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十年为快速发展追赶世界发达水平,国家在产业调控和政策倾斜上,进行大量安排
【本文来自《新中国后对北京的大力投资,和对天津的投资远远不够,这才是今日京津差距的根源》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之前几十年为了快速发展追赶世界发达水平,国家在产业调控和政策倾斜上 进行了大量的政府安排。
虽然说是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但是产业链和功能区的政策划分,必然导致承接下游产业链的地区赚的比上游多;承担贸易出口的地区赚的比制造的多;承担制造的地区比承担资源提供的多;而承担农业生产的地区则最痛苦。
同时中国的户籍政策和医疗、教育、住建指标、养老待遇完全绑定。这就导致在全球化浪潮中,承担优势功能的区域比承压功能的区域拿走了利益大头,但是民生支出反而没有承担大头。
所以出现了山河四省四个省份平均不够一座985的情况,因为四省承担的是粮袋子、煤坑子、菜园子和钢炉子的任务,产业划分在上游,但是实际负担一点没少,所谓的北方第一经济大省山东,人均人均财政支出实际上是全国倒二,人均民生财政支出全国倒数第一,但依然承担着大量的财政上缴任务。甚至出现了给人均GDP高于山东的川渝地区扶贫输血这种劫贫济富的可笑现象。
为了效率而忽视的长期的不公平,直接导致了地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这种情况在19大已经明确提出。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由于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人都会得到做大蛋糕的红利,所以部分不平衡不充分不公平大家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在经济发展减缓甚至停滞的时期。这个问题就是火药桶。(可以百度隧道效应)特别是这种不平衡是以整片区域划分,而这整片区域是位于国家传统基本盘地区时。(更有意思的是产业上游和农业区域还连成了片,山河四省+东北三省,而且习俗还相近)如果是在下一阶段的游戏规则里得到了优化,还好说。如果无视房间里的大象,概念一旦形成,矛盾一旦显现,将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盛唐、苏联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其结果大家也都知道。
发达国家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但是其人口政策是没有行政区域束缚的,福利、教育、医疗指标跟随人口流动,这就导致虽然区域经济不平衡,但是区域人均经济是平衡的,也就是本地区的经济产值和财政支出与人口总量是相匹配的。这也是政府正在研究解决的问题。但这很复杂,涉及到财政税收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每一步都不敢出错。世界大周期的波动更增加了改革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