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制裁与经济战？

本文是我的新书《制裁与经济战》前言的节选部分。

21世纪是一个研究和实践制裁与经济战的黄金时代。

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让各国之间形成了多元而不对称的复合相互依赖，也为制裁与经济战的运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制裁要发挥作用，前提是发起国和目标国之间存在重要且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在当今世界，除了朝鲜等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福利和生计都与世界市场的波动紧密相连。人们消费的绝大部分商品和技术都依靠主要分布在东亚、北美、欧洲的产业链来提供，绝大部分工业制成品都包含了来自亚美欧科研人员的知识创新，中国、越南、墨西哥和中东欧工人的劳动，以及亚非拉的自然资源。

这种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价值链分工呈现出明显的中心与外围关系，以及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心国家不但比外围国家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离开了某个外围国家提供的原材料，中心国家可以迅速研发出替代品，或者只需要暂时忍受有限的通胀上升；而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外围国家一旦失去中心国家提供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可能将迅速陷入经济萧条与汇率贬值所带来的高通胀与高失业，从而面临政治动荡甚至政府垮台。

更进一步，由于这种分工体系带来的网络效应，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制裁能力和经济权力，不仅来源于中心国家的能力和资源，还来源于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能力和资源，甚至包括受制裁国自身的部分能力和资源。因此，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发生制裁与经济战的可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本书酝酿和写作期间，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下行期。

与1914—1945年间的上一个下行期相似，今天的时代特征是脱钩断链和保护主义而不是进一步强化分工，是公平、安全与韧性优先而不是效率优先，是民粹浪潮和民族主义上升而不是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声音占主流。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更强调动荡变革期的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

在全球化的下行期，国际国内冲突和矛盾在上升，但是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仍然很高。将过去开放融合时代形成的相互依赖转变为武器和权力源泉，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武器化，或者说相互依赖关系的武器化，是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点之一。当然，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现象。

制裁和反制裁的使用与滥用会持续破坏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分工，等到敌对国之间彼此不再依赖对方，或者依赖占比大大下降，那么制裁与经济战的适用空间也就相应缩小了。在这种国际格局中，中小国家如何应对他国的制裁和威胁，如何避免成为大国经济战中的附带牺牲品，愈发成为这些国家政界和学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中国而言，对制裁与经济战的研究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紧迫性和战略性。

当下的中国正在遭受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猜忌、打压和围堵，随着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和战略竞争性的加剧，目前仅针对特定企业、高科技和政治人物的局部制裁未来有可能发展为全面制裁与经济战。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制裁与经济战，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中的紧迫议题。

此外，在重新挤入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面临着捍卫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利益的现实需求，也需要开发和选择适当的对外政策工具。由于中国对和平崛起的承诺和偏好，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话语权软实力的相对缺失，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对外政策工具将主要是经济手段而不是战争或者宣传。

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学界对贸易、投资、援助等合作互利的对外经济政策已经研究得相当充分，但是对制裁与经济战的研究却相对不足，这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供给上的跨学科特点带来的难度，更是因为在2017年之前，中国政府和社会对研究这个议题缺乏需求。

美国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发起的对华关税战和科技战，迅速唤醒了中国，也为制裁与经济战的研究创造了巨大的知识需求。

著名战略史学者、国务院原参事时殷弘教授在他荣休仪式的晚宴上谈及中美之间的制裁与经济战时，语重心长地对本书作者说：“帝国，是习得的。”在美国的制裁大棒之下，中国的知识界与政策界终于意识到制裁与经济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性，意识到习得这种帝国之“治理术”并“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是中华民族回归世界舞台中心的一门必修课。

建立中国范式的制裁与经济战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本书作者试图构建的“人大学派”制裁与经济战理论体系，之所以具有可行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以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的团队为代表的美国学界构建的制裁知识体系，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

首先，这种缺陷体现在对经济制裁“有效性”的误解上。美国学界的主流已经陷入了科学主义尤其是统计方法的迷思，执着于用计数和除法讨论制裁的有效性。本书作者认为评估制裁的有效性应该包括已实施的制裁、公开威胁要实施但并未实施的制裁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外交场合的私下威胁。如果一次制裁被实施却没有实现对目标国行为的改变，我们就能称这次制裁是失败的吗？恐怕不能，因为它可能阻遏了目标国进一步的行为，也可能阻遏了第三方的类似行为，还可能使得制裁方以后的威胁更加有效和可信。

其次，在学科视角上，美国学界普遍受制于单纯的经济学视角，关注的主要是经济福利，但是制裁政策的制定者却是政治动物，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福利。尽管发动制裁会有损自身的部分经济利益，但如果最终成功实现了外交目的，权力收益巨大。

因此本书作者主张，政治权力才是目的；制裁是在经济棋盘上进行的政治游戏。应主要从政治逻辑出发去讨论经济战；经贸投资和金融资本流动等都是手段。用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量、专利数量等指标去比较哪个国家的实力更强，或者计算制裁能带来多大的损益，对我们判断和理解制裁与经济战非但没有反映问题的实质，甚至具有误导性。

制裁与经济战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介乎科学与艺术之间，兼有客观特征与主观特征。

一方面，它具有客观性与跨学科特点，需要对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一般规律的把握和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它与传统战争一样，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与争斗，而作为参与者的现实中的人，本身又是在不断学习、思考和反省的。

研究对象的认知和知识的传播本身会改变研究对象，这个特性在人与人博弈和竞争的场景中反复出现，比如在战争中和在金融市场上都如此。美国著名投资家和政治金主乔治·索罗斯正是凭借对人类社会这一“反身性”（reflexivity）机制的理解，不断地击败全球金融市场而赢得巨额财富。

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与行为之间不断相互塑造、相互否定，并且不断迭代演进，这正是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之处，也是其独特魅力所在。

在历史与真实世界的案例研究部分，大量篇幅集中于对古今中外制裁与经济战的若干经典案例的展示，并通过这些案例检验前面的思想实验和逻辑演绎所得出的理论猜想。案例涵盖汉代、宋代、明代对地方政权的经济方略，拿破仑战争中的大陆封锁体系，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制裁与经济战，冷战中美国对苏联的经济战，美国对若干中东国家的制裁，以及俄乌冲突中制裁与经济战发挥的作用。同时，本书也将对现代制裁与经济战领域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如涉及芯片和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等方面的案例。

最后，在对西方制裁与经济战理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依据当今中国的实践经验构建中国范式的制裁与经济战理论体系。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浪潮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崛起和贸易争端加剧，中国被动地卷入了风暴中心，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制裁与经济战实践经验。

尽管我们在主观上愿意相信互惠互利的全球发展愿景，但客观上中国已经深度参与了当前“大争之世”中激烈的经济博弈。

一方面，过去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正在分裂，区域化或半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特征。

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美国两党间的共识，经济制裁被美国精英视为向中国施压的最主要的武器。我们与欧洲和日韩在产业上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它们的经济命脉产业如汽车、半导体正在被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中国产品替代。西方市场等同于世界市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全球除中国和西方国家外剩余50多亿人口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创造无与伦比的巨大市场。未来，分别以中美为核心的两个市场体系在平行发展的同时，也将碰撞摩擦从而产生激烈的竞争。

另一方面，以俄乌冲突为首的地缘争端引发越来越频繁且激烈的制裁与经济战，中国可以通过学习美欧与俄罗斯双方的制裁手段和反制措施，总结经验并加强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

俄乌冲突对制裁与经济战研究有重要意义，是观察现代大国经济战的宝贵窗口，有助于我们破除脑海中陈旧的迷思。例如，在美欧扣押、冻结俄罗斯政府和民间的海外资产后，我们应该思考中国所持有的规模庞大的美国国债究竟是制敌的法宝还是威胁经济安全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