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学习是什么？

改革开放40周年：学习是什么？

——读文两则有感

钱 宏

一早看到从美国丹佛陪女儿读书的朋友发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两篇文章。由于这位朋友很爱学习，非常聪明，我不能辜负他的善意，很仔细地听读了一遍，现作如下反馈。

一、《中国经验带给世界什么启示》并无启示

如果我还是中学语文老师，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洪源远先生的《中国经验带给世界什么启示》，交到我这里的话，对不起，只能得分为59分！

就是说，《中国经验带给世界什么启示》一文，不及格。但为什么能打到不及格范畴下的最高分59分呢？这是因为他文章在引出他自己叙述之前的部分，把论题“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现有流行的几种表达式，不仅进行了资料意义上的梳理（25分），而且，分析了这几种表达式的利弊（30分），还有4分，则是按照作者“失败都值得学习”的修辞所得。

但是，展开论述的部分，包括他引以为豪的“柬埔寨经验”，没有提供任何有信息量的思考（作为反面教训倒可得4分），更别说达到其标题所说的“中国经验带给世界什么启示”的目的。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并不是如海外学者说的“共产党＋市场经济”（或“政府重商主义”）那么简单，即使用这样的加法思维，起码还要“＋忽略超高成本（自然成本、社会成本、人的身心灵健康及家庭成本）或整体生態背负成本＋后发非创新（复制）优势”。基于此，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提出“建立五大资产（资源）负债表”及“单位资源能效/能耗参量”，取代或涵盖“GDP增长率参量”评价体系，来对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考察的思路（参看《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建构全生態社会经济体系的尝试》，见《中国：共生崛起》P182-206，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作者在《中国经验带给世界什么启示》中，只是在否定了已经有的几个关于“中国模式”的说法或态度之后，“换个方式讲中国故事”，用修辞替代逻辑、立场抹平事实的方式，肯定他自己刚刚否定的说法或态度。作者换个方式这样讲：

第一，他变戏法式地找了几个词语，来替代中国领导人和经济智囊早已讲到家喻户晓说法，比如“因地置宜”“有什么用什么”，替代“比较优势”“发展是硬道理”（邓），用“引导创变”“中央搭台，地方唱戏”“有指挥的即兴发挥”，来替代“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毛）。强说“豆腐一碗”不是“一碗豆腐”，多亏他还自称做过“超过400个访谈、多年的实地调研和比较历史分析”，结果却不过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第二，作者做完这种“替代”自以为“换个方式”，就超越了现有说法有了新启示之后，回到传统中国“英雄不问出身”“成王败寇”流氓哲学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假设“中国模式”已经是一个铁定成功的模式。这里的“英雄”当然是GDP增长率，这是的“王”自然是资本增值方式（中国是不是他说的“国际发展中的新兴领袖”是实然判断吗？），于是，作者在说了一通什么“学习不是复制”（不是“学而时习之”），“成功和失败都值得学习”（等于说“交学费”也是学习或等于学习），居然大言不惭地告诫说：中国不应对“发展的社会成本感到‘羞愧’或认为‘不可外扬’”，说这才是“真正信心”，“能增强软实力”，是“诚实和客观的分析”。在这里，作者与其他鼓吹“中国模式”论者没有任何区别——他似乎完全忽略或不懂得社会成本、自然代价、生态背负在内的“历史欠债”，必须偿还，而远远不是什么“成功和失败都值得学习”而用一句“中国不应对这些发展的社会成本感到‘羞愧’或认为‘不可外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打发了事的问题！

作者有一句话，说得比较诚实和客观，这就是“其他国家可以在民主体制下灵活运用引导创变”，“‘民主特色’是必要的，但未必要按照西方的道路展开，也不需要照搬中国的道路。”首先，作者在强调中国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既定事实”的立场下，不无离奇古怪地肯定了所谓西方和中国民间喜欢听的“民主体制”这个工商文明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前提，其次，又通过肯定了变通、灵活的“强政府”的“引导创变”的必要性，来满足了“中国模式”既有利益格局下精英和既得利益者们的“历史选择论”固化政治诉求。我不能不想到一句中国谚语“刀切豆腐——两面光”。

有了这个离奇古怪的“两面光”说法，于是乎，通过三个必须的“道理和追求的目标”（发展必须因地制宜，解决问题必须激发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创变必须结合引导），只有作者讲的“中国故事”，就有了“以人类为核心”的修辞高度！至于作者认定的“三个必须”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认同”的人类追求的道理和目标，似乎在作者那里不需要经过逻辑辨析的。

诚然，《中国经验带给世界什么启示》既然可以得59分，就不能说它没有价值，第一，文章比较集中梳理了几种“中国故事”的表达式，有资料价值（25分）；第二，对几种“中国模式”表达式的得失利弊分析，有镜鉴价值（30分）；第三，作者本人对“中国经验”用修辞替代逻辑分析、以立场抹平事实判断这种文风的无启示性，有反面教材的启示价值（4分）。

二、《华为的故事并没有什么独特性》却有独特性

如果说《中国故事带给世界什么启示》并无启示，那么，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剑桥中国管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田涛先生接受《福布斯》杂志（墨西哥与中美洲版）的文字采访，《华为的故事并没有什么独特性》却有其独特性，意思有三：

第一，“华为的故事”放在中国这片“制度-文化-人性”土地上，对于中国地道地学习和发展工商文明而言，突出了“重复的力量”这一独特性。华为的故事，还重复了超越极隘民族主义心态的“资本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逻辑，真正走向了世界。

第二，华为的故事，在展示“重复的力量”的同时，展示了华为人（以任正非为代表）从市场竞争中意识到“同质化竞争”没有前途——深谙公元前8世纪人类性思想导师伯阳父的八字箴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因而要“生物”创新，必须“存同求异”乃至“存同尊异”，发挥企业每个员工的生命自组织灵动力，而不是“求同存异”“听老板的话”。中国热衷于这个规划那个规划的政治家、经济智囊和企业家们，都要好好学习任正非在向习近平、李克强汇报时揭示的一条铁律：“重大创新是很难规划出来的”。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企业家的真正自信而绝不自我膨胀的品格，这一点，放在在当前背景下，够独立特行的吧？

第三，因为“存同求异”“存同尊异”的创新和重大创新的前提条件，所以，华为的故事里面，自然而然地毫无意识形态障碍地采用对人的“大脑”定高价式的“员工普遍持股制”，这绝不仅仅是个所谓“人人做老板，共同打天下”的问题，而是一反中国式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社会资本化”的模式，而学习引入了“资本社会化”的模式，从而具有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意义。按照“共生经济学”（Symbionimics）对于人类经济组织形态——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社区经济的划分，以及“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论述，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社区，华为的故事所呈现出来的，正是一个资本社会化的或“社区经济”形态的创新性“社会企业”。

有了这三大独特性，作一个世界级的IT企业，我相信华为完全可能在克服“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的困难和困惑，创造“面对大流量、低延时的理论”上，有所作为！

这让我想到周其仁到以色列考察震惊之余，讲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阿龙·切哈诺沃的故事，说阿龙作报告不讲学术，而是讲自己的经历，小时候，妈妈告诉他：“走进一条河流，你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你要永远逆水走。”

以色列人奉行的《塔木德》（Talmūdh）羊皮卷箴言：“天下难做的事容易做成。”

中国几乎每一个开国君王奉行的《老子·六十三》告诫：“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我也发现并坚信：“容易做的事，显而易见的事，不难的事，不需要我做，也轮不到我来做。所以，我选择需要我做，也注定由我来做的难事——即所谓‘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但还‘来得及’做的事。我相信，这是上苍与我这一辈子的约定。”

愿迎难而上的任正非和他的华为团队，好运！

三、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学习是什么？

最后讲讲学习，为什么要学习，怎样学习？学习是不是复制，可以存而不论。但学习是一个知识自组织过程，没有疑义！

学习：知识自组织过程呈现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以主权国家为秩序的世界，在工商文明现代的发生、发展上，存在一个先发、后发，以及先发后发优劣势的问题的话，那么，在常识和哲学上，就都存在一个学习“从智慧之爱，爱之智慧”的问题。

真正导致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知识水平差异的往往并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与知识之间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系统）的联结复制、迭代创新过程。

因而那些过于强化、偏好某些知识而排斥、拒绝某些知识，这种人为的选择性，必然割裂知识间的相互联系，破坏知识的系统性，造成现实知识应用上的片面性、偏向性，导致诸多实践隐患，甚至难以克服的自我挖坑、自掘坟墓式危机。

这种“片面学习”，特别是“偏好性片面学习”，特别特别是“利益偏好性片面学习”，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点就通，而有些人教不会，多说了他还反感，还叫你闭嘴，半通不通就凭着小聪明自以为是或以非为是乱想、乱说、乱干一气的原因——不仅是知识量太少，而且，既不深入又无系统效能。

这种情况一旦在个人、组织、共同体、国家或地区发生，就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还不自知，迟早会发展成系统性风险危机！

     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且可能很快世界第一，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中国的购买力平价世界第一，中国城乡“铁公基”规模也是世界第一，特别是中国的大学规模和硬件建设，堪称世界之最，中国博士人群也已经世界第一，但同时，中国政府组织结构重叠程度、组织行为范围、吃财政饭的人数与人口比例也是世界第一，取得这些第一的社会成本、自然代价、生态背负也是世界第一。这种“发展第一的双重性”，就是系统性风险，就是过去二十多年间隐约犯下的颠覆性错误，就是片面学习带来的问题。

一句话，利益选择上（不择手段地“有什么用什么”）的偏好性片面学习，远不如老老实实的复制性学习，来得稳健！而所谓“复制性学习”，一旦进入人的生命自组织过程，必定会出现“共生思维驱动创新”的现实效应。

所以，不要以为复制性学习是一件容易的事。

联系到今日中美关系与所谓中美贸易战，实际上依然是一个知识自组织灵动力的“学习”问题。我想起20年前写下的这段文字：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亦即文化建设，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并推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等全球大变局。而人类新的千年已然开始，前生态社会和当代性已然到来，我们似乎看到新千年中的第一个世纪，将是亚太地区的崛起，那么我们当真能够刷新人类文化建设的纪录，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吗？（参看《背景主义如是说：文化危机说到底是哲学危机》，2000。收录《原德：大国哲学》P178-18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18年后有今天，我依旧要问这个问题：如果21世纪真的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的崛起——无论亚太、印太，中国都处于中心区域，那么，我们当代中国人已经具备了基于每个人生命自组织灵动力的学习能力，从而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工艺文化上全面“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品格了吗？

陽子2018年11月13日於遼東灣北海小城童心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