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资本家打工，体制外青年还有未来吗？

赛格特约作者  张丰

摘要

人们用“上岸”这样的词来形容考公成功，这说明其他工作都是“水深火热”。

“国企”，在过去往往强调它“企”的一面，而在最近几年，人们更看重它“国”的一面。

在国企工作有着自己的优势，收入高，工作稳定，更重要的是有着极高的身份认同感，而最后一点或许是最关键的。

即便你在最优秀的民企上班，做很好的职位，你依然是“打工的”，依然是“在为资本家卖命”，在“受剥削”。

老家有一位朋友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朋友条件很好，即便孩子一生不去上班，按照当地生活水平，也会生活无忧。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了，比如艺术，或者像我这样读书、写作，而且完全不用写那种自己不愿意写的文章，不再为五斗米折腰。

但是，朋友儿子的选择，是全身心投入，去考公务员。

这样的故事其实相当普遍。前段时间有幸和一些大学生朋友交流“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是否应该脱掉孔乙己式的长衫”的问题，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困惑，有一些正在找工作和准备考研，有的在送外卖，而我注意到没有谁已经考上了公务员。

那些已经考中的孩子一定没有任何困惑的地方，他们会是周围人羡慕的对象。

这和二十多年前相比，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未看到任何像样的机会。唯一和“汉语言文学”接近的工作，是青岛监狱招聘“编辑”，我估计是为监狱办黑板报。

我选择留校考研，档案不久后打回原籍。一个985高校的毕业生档案回到河南周口，并不常见。我爸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两个单位联系他，都是“体制内”。我反问他：

“你觉得我会去吗？”我爸说，知道你不去，就是告诉你一下。

这就是世纪初的风尚。尽管我学的专业是真正的就业难，周围同学选择去考公务员的少之又少。

现在谈这些会被视为是一种显摆。实际上，我们那时讨生活并不容易。外卖行业出现后，有一次夏天在街上走路，看到几个外卖小哥在太阳下聊天，我突然感到很羡慕：我高中的时候，如果有送外卖这样的工作，就不用那么吃苦准备高考了。

在当下，一个高中毕业的年轻人，要想在城市里“活下来”并不难。他可以选择外卖、快递员，也可以到餐馆打工。社会经济已经丰富到了一定程度，如果一个人肯吃苦，就不会挨饿，而挨饿则是我那时最担心也最容易遇到的窘况。

另一方面，中国大部分家庭的财富，都比二十前增长很多。如今，即便是一对农民工夫妇，在家留守读书的孩子也不会吃不起饭，也可以穿不错的衣服。从90后开始，即便是农村出来的少年，也不会有那种生物性的“生存危机”。

70后、80后中往往会有一种不择手段的成功观，“先活下来”，是其中最重要的“正义”，这种匮乏时代的体验，会遗留很多社会问题，所以他们成为“中年油腻”的概率也更大。

到了90后、00后这里，即便真的躺在那里不动，父母也不会让自己饿死。这是个人的幸运，也是社会的进步。他们有着更高的起点，也理所当然地有着更高的追求。

相对于上一代人，对当代年轻人来说更重要的一个维度，可能不是“挣钱”，而是一种价值或者认同问题：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工作才是有价值、有尊严的？

那个“脱掉孔乙己长衫”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媒体仍然要求年轻人像上一代人那样，放下面子，从最苦最累的工作开始做起，他们不知道，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面子问题”：尊严和价值，开始成为生命的必需品。

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层面，我们的社会出现了问题：最有尊严和价值的工作是什么？你问一下山东或者河南人，80%以上的人可能会告诉你，是考公务员或者进入体制。人们用“上岸”这样的词来形容考公成功，这说明其它工作都是“水深火热”。

90年代末，一位在体制内工作的叔叔告诉我，朋友家的孩子上海财大研究生毕业去深圳工作每个月收入2万块，我至今还记得叔叔脸上的表情，仿佛他的世界已经坍塌了，在体制内安稳工作，永远挣不了那么多。

这样的场景，在今天已经反转了。有朋友家的孩子清华毕业去了大厂，不得不把收入吹嘘高几倍，才能应对大家的诘问：“清华毕业，到底是个什么级别？”如果他是去当公务员，人们就不会再问他的收入。

所以，才会有这个相当普遍的困惑：为什么同样是程序员，在互联网公司写代码，就是“为资本家打工”，而在央国企或者体制内写代码（很有可能只是维护系统或者修电脑），就是“为国争光”，因为他就是“国家的人”。

“国企”，在过去往往强调它“企”的一面，它仍然是一种市场化力量，要遵照效益原则进行改革，而在最近几年，人们更看重它“国”的一面。在国企内部，也开始重视行政级别。“国企”成为体制内的延伸，开始获得相对于民企的“身份优势”。

前段时间，中国电科成都公司员工因为加班怒怼领导的传闻（后被证实为伪造聊天记录的谣言），让人们知道，原来在国企当程序员也需要加班。后来，警方调查证明，只是嫌疑人因为到中国电科应聘失败怀恨在心，炮制虚假聊天记录进行报复。

这个事情的反转，其实证明了另一个让人感到苦涩的真相：国企还真的是难进啊，以至于应聘失败就怀恨在心——国企身份，本身就是让人羡慕的。在国企工作有着自己的优势，收入高，工作稳定，更重要的是有着极高的身份认同感，而最后一点或许是最关键的。

这种认同感的差异，值得我们深思。在民营企业工作，即便拥有股权或者收入颇高，现在似乎也不是让人羡慕的事了。记得在2016年“全民创业”的时候，“股权”可真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词汇，仿佛所有的企业将来都能上市似的，这应该是“民营企业”认同感的最高峰。

从那之后，民营、国营两种“身份认同”的发展曲线，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受到社会中不良舆论对民营企业的责难，一些年轻人开始把教科书中的简单概念用在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用“资本家”来替代“企业家”，这样，即便你在最优秀的民企上班，做很好的职位，你依然是“打工的”，依然是“在为资本家卖命”，在“受剥削”。

深层的变化是，“身份”（政治）的重要性，压过了收入（经济），这就是社会心理的变化。在年轻人最看重“身份认同”（尊严和价值）的时候，他们迎面撞上的，是一个“认同”日益窄化、价值观也开始从“多元”收缩的社会，你不能说他们被谁蒙蔽了双眼，他们可供选择的本来就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