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欧洲会吊死在乌克兰这颗树上吗？

文 | 丁毅超

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英法两国拥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国有化。这一决定不仅威胁到英法两国的政治颜面，也威胁到欧洲石油供应的稳定。作为回应，英法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秘密策划了夺取苏伊士运河的军事行动。

然而出乎英法意料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仅没有支持这场活动，反而与苏联一道对英法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停火并撤军。美国甚至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压，拒绝向英国提供财政援助，这导致英国面临经济恐慌和货币贬值的风险。

最终，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英法被迫撤军，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也因此辞职。这场危机对英法两国造成了巨大的国际羞辱，并深刻地揭示了英法两国已经不再是全球主导大国。英法联手建立的全球殖民体系宣告崩溃。  

无独有偶，2025年7月2日，五角大楼宣布，由于担心自身库存下降过多，美国已暂停部分对乌克兰的武器运输。不仅如此，在俄罗斯攻占乌克兰最大锂矿所在地舍甫琴科后，特朗普仿佛也遗忘了美乌矿产协议一般，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这些情况不仅使得那些真诚相信美乌协议的可以带来安全保障的地缘政治幼稚病患者感到失望，也将英法等国对特朗普几个月的讨好和舆论宣传变成了无用功。  

正如苏伊士危机中美国迫使欧洲盟友撤退并导致欧洲影响力受损一样，特朗普政府在俄乌问题上不可逆转的态度再次将欧洲抛入影响力崩溃的残酷现实。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演出自己的变色龙本质，迅速从向乌克兰派驻北约部队变成了主动和普京打电话。不得不说，比起特朗普，西方建制派诸公可能更有TACO的本能。

如果说上一次“苏伊士时刻”只是迫使欧洲承认自己沦为二流国家的事实，那么这一次将彻底暴露欧洲的深层脆弱性和分歧，随之而来的影响力崩溃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力量动态和联盟关系，影响长期的战略布局和全球责任分配。

1956年，欧洲面临的是美国直接干预其行动，迫使其屈辱撤退。现在，欧洲面对的却是美国撤回支持和缺乏兴趣，这留下了一个“缺失的空白”，是欧洲“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这不仅仅是被推回，更是被抛在后面。

这种转变也突显了美欧关系的一个根本性变化：美国正在从一个积极管理其初级伙伴（即使是严厉管理）的高级伙伴，转变为一个更具交易性、以自我为中心的参与者，并期望其他方独自承担负担或面对后果。以冷战为基础的跨大西洋联盟根基即将消散。

战争数学

希特勒对瓦格纳的疯狂迷恋并非没有形上学理由。他在瓦格纳的歌剧中看到了以个体意志对抗命运的史诗感。个人命运仿佛在这一刻得以升华。这种人类意志的胜利很难不令人动容。唯一的问题是，意志的胜利也有其极限。正如意志无法在1945年给纳粹德国带来胜利一样，意志也无法给八十年后的乌克兰带来胜利。

如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受到政治意愿的强烈影响。除了泽连斯基个人强烈的表演性人格外，将“国际观瞻”置于真实战场需求之上也是乌克兰广泛依赖外援的结构性悲剧。

乌克兰作为“项目”的结构性悲剧是一个关键的深层问题。套用商业逻辑来说，乌克兰不仅要随时通过财报（战绩）证明继续援助项目的必要性，还不时需要对金主爸爸天马行空的“创意”买单。这种状况将乌克兰从一个为生存而战的主权国家转变为其“金主爸爸”的“投资项目”。

这种“项目”地位从根本上损害了其军事效能，因为战略决策是为了产生“财报”（战绩）以维护“国际观瞻”，而非追求最佳战场结果。这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缺陷，逻辑上保证了次优的军事表现和高昂的伤亡。

血战巴赫穆特是“国际观瞻”最有力的证据。为了维持国际形象，尤其是在泽连斯基亲自将巴赫穆特战役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情况下，乌克兰军队被迫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投入大量精锐士兵捍卫这座缺乏战略价值的城市。

俄罗斯正规军则利用乌克兰士兵与瓦格纳拉锯战的时机，进行了有效的部队动员和新部队的编组。由于无法有效统计乌克兰军队的伤亡数字，只能通过前线记者对医院死亡人数的统计推算，乌克兰至少损失了4.8万士兵；相比之下瓦格纳大约损失了1.3万人。

被网友戏称为“克林基喂鱼”的抢滩登陆计划则是“金主爸爸”突发奇想最明显的表现。在2023年南线大反攻失败后，在英国军方的指挥下，乌克兰建立了一套以海军陆战旅强渡第聂伯河的攻击方案，意图切断克里米亚路桥。

不得不说，英国人的方案充分说明其作为19世纪海权国家的路径依赖。唯一的问题是，后勤怎么办？俄罗斯强大的远程火力意味其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摧毁运输补给的临时桥梁。结果就是由英国人精心培育的乌克兰海军陆战旅不得不在缺乏补给和掩体的情况下在河漫滩的沼泽中苦难行军。

最终在几个月后，由于极大的伤亡比例差距，乌克兰军队被迫取消了这次行动，其所组建的几个海军陆战旅也基本被消耗殆尽。

现代战争是一门系统化的科学。部队的平均作战效能可以通过之前的战场模型进行模拟和预估。武器的产量和威力受制于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的限制，战场的投入兵力则由战争双方的动员能力所决定。在这些影响战争数学的关键问题上，即便俄罗斯已然衰弱，也不是乌克兰可以比拟的。

更何况在乌克兰政府政治意愿的指手画脚下，乌克兰军队在战争数学中的不利态势被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除了CSIS这样铁杆亲乌的战争智库还在极力鼓吹俄军损失即将达到一百万人（比乌克兰总参谋部吹嘘的130万人还是要正常一点点），装备损失惨重，前线攻击动能即将消耗殆尽（即将了快一年）；大多数智库的重点早已不是乌克兰是否会胜利，而是转移到究竟应该立地停火减少损失，还是必须为了西方价值观避免乌克兰失败。

甚至在许多人高呼的战斗意志方面，乌克兰的表现也很难说符合这些人的期待。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专题采访，匿名的征兵办官员承认每月实际能够完成的指标仅为计划的一半，即1万5千人左右。但为了满足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总参谋部只要指标不管实际的想法（完不成就薪资减半），征兵办官员不得不反复将瘾君子、酒鬼和身患严重疾病的无家可归者每月关入征兵中心数日，以此达到表面上每月满足90%指标的假象。

更为糟糕的是，前线的逃兵率同样在节节攀升。根据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月度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因为逃兵被起诉的数量就达到了9万余起，超过去了去年全年的起诉数。

在上述事实面前，任何乌克兰胜利的想法可能必须依赖无法预测的奇迹。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政府暂停援助的做法，对奇迹的信仰将会变成刚性需求。至于被许多亲乌阵营寄希望的军团制改革，即便从最乐观的角度看，俄乌双方也同时在进行部队编制和指挥链的优化。指望通过军团制改革大幅改变战场态势只能说充满了创造性智慧的美感。

特朗普不在乎乌克兰

“战争数学”的严峻现实（乌克兰不可持续的损失、士气下降）成为了欧洲为何如此迫切需要美国支持的原因。对去年的西方建制派而言，随着特朗普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的不断上升，它们不得不面对特朗普二次上台的现实前景。考虑到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长期表态以及美国的决定性作用，如何防止特朗普对乌克兰袖手傍观显然是头等的几件大事。

结合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表现，以及右翼民粹主义席卷西方的力量格局变化，拜登时代以规则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是最先抛弃的说辞，建制派已充分相信将俄乌战争描述为捍卫西方价值观的说法根本不可能打动特朗普。

相反，欧洲建制派将重点瞄准在特朗普本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性格上，他们试图通过从对抗向讨好的转变，影响特朗普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

一种是职场人际关系学的常用做法，即捧高帽。无论是英国首相代表英国国王邀请特朗普访问，还是北约各国承诺在2035年前国防占比达到5%，欧洲建制派用各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赞美和预期试图通过满足特朗普的情绪达到改变特朗普政策的诉求。

其目的不言而喻，即促使特朗普过分高估自己在俄乌问题上的影响力，借特朗普之手施压普京。特朗普施压成功自然皆大欢喜；如果施压失败，欧洲建制派也可以利用特朗普由于心理落差而恼羞成怒的心态让其转向继续支援乌克兰。

另一种则是商业上的资产收益表。用建制派的说法，对于特朗普这样的商人，必须采用更为商业性的语言进行沟通。通过强调乌克兰失败后可能产生的远期巨大损失，他们试图说服特朗普现在对乌克兰追加投资是综合成本最低的时刻。当然这种几千到几万亿美元的预期损失究竟计算是否合理那就是一个科学加上信念的问题。

这种策略有效么？有效又没那么有效。一方面，特朗普确实很享受这种吹捧的感觉，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他与其他西方建制派领导人的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政治决策上，特朗普似乎将欧洲的声音置若罔闻。无论是决定暂停对乌克兰的部分援助还是下令轰炸伊朗核设施，欧洲人总是从新闻中才知道情况。这不得不说《是，大臣》的确是久经考验的政治讽刺喜剧。可能欧洲的外交部长们确实只能通过电视新闻才知道美国盟友的行动。

严格而言，建制派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是无稽之谈。他们对特朗普的厌恶导致其普遍不愿意相信特朗普存在长期逻辑自洽的世界观，而更愿意将特朗普视为反复无常的小丑和儿童。所以他们以为只需要用廉价的象征性许诺就可以将特朗普忽悠过去。

问题是，笔者之前文章曾经指出，特朗普在二十多年前作为改革党候选人时就已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建立了自己的判断，并且这种判断在二十多年内没有发生重大偏移。指望一些好话和非实质性的许诺就说服特朗普继续投资无利可图的项目，恰恰是对商人意识的最大讽刺。

欧洲与特朗普之间战略逻辑的根本错位是欧洲策略失败的核心。事实上，特朗普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欧洲人的烟雾弹所迷惑。在他表面上反复无常的表态背后，他往往会在私下表达出真实的想法。

比如，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虽然特朗普在5月份与普京通话后公开表态普京希望和平；但在私下与欧洲领导人的电话中，特朗普清楚表示，普京不准备现在寻求和平，他知道自己在赢。这也是欧洲一切花言巧语失效的关键原因。

特朗普清楚知道西方民众可能会支持继续援助，但他们绝不会支持为了击败俄罗斯大幅加强自己的负担。尤其是在西方财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乌克兰的援助等同于削减国内开支或者增加本国民众税收。或者把话说的更明白些，以现有力度支援乌克兰是等死，加大力度支援乌克兰是速死。

欧洲再次迎来“苏伊士时刻”

从商业投资理解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争议是一个有趣的角度。乌克兰项目实际上由两个主要投资机构。这一项目近年来一直处于亏损中，且成为其中一家投资机构更换经营策略的原因之一。特朗普作为新的机构负责人认为这一项目没有任何盈利空间，所以决定退出投资。或者在欧洲人真正大规模投入之前，他没有意愿对乌克兰追加任何投资。

反过来，欧洲建制派也不敢在乌克兰情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追加投资，尤其是它们清楚没有美国参与，等欧洲人拿着钱重建完军事生产能力，乌克兰早就成为凉透的尸体。

欧洲建制派畏手畏脚的做法进一步坚定了特朗普关于欧洲人将美国作为冤大头的信念。或者说特朗普的话说，欧洲人在搭便车。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充其量只会投机式地从俄乌问题上捞取一些政治胜利，美乌矿产协议就是这类性质。但他也清楚的知道这份矿产协议并没有什么实际履行的价值，所以当俄罗斯攻占舍甫琴科的锂矿时，整个特朗普政府都以无事发生的态度看着这一切。

这种验证随后“证明”了特朗普进一步脱离的合理性，而这反过来又“加深”了欧洲的战略困境并强化了其瘫痪状态。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恶性循环，将欧洲困在其影响力不断衰退的境地。

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就是欧洲最恐惧的情况——冷漠。本届特朗普政府从根本上就没有将俄乌问题视为美国需要考虑的核心战略问题。在特朗普短暂的调解热情消失后，美国政府将暂时放弃对俄乌和平的构建，直到新的力量平衡达成后（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等到双方都具有真正的和谈意愿后）再参与到和平进程之中。这种缺失的空白是欧洲建制派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

本次美国停止部分武器供应（主要是短程导弹和防空导弹）就是典型的例子。受到安全刺激，美国的军事生产能力在逐步提升，每月爱国者导弹的绝对生产数量也高于俄乌战争爆发前的数量。问题是，美国的生产能力与各国对爱国者导弹的需求之间依旧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

拜登政府时期的做法是将乌克兰的需求排到最高优先级，这必然会导致其他客户交付时间的延期。本届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上不认为乌克兰具有如此重要的优先级。随着乌克兰优先级的下降，美国国防部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也优先试图满足沙特这样的中东优质客户。这才是美国以自己供应不足宣布暂停部分援助的真正原因。

这种在基本问题观念上的巨大差异是越来越多人认为欧洲将再次面临“苏伊士时刻”的底层逻辑。在过去数十年中，欧洲虽然与美国在诸如伊拉克战争这样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重未再现过如同苏伊士危机一样根本性的对立。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俄乌战争仅仅是欧洲人自己的问题，乌克兰更是为了中美博弈而可以舍弃给俄罗斯的筹码。

这不仅意味美国已从主要资助者转变为一个更为超然的观察者，它甚至可能会进一步转化为像艾森豪威尔威胁制裁英法一样的激烈反对者。毕竟对特朗普而言，未来制裁乌克兰也没有什么道德顾虑和意识形态困境。

一旦美国完成上述转变，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将像苏伊士危机一样受到严重打击和下滑。更为令欧洲黯淡的是，上一次只是让欧洲人承认自己不再是地缘政治的玩家；这一次将代表欧洲不再是地缘政治的中心。

甚至在经济上，中美两国也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先进产业链，欧洲制造业水平的大幅下滑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进程将大大加速。

在这种新的地缘政治局势下，各国正日益优先考虑基于即时关切的务实、注重结果的参与，而非意识形态上的结盟。这使得传统的联盟建设和责任分担变得复杂且过时，并反过来导致国际关系格局将更加流动和不可预测。影响力必须通过实际利益来获得，而不是通过意识形态来假设。

对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自身战略重组进程缓慢低效的欧洲而言，这绝对是无法直面的噩梦。欧洲自殖民主义时代留存的国际影响力将会被清扫一空，它只能愈发依赖美国“爸爸”的仁慈，仁慈到不会抛弃愈发丧失利用价值的欧洲。

在欧中问题上，欧洲建制派也存在类似的困境。它往往高度高估自己的影响力，站在意识形态高地审视中国。它对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指手画脚就是典型的表现之一。根据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在这两天王毅与卡拉斯的这两天会谈中，“据称，在长达四个小时、涉及广泛地缘政治和商业不满问题的辩论中，王毅给卡拉斯——前爱沙尼亚总理，去年年底才开始担任欧盟事实上的外交事务负责人——上了好几堂‘历史课，讲了好几堂课’。

”针对卡拉斯的指责，王毅明确表示‘北京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失败，因为担心美国随后会将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北京身上。’”并且“王毅否认了有关中国在财政或军事上为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提供物质支持的说法，并坚称如果中国这样做，冲突早就结束了。”如果南华早报的报道属实，那么这明确不仅明确意味我国是不会为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利益而让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化，更意味着地缘政治中心已不可逆地转向太平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眼下的欧洲国家而言，敦促乌克兰立刻投降可能是短期内利益受损最小的方案。一方面欧洲国家更容易将乌克兰的失败视为乌克兰自己的失败，将核心原因归咎为乌克兰人自己缺乏抵抗意志；另一方面，俄罗斯廉价的能源供给能够有效缓解因为能源价格高涨引发的通货膨胀和制造业成本高昂。

总而言之，欧洲再次面临的“苏伊士时刻”，其残酷性远超1956年。彼时是美国的强力干预迫使欧洲屈辱后退，而今日则是美国的主动抽离，将欧洲赤裸裸地暴露在其自身结构性缺陷与战略瘫痪之上。特朗普政府的冷漠与交易性姿态，无情地撕碎了欧洲建制派精心编织的幻想与卑微的讨好策略，将欧洲推入一个“缺失的空白”——一个它既无能力填补，又无法承受其后果的巨大真空。

欧洲正痛苦地认识到，上一次“苏伊士时刻”迫使欧洲承认其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这一次，则可能意味着它彻底滑向地缘政治舞台的边缘，其残留的影响力将在权力向太平洋转移的大潮中被冲刷殆尽。欧洲将发现自己在一个更加流动、务实、且由中美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其声音日益微弱，行动空间愈发逼仄。

留给欧洲抉择的时间所剩无几，它已不再是美国必须悉心“管理”的关键伙伴，而可能沦为随时可被牺牲的筹码或一个搭便车者。历史的浪潮再次拍岸，这次冲刷的将是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