商人征税。这样，一个以商人、商业为核心，以自由城市作为支点的同盟，便产生了。

德国的汉萨同盟只是中世纪的西欧政治经济状况的一个缩影，西欧诸国具备不同的国情，这种商人自治的情况也略有不同。

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商人通过征税权，形成了政治联盟，获得了货真价实，且无需通过王权或教权获得的政治权力。

而在我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故事，田氏代齐（这里不再赘述典故内容），有了这个深刻的经验教训，往后的历朝历代，都对商人群体抱有极高的警惕之心。

到了今天，这一政治传统的区别，表现为，欧美的政治游说、政治献金是合法的。在我国，这算是贿赂的一种形式。

到这里，我们暂时说回校园开放，不妨设想一下，明天早上一起床，全国所有大学围墙都没了，像灯塔国一样，大学成了一个个街区。

第一个问题来了，校园保安在什么范围内具备处置权？我们按学校没有校园保安了，只分配每栋楼的保安作为答案。

继续下一步，接手片区的警察归谁管理？到这里，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要知道，我们的大学，现在是配属校警的。校园内发生了案件，要不要移交给驻校派出所，校保卫处是要参与的。

我们先分析片警依旧归警察局管理的假设，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既然校方没有管理安保力量的权力了，那么自然也没有责任了，学生跳楼也好，出车祸也罢，都是政府的责任。如果只是这些，倒也无所谓，无非是一系列谁背锅的问题。问题在于，不少学校是教育部直属的单位，吃的行政拨款以国税为主，对内管理却需要通过地方的治安力量来实现，那这样的情况下，这到底还是不是直属单位？

再说说另一种情况，也就是类似于国外的管理方式——校有校警，州有州警，联邦还有联邦的警察。我倒不是想说多发几个警察同志的薪水，大学就会穷死了。我想问的是，既然校长都管了警察了，那么当地市政府要不要给他来一间办公室？

无论诸位水友倾向于选择那条路线，都要明白一件事，这种错位的权力结构会带来更多的可牟利空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违背了我们的法制精神，权责不清楚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结构差别，就会发现，在国外，校长其实不是很在乎他手里有没有直接的安保力量，因为无论如何，他都可以通过校友会来影响当地议会，进而获得间接影响当地的治安力量，学生不听话？没关系，找几个CAP想办法给他上上眼药。前段时间美国某知名大学的学生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很快他们的个人信息就全暴露了。——谁做的，呵呵。

而这还仅仅只是安保这一个方面。在我国大学是一个相对封闭型的，我国除了一些顶级学府，其余大多数学校都依赖财政拨款，而顶级学府的事业性收入，政府辅助建立的学术、社会公信力的贡献起了多大作用也是不太好量化的。有些小可爱说这不利于高级知识分子和底层群众接触。我一时间竟也分不清他到底是圣母心泛滥，还是缺乏秀高级知识分子身份的机会（俗话叫当面装B）。

当这一系列俗事都在校方的约束下的时候，我们可以追责校方。譬如著名的鸭脖事件，请问当你开放了以后，校长转头就说，这当地村民开的店，我管不了，键盘侠们又当如何呢？以长沙自建房倒塌事件，死伤很多大学生为例，根本无法责怪校方。毕竟如果是学校宿舍楼塌了，你可以找学校行政部门，这地方上的住建局，校长就算是厅级干部也管不了啊，都不是一个系统的（更何况本例中，长沙医学院还只是个民办学校）。

与之对比的是，这几年，一些地方的政府单位拆了围墙，用划归市政府的用地，来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单位可以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就是掌握着治安力量，可以在今天的天眼系统帮助下，维持秩序。

二、开放大学校园，坏处都有啥。

实际事务上，这几天我看很多水友说过了，也说的挺在理的，我就不复述了。

咱说点藏在水面下的东西。

先看几张图：

平平无奇的河北工业大学

顶级学府清华大学，获得的财政拨款也就比河北工业大学多了一位数。

著名美国私立大学，哈佛。36%的年收入来自捐款造就的基金会。22年总收入也就58亿美元吧。

美国的公立大学我就不放数据了，毕竟一个是校友会捐款，另一个是资本家通过联邦白手套投资，政治属性上差不多，小圈子不同罢了。Old Money看重的私立大学还是更能代表美国。

这三张图，很好的展现了中美两国，大学究竟是属于谁的。对于地方的二线、三线甚至是三十六线院校而言，他们的校园其实并不难进入，只要认识校内学生、教师，想进去打个球，去图书馆看个书，那是相当简单的事情（食堂吃饭还是有点难的，毕竟是国家补助）。而清华、北大、浙大等等顶级院校，再怎么说国家对于学校学术公信力的帮助，其纸面上的数据还是以学校自己创收为主，那么开放与否，怎么开放，学校确实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底气。至于哈佛，要知道旅游也是们生意，创收懂伐。

在笔者上章论述中，描述了大学校园开放将会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知道有句名言叫“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就再假设一下我们敬爱的教职工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将大学打造成了开放式环境。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知识确实是相对更容易获取了，大学也确实成为了城市整体的一部分，而非隔离开的区域。我们看看哈佛大学那张柱状图中，最右侧的内容，公共医疗，赞助占收入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61%。在欧美，sponsored support意味着你需要为金主服务，这并非像校友会那样是单纯的“捐助”。换句话说，如果是辉瑞赞助你，你要卖他的药、帮他研究课题。

咱就假设隔壁是个拖拉机学院，归某机械大学管，俺寻思拖拉机有啥好玩的，我给你钱，用你的车间给我造辆装甲车好不好，你也不用和大学里的人说，咱就走现金。

这个例子看起来可能太搞笑，太荒谬了。换成生物、化学专业呢？如果造的是某些管制药品呢，您还笑得出来么。

好，我们不要那么极端，就说大学因为更开放了，可以通过更多的经济活动获取更大的利益。老师们都有钱了，学生们也都有钱了，大家和和美美的。行，请问，这么优越的社会地位，你想不想要保持呢，你说你是理想主义者，你坚信社会阶层应该流动，我信。你能保证多少人跟你一样，又能占多大比例。到时候才叫货真价实的学阀。读过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可太熟悉这一幕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今天大学里学术近亲现象才哪到哪呢，以中国的政治传统，到时候学校直接下属或者通过校友组织拥有除了军队和政府以外的一切社会要素，剩下的就是猜一猜什么时候拿下政权或者打内战了，殊不知东林党最初也只是学术性党派。

医院市场化的坑，我们踩了一遍，没必要在教育领域再踩一遍才知道社会公共服务的执行者也需要被管理，被监督。

开放大学是为了全民素质提升，全民素质提升了才能更好的实现民主监督。如果先开放大学，那么在全民素质提升到足够高之前，又怎么监督大学里的经济活动？我们当然可以学欧美，干脆不全民监督，让精英们盯着就行了。那这还叫某些人口中的全民所有的大学吗？所有权力都放给“精英们”，到时候你又怎么拿回来呢，毕竟你连接班人的培养、意识形态的塑造都要仰人鼻息。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开放式大学。

前面笔者已经说过这个观点——提高全民素质是现代化国家一致的追求。

而我们的政治经济结构又注定学校在现阶段，至少是实现社会主义高度发展之前，都将会是一个封闭型单位，既便于管理、监督，也便于集中力量偷偷干大事。

那么怎么更好的实现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进而提高全民素质呢？

我们先想想究竟想从高等学府获得什么。如果仅仅是书面知识，那是不需要“开放校园”的，书店里买得到，图书馆里借得到，网课里也看得到。如果是教师的指导、那么这是不切实际的，毕竟中国14亿人呢。学习风气，这个是一定有用的，哪怕学习能力跟不上，跟着大佬们多读点书，对自己也是有帮助的。稀有的学术材料，这些也有用，比如一些珍贵的古籍和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纠正普适教育阶段，教科书上一些落后、错误的观点十分有帮助。最后就是学习环境，毕竟想看书总在路灯下站着也不合适。

再想一下我们现在有什么。绝大多数城市都有的图书馆、各类口味的B站学术圈UP、以及拥有大量影印古籍的网站。除了略显短板的面向公众的论文查询、阅读平台。其他的都齐了。

站在改进的角度，笔者也可以说，知识分子接触普通群众的力度可以更大，宽度可以更广。可以有更多、更廉价的短期、暑期学习小组项目。全国图书馆阅览权限可以更宽，让边疆地区也能网上阅览首都图书馆的藏书等等。但这些都是需要技术支持、基建支持的，就比如跨省市阅览电子资料，需要能保障我们信息安全的网络系统。不是说我们今天想实现，明天就能实现的。

这个时候突然蹦出来一个人，说中国大学是时候对公众开放了，我只能说作为一个建政人er，我很惭愧，因为比起这位重量级选手，我还是太右了，不够“左”啊，惭愧惭愧。

这就好有一比，就是你好不容易亩产千斤了，田埂旁站了个外星人，说，地球人，你这亩产没有两万八，不行啊。

未来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实现了让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完全融入城市，我想还是会的，到那个时候，成人教育、职业再教育、高等教育可能会在同一个框架下发挥作用。那将会是一次彻底的学术革命，实现它，也少不了我们今天脚踏实地的努力（比如努力的当好墙头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