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PA：“隐身时代”行将结束，何为未来战争制胜的关键？
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
华语智库：2025-07-03 08:02 发布于北京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安全政策专业委员会旗下官方账号
+关注作者：徐秉君（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军事观察员）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副局长 Rob McHenry 与米切尔研究所所长、退休中将 David Deptula。两人对隐身技术的未来价值存在分歧。
2025年6月25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副局长罗伯·麦克亨利（Rob McHenry）在航空航天与太空部队协会（Air and Space Forces Association）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的网络研讨会上，抛出了一个颠覆性观点：“隐身时代”可能即将结束。这一论断不仅挑战了美军近30年来对隐身技术的战略依赖，更将未来战争的制胜逻辑推向了新的维度——从“隐藏自身”转向“主动对抗”，从“动能打击”转向“非动能博弈”。
一、传统观念：赢得战争的制胜因素
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前20年，“隐身技术”几乎被视为现代战争的“圣杯”。自F-117“夜鹰”隐形攻击机在1989年巴拿马行动中首次实战、F-22“猛禽”隐身战斗机在21世纪初服役以来，隐身能力便被定义为“穿透敌方防空系统的核心优势”。其逻辑简单而直接：通过雷达吸波材料、气动外形设计等技术降低目标反射信号，使敌方探测系统“看不见”或“难锁定”，从而实现“单向透明”的战场优势。
这种认知在美军的装备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从B-2“幽灵”隐身轰炸机（1997年服役）到F-35“闪电II”联合攻击战斗机形成战斗力，隐身技术贯穿了空中打击平台的核心设计；甚至连加油机、运输机等传统“非战斗平台”，也被纳入隐身化改造计划——2025年，美国空军正推进“新型隐身加油机”项目，目标是让这类体积庞大、速度缓慢的支援飞机也能在高威胁环境中生存。
支撑这一战略的，是当时技术条件下“探测-隐身”的失衡：传统雷达受限于功率、带宽和算法，对低可观测目标的探测距离和精度有限。因此，隐身平台一度被视为“无解”的战场规则颠覆者——无论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F-117被击落的偶发事件，还是2011年伊朗通过电子战俘获RQ-170隐身无人机的个例，都未动摇美军对隐身技术的信心。
然而，DARPA的最新判断却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战争制胜因素的核心，始终是“技术代差”而非单一技术本身。当探测技术因量子传感、AI融合等突破实现跨越式进步时，曾被视为“绝对优势”的隐身技术，正迅速丧失其战略价值。
DARPA 副主任 Rob McHenry 在 AFA 米切尔研究所“航空航天之国”网络研讨会上讨论了该机构的持续努力和对未来颠覆者的评估。
二、“隐身时代”行将结束：量子传感与探测革命
麦克亨利在研讨会上直言：“我们无法在作战意义上以现实的方式隐藏。”这一结论的背后，是DARPA对未来传感器技术的深度研判——量子传感的崛起，正在彻底改写“探测-隐身”的力量平衡。他说，DARPA 正在努力应对这一发展的影响。这个秘密的研究机构发起了多项计划，探索速度、机动性和承受战损能力方面的进步——成功后，军队可以在战斗中占据优势。
（一）量子传感：从实验室到战场的“透视眼”
量子传感技术的本质，是利用量子力学原理（如量子纠缠、原子干涉）对物理量（如时间、温度、旋转、磁场）进行超精密测量。与传统传感器相比，其精度可提升数个数量级。例如，基于原子干涉仪的量子重力仪，能探测到地下数公里处的地质结构；量子磁强计则能通过微弱磁场变化，定位隐藏的金属目标（如潜艇或隐身飞机）。
量子传感收集有关时间、温度、旋转等的原子级数据，以前所未有的精度确定物体的位置。更关键的是，量子传感正从“科学概念”加速向“工程应用”转化。麦克亨利指出，DARPA已掌握将量子传感器集成到“小巧轻便”平台的能力，这意味着未来战场可能出现大量低成本、分布式的量子传感节点——它们可部署在卫星、无人机、地面基站甚至单兵装备上，形成覆盖空、天、地、海的全域探测网络。
（二）AI与传感器融合：让“隐身”无处遁形
传统雷达的探测逻辑是“单点定位”，即通过单个或少量雷达站的回波分析目标位置；而未来战场的传感器网络则是“多源融合”——AI算法可实时整合量子传感、红外、光学、电子侦察等多维度数据，形成目标的“全特征画像”。
以隐身飞机为例：尽管其雷达反射截面积（RCS）极低，但高速飞行时与空气摩擦产生的红外信号、发动机尾焰的热辐射、甚至机体材料因应力变化产生的微弱电磁信号，都可能被量子传感器捕获。AI算法可将这些“碎片化信息”拼接成完整的目标轨迹，从而突破隐身技术的“单一维度优势”。
（三）隐身技术的“成本-收益”失衡
即使隐身技术仍有局部效用，其“性价比”也已大幅下降。美军现役隐身平台（如F-35）的采购成本高达上亿美元，维护费用更是远超非隐身战机；而量子传感器的成本却因技术成熟度提升和规模化生产快速下降。麦克亨利调侃道：“如果发射一千瓦的能量就会被发现，那么为隐身投入的巨额资源，可能不如用来提升速度或生存能力更划算。”
这种失衡在装备发展规划中已显现：美国空军虽仍在推进F-47战斗机、B-21轰炸机等隐身平台，但DARPA已将研究重点转向“速度、机动性和战损承受能力”——例如，探索十年后高超音速武器的实战化应用，研究如何让飞机像海军舰艇一样“承受打击并继续战斗”。
三、网络、电子战：未来战争的制胜关键
当“隐身时代”行将走向终结，DARPA为未来战争指出了新的制胜方向——网络战与电子战（EW）的深度融合。麦克亨利强调：“在未来任何行动中，网络效应都将部署在各个级别的战斗中。如果飞行员对非动能武器的重视程度不如导弹和枪支，我们将输掉下一场战争。”
（一）从“辅助手段”到“核心武器”的角色转变
传统战争中，电子战（如雷达干扰、通信截获）和网络战（如数据攻击、系统渗透）多被视为“辅助性战术”，用于为动能打击创造条件。但在DARPA的未来战争图景中，它们将成为“首选武器”——其效果可能比导弹更直接、更高效。
麦克亨利列举，在台海冲突的假想场景中，双方将首先争夺电磁频谱的控制权：干扰对方雷达以瘫痪防空系统、入侵指挥网络以误导决策、劫持无人机数据链以反向控制装备……麦克亨利将这种对抗称为“电磁世界末日”，并警告：“如果我们无法在这种环境中有效作战，即使拥有最先进的隐身战机，也可能在第一波攻击中失去战斗力。”
（二）当前的“能力鸿沟”与DARPA的应对
然而，美军目前的训练与装备体系，远未适应这一转变。麦克亨利指出，在大多数飞行员的训练演习中，网络战与电子战的“非动能效果”是与战术操作“分开教学”的——飞行员熟悉导弹发射按钮的位置，却未必知道如何通过网络攻击瘫痪敌方系统；他们能背诵雷达对抗的标准流程，却无法在复杂电磁环境中快速调整战术。
为填补这一鸿沟，DARPA正推进“数字RF战场仿真器”（DRBE）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构建全球最大的超级计算机集群，模拟真实射频环境中的电磁信号传播、干扰与对抗。通过将雷达、通信系统的射频后端连接到DRBE，美军可在实验室中复现“真实战场的电磁复杂度”，从而测试装备在极端环境下的性能，并训练人员的实战应对能力。
更具突破性的是，DRBE采用了“晶圆级半导体”技术——单枚12英寸晶圆上集成超过100万个计算内核，所需功率仅为传统超级计算机的一小部分。这意味着未来战场可能出现可移动的“电磁战实验室”，为前线部队提供实时的电磁环境模拟与战术支持。
（三）“蓝色按钮”的隐喻：从“工具”到“本能”的跨越
麦克亨利用“红色按钮”与“蓝色按钮”的对比，形象概括了未来战争的需求：“飞行员需要像熟悉发射导弹的红色按钮一样，熟悉发射网络效应的蓝色按钮。”这不仅是装备操作界面的改进，更是作战思维的根本转变——非动能武器不再是“备选方案”，而是“第一选择”。
这种转变需要从装备设计、人员训练到作战条令的全面重构。例如，未来战机的驾驶舱可能集成网络战终端，允许飞行员实时调用病毒攻击、数据欺骗等手段；指挥体系将更依赖“电磁频谱控制权”评估，而非传统的“制空权”统计；甚至战争的胜负标准也可能从“摧毁多少目标”转向“控制多少节点”。
结语：战争制胜逻辑的再定义
DARPA对“隐身时代终结”的论断，本质上是对战争制胜逻辑的一次重新校准。从传统的“隐身突防”到未来的“电磁博弈”，背后是技术革命对战场规则的重塑——当探测能力突破隐身的极限，战争的胜负将更多取决于“主动对抗”的能力；当非动能武器的效能超越动能打击，战争的形态将从“摧毁”转向“控制”。
然而，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Mitchell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院长、退役中将戴维·德普图拉（David Deptula）表示，隐身的必要性仍然至关重要。“隐身增加了渗透的可能性，并降低了拦截隐身飞机的可能性，”德普图拉说。“麦克亨利先生提出的是，这些概率可能正在发生变化——但事实是它们将继续存在。”
尽管目前传统观念仍占主流，但麦克亨利的观点揭示了未来战争新的制胜趋势。这一转变对军事强国提出了双重挑战：一方面，需加速淘汰基于旧技术代差的战略依赖（如过度投资隐身平台）；另一方面，需构建适应新技术环境的装备体系与作战理论（如网络电子战的实战化应用）。正如麦克亨利所言：速度对于国防工业基地也很重要。“面对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的竞争对手，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代装备’，而是‘可快速迭代的能力’——软件可以在一天内更新，战术可以在一小时内调整，这样才能在战场上保持优势。”
未来战争的制胜关键，或许已不再是某一项“颠覆性技术”，而是对技术趋势的敏锐预判、对作战体系的灵活调整，以及对“人-机-环境”关系的重新理解。DARPA的警示与探索，正是这一逻辑的最佳注脚。
